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新论速览
喻国明在《新闻与写作》撰文认为,今天的渠道已经不是传统的物理渠道构成,而是关系渠道所构成。应用关系法则构建新闻端口:构建新型渠道体系,打通媒体转型的任督二脉。
1.渠道运作:以终端平台为中心’服务用户。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网站、App、微信公号、微博账号等作为终端平台,承载了信息传播和综合服务的功能。线上的信息传播,要做到差异化运营,微博、网站分发一手快消息,微信、App做深度聚合内容,传统媒体阵营做一线事实传播。提升平台内容的吸引力和与用户的关联。
2.渠道格局: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
传统媒体转型,依靠单一的网站、客户端、微信公号、微博账号等平台,提升内容的吸引力,尚不能说能够完全突破用户和流量的瓶颈,还要根据互联网用户特征,从多维的用户关系角度,构建形式多样的渠道格局,实现协同共振的效应。
3.渠道结构:扁平化’垂直深耕用户关系。
扁平化的渠道结构,即传统媒体的产品与用户之间没有其他中间环节,这就需要传统媒体构建垂直落地。比如:重庆商报的“掌上车市”客户端,通过对有购车意愿的用户进行购买成交帮助,对已购车用户提供用车生活帮助,提供便捷用车工具,创造本地有车族新生活方式;此外,整合汽车品牌厂商、本地汽车经销商集团、4S店,提供信息发布、促销展示平台,为泛汽车行业提供本地化车主的生活圈层信息推广服务。专注一个垂直领域,整合实现价值的链条、关键点、关键环节资源,进行本地化服务,深耕用户关系,是传统媒体转型的路径之一。
隋岩、常启云在《新闻记者》撰文认为,社会化媒体具有其技术上所偏向的公共性。但是建立一个基于网络社会的“美丽新世界”,依然需要付出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既包括建立不同共同体间的对话机制,也包括对构成社会的个人所进行的“公民教育”,以及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收编。
1.以对话代替对抗。
社会化媒体的群体传播带来了社会调和的可能,同时也带来了群体极化的隐忧。倡导对话及建立健康的对话机制成为协调不同认同的有效路径。只是在社会步入现代化之后,对话变得着实不易,各种“交流的无奈”充斥着现代社会。对话不仅能进行社会的调和,也能在冲破现代性对交往的设置的障碍之后重拾每个人的价值。
2.培养真正的公民意识。
不同的媒介形态需要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社会化媒体的发展与应用带来了个体主体性的崛起,也带来了新的认同模式,个人有了影响议程的可能性与力量。但是在这种变迁之后,媒介素养教育也应该超越“保护主义”范式走向公民教育,培养一种普遍的公民意识,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会用新媒体、善用新媒体,有效行使自己的表达权,构建一种良性而健康的不同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对话模式。
3.警惕无所不在的商业化收编。
在公民教育之后,还应该警惕个体主体性的崛起有被商业所收编的可能性,因为当个体的反叛仅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对严肃社会问题的讨论变成一场娱乐时,所谓的网络文化就真正走进了荒漠。这既需要用户的自省,也需要传播学者以其专业化的视角投身于正在发生的社会活动,以社会公共性的视角尽力避免商业化收编。
朱清河、汪罗在《现代传播》撰文认为,在日常新闻传播实际运作过程中,典型的遴选、形塑与刊布无时无刻不折射出内隐其中的政治权力、媒介权力等各种权力要素之间的协调、合作、博弈与争斗的印痕。
1.典型报道的转向。
在后现代社会的转向中,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原先的传统典型报道“高大上”的宣传模式逐渐被新型的被视为“上帝”的受众敬而远之。政治权力、媒介权力机构主导、制造“典型”的局面被打破,使得典型报道原有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一元独占到多元纷呈的政治脱敏状态,重构新闻典型的遴选与评价应为改进典型报道的当务之急。
2.典型报道运作的基本逻辑与方式。
典型报道应试图跨越现行的权力场域,一方面需要媒介在选取“典型”时做好把关,控量而重质;另一方面,更需要媒介在讲述“典型”时尊重客观事实,在建制内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与现实的语境,消弭预设的立场与取向,从而达到一个典型报道得以健康形塑、发展、传播的媒介生态体系。
3.新时期典型报道的创新路径。
想让典型报道获得进一步的实践拓展及机制保障,就必须在报道方法上秉持走向公众而非趋向公众。走向公众,即要求媒介将自身的报道旨趣与公众生活的现实形成观照,并在观照的过程中更加从容、主动地深入基层、深入公众生活;而趋向公众则指媒介摒弃专业理念,完全依附于公众的消费心理与欣赏口味,失去典型报道所能赋予人的心灵涤荡、精神内省的人生观导向作用。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典型报道中的所有要素都应是鲜活的、真实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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