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和地方建构

戴俊骋　李露

Doi： 10.19 765/j .cnki.1002-5006.2019.05.002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地方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以社区为代表的地方要素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组成部分。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的要求，保护实践须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保护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通过组织保障强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地原则，特别是第二十一条界定的“相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形式和内涵在两个以上地区均保持完整的，可以同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将地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超地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旅游是非遗与旅游的碰撞，是一种有效的活态传承，合理的旅游开发能保护非遗的活态性。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式建构地方的方式也不同①。原生自然式对地方的依赖程度最高，是在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以在地居民或村民的自然生活生产和村落的自然型态为旅游内容。原地浓缩式则是在一定行政功能文化区界限内，把散布在该级行政区级别之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开发成非遗景区或者作为某个景区的非遗功能区部分，集中呈现其非遗的精华。原地浓缩式的开发方式，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尺度放缩，已经呈现出一定的超地方性，但往往是将某功能文化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一起，主要是市、县级的非遗体验基地或带有非遗体验功能的景区。集锦荟萃式则完全是超地方的，将不同功能文化区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某个主题景区内呈现，主要是大城市中的非遗体验景区，将遍布各地的非遗项目集中于一处。还有主题附生式的非遗旅游方式，将某种非遗文化主题与特定功能的旅游业态结合，非遗的地方性成为游客体验性的附庸。

伴随着AR/VR等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形式也有了新的延展。从商品价值的递进规律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正沿着从初级产品一产品一服务一体验的规律演进，并在体验经济阶段实现其最高价值且显著增长。依托Pine II与Korn共同编纂的《湿经济》①一书中对新形势下体验经济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可按照时间（有、无）、空间（有、无）、实物（现实、虚拟）3个维度进行排列组合，将组成6种变量（时间、空间、实物、无时间、无空间、无实物）和一个2x2x2=8维矩阵（现实、增强现实、替代现实、扭曲现实、虚拟、增强虚拟、实物虚拟和镜像虚拟）。过往对技艺类、音乐舞蹈类、信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品尝、观赏等实时实地的现实体验，转向非遗ARG游戏、随境游戏非遗植入的增强/替代现实，再转向以非遗表情包、非遗直播等为代表的无空间维乃至超越时空的虚拟体验和镜像虚拟②。特别是在最新的研究中，随着ICT技术的发展，通过人的“虚拟化身”和“沉浸情境”的互动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带来的体验感、参与感、环境感也在不断升级③。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与地方的联系似乎不再紧密，甚至可能带来地方的消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地方建构意义

对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对地方的建构仍有其现实意义。首先，很大程度上，我们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往往在认知上将地方性与非遗的原真性视为一体，认为充分体现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才具有原真性。但正如Cohen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显示，这种原真性实际上是可协商的，而不是单纯的原真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非遗文化的新发展也可能获得真实感，商品化不一定会破坏文化产品的意义，它可能会改变或添加新的意义④。大量经验研究也表明，无论是在地居民还是过往游客，其要求保持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并不意味着地方民众完全反对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资本运作的商品，完全恢复“它原本是什么”之意，而只是希望能按照他們希望的方式去传承和阐扬这些文化⑤。这种地方民众期冀传承的路径和方式与地方性知识的植入休戚相关。地方性知识可以在旅游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依赖于地方精英及其组织的力量，利用地方性知识来塑造原真性，并最终实现在旅游情境下的再生产，从而实现“在了解中保护、在认同中开发”。

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可以提供一种独立于地方的身份来源，成为一种“存在性旅游”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体验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机制，通过区别我者和他者，来重建和交流地方认同和归属感。在全球文化遗产和旅游业的合作生产的大趋势下，旅游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的生产机器，一个完善的旅游系统（旅游行动者，地点、企业以及旅游者本身）有助于产生一个新的遗产系统（遗产地点、实践和行动者）③。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不能一味关注旅游体验本身的刺激性，而应该强调个人解释和非正式叙述在地方建构上的重要性。只有以在地主体的地方依恋为基础，寻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中原住民的人地连结，促使其参与保护他们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去，才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性⑦。而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如若以全新体验技术之名去地方化，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地方的脱节，不但不能增进游客对地方的了解，反而可能削弱人们对地方的认识，甚至成为障碍。

再次，重塑地方话语的主导权有助于抵抗非遗旅游开发过程中的精英话语体系造成的均质化。从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权利话语体系来看，主要是国家、资本、学界生产的行政话语、产业话语与知识话语的博弈结果⑧。首先是国家层面通过文化政策和行政制度将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以名录为核心的“非遗保护体系”以及转型期文化重建当中，进而融入国家叙事的主旋律;其次是市场运作通过将遗产资源变成文化资本，在旅游业、文化产业的兴盛中，促使民间文化既焕发生机

①约瑟夫·派恩二世，基姆·科恩.湿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②王忠，吴吴天体验经济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为例[J]青海社会科学，2017，（6）： 146-152

③GRAVARI-BARBAS M.Tourism as a heritage producing machine[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25：5-8.

④COHEN E.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J]. Annalsof Tourism Research， 1988， 15（3）：371-386

⑤覃琮地方性知识在“非遗”保护巾的作用及实现方式——广西宾县“庙”“场”之争的个案启示[J]文化遗产，2016，（3）：72-80

⑥GONZALEZ M V Intangible heritage tourism and identity[J]Tourism Management， 2008， 29（4）： 807-810

⑦ TAN SK，TAN SH，KOKY S，et al Sense of place and sustainability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case of George Town and Melaka[J].Tourism Management， 2018， 67：376-387

⑧祝昇慧民間文化场域巾“非遗”话语的接合与博弈[J]中原文化研究，201 7，（3）： 66-72.活力，又发生变异变质;最后是学界精英通过非遗话语进行多学科的整合和经典化运作，使学术话语由学院延伸到社会公共领域，介入文化实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话语往往是缺位的。要么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成为政策的执行者;要么在市场话语体系中，接受资本话语对地方的构形;要么在学界话语体系中，成为文化实践的案例地。原本最应具有地方活力烙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陷入了模式化的精英话语再现，亟须在葆有地方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基础上进行地方重建。

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地方重建依赖于地方非遗传承人的确权和权益兑现。造成非遗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地方话语缺位，根源实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缺位。非遗的传统传承方式以基于亲缘的宗族代际相传和基于业缘的师徒体系相传为主，其传承方式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相较于原生自然式，非遗旅游开发中更多采用的原地浓缩式、集锦荟萃式以及超时空的虚拟体验方式，是建立在地方非遗资源集中授权体系基础上的，且往往由地方政府行使代理人角色，广大非遗传承人的权益被整体代表，由此产生的利益被让渡给非遗旅游的开发者。传承人成为非遗旅游项目中的展演者，其作为非遗活态重要见证者和主要建设者的价值并未充分兑现，也导致其主动传承的动力不足，由此造成众多非遗的萎缩。因此，保障地方非遗传承人的价值确权和兑现应成为非遗旅游开发和非遗活化的关键要素。

总之，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是在保护文化传承、遵守国家政策和照顾地方的夹缝中实现的，也意味着地方性知识、地方话语和传承人群体在某种程度的妥协。依赖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转化，尊重地方民众的认同意愿，重塑地方的话语体系，保障地方非遗传承的价值，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旅游资源的地方建构过程成为地方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源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