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瓦格博来自神山的声音

『在他们的眼里，大山并非只是衣食之源，更是思想和生命的诉说对象。当他们的文化和自然被开发和利用时，他们希望有人倾听他们的声音。』卡瓦格博是藏区有名的神山。1991年攀登卡瓦格博山难事件以后，卡瓦格博地区的人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影像成为他们表达想法、保护民族文化的方式。

外人不认识的冰川

扎西尼玛用这样一段话勾勒出卡瓦格博脚下村落的分布：明永村坐落在卡瓦格博峰主峰下的 S 形山谷里，『明永』，藏语意为『明镜』，因村后雪山上倾泻而下的巨大冰川而得名;《德钦县地名志》里将村名说成是『火盆』，并作了这样的注解：明永背靠雪山冰川下，而气候温热，故得名;从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来到明永村的喇嘛白玛东珠说：『明永，就是明镜的意思，因为它像镶嵌在卡瓦格博身上的一面镜子。』当地藏人无一例外也是这么解释的。明永村左边的村子叫斯农，意为『明亮』。还有隔澜沧江正对着卡瓦格博主峰的布村，『布』即怀抱，意思是卡瓦格博怀抱里的村庄。这三个村庄都依附在卡瓦格博主峰的山脚下，唇齿相依。明永村是这一带的中心，还被藏传佛教认定是胜乐金刚自然天成的坛城。

作为当地有名的诗人，扎西尼玛喜欢一切文字性的表达，不过关于卡瓦格博神山，他最为外人所知的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冰川》。

从1991年中日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开始，当地人第一次认识到外界如何看待他们的神山卡瓦格博，他们集体诵经来阻止攀登，以这样的方式表明态度，但并没有站出来发声。这样的沉默一直持续到1999年，包括扎西尼玛在内的几个年轻人成立了卡瓦格博文化社，目的是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是近十年来卡瓦格博地区“乡村影像”的主要推动者。

当地村民最常见的传播媒介就是影像——20世纪90年代，来自电视台、录像机、影碟机的各种影像就已渗入到村庄。在外来者的镜头中，当地人被当成拍摄对象，但是要论对这片地域和神山的了解，谁又能比得了当地人呢？

2004年，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与卡瓦格博文化社共同开展了一次关于神山的全面调查。这次调查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外来的探险家没有做过，藏族人自己也没有做过。”调查中，扎西尼玛和伙伴们走访了90多座大大小小的神山，描绘出令人惊叹的庞大的神山信仰体系，以及人与神山之间的关系。

明永村境内就有20座神山，其中，卡瓦格博、布穷松吉吾学、玛兵扎堆吾学、加瓦日松贡布、帕巴尼丁久卓这5座是全藏区普遍信仰的神山。村民说，布穷松吉吾学和玛兵扎堆吾学是卡瓦格博的两个儿子，布穷松吉吾学是幼子，玛兵扎堆吾学是长子，也是卡瓦格博最勇武的战神。

关于神山有很多传说。坡阿尼贡神山，过去曾是明永村木材的主要砍伐地，也是放牧点，海拔3000米以上有3个夏季牧场。传说此山是卡瓦格博放牧马鹿的地方，曾有村民在山上猎杀马鹿后得了怪病，后来就没人敢在山上伤害野生动物。滚南布那神山是进入卡瓦格博的门槛，传说是卡瓦格博最凶猛的护法神，曾有人在神山附近发现大量珊瑚，于是采了一根又一根，结果发现怎么也无法走出此地，直到把珊瑚放回原处，才得以下山。

在这些传说中，卡瓦格博不仅是神，也是人们行为、精神的指导者，所以当地人也将卡瓦格博称为“阿尼卡瓦格博”，“阿尼”是爷爷的意思，可见感情之深厚。

1999年开始，明永冰川吸引了大量游客，“全村 70 多匹骡马根本顾不过来……1999 年村里牵马的收入是平均每户 8700 元，2004 年平均每户 1.8 万元，2006 年平均每户突破 5 万元。2014年出于环保的考虑，所有的骡子都卖了，因为公路代替了骡马道，环保车代替了骡马，作为补偿，旅游公司每年支付给村民5.5万元。”

纪录片《冰川》是2003年拍摄的，当时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已经很显著，村民们忙着牵马，顾不上农活，一日三餐吃的是白米饭，穿着也很时尚，德钦的冲锋衣市场火爆，North Face等品牌在村子里毫不稀奇。

而冰川却在后退。2002年，明永冰川的前沿从原来的海拔2660米后退了近200米，冰川厚度从300多米变为150米左右。冰川消融引起了议论，扎西尼玛把摄像机带进村子，带进村民家里，让大家说出自己的看法。

“很早以前，洋人来这里收集植物种子。他派了两个人从莲花寺对面上去，发现对面有一个自然显现的海螺遗迹，莲花寺与海螺遗迹之间的冰层很厚。其中一个人在那里拉了泡屎，他又往上走，却总是回到那泡屎旁边。走了一整天，没办法，只得下山来。他们跟洋人讲，洋人说不怕的，我可以让冰川在100年后化掉，随后就在莲花寺的冰上烧火，架起大锅，放进酥油，做起法来，此后冰川就明显消融了。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消融的原因？第一是用电，人随便上去，不爱护森林，污染冰川……现在冰川像得了大病，一天天消瘦……还有就是天干雨少，如果雨从山上流下来，就不会这样了……如果游客只在钢架桥上观赏，不准上冰川，不丢垃圾，冰川就没有大的污染。”

“以前冰川消融，只是冰舌收缩，冰下面不会融化，现在既有收缩又在变薄。2000年以后，来的人多了，污染严重，又通了电，三件事碰在一起，特别糟糕。”

此外，“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冲犯了卡瓦格博神，引起了‘查都（愤怒的惩罚）”的看法也很普遍，所以村民们每年都举行盛大的神山供祭仪式，想尽办法请求山神的宽恕。

十多年后，在2015年“对话·卡瓦格博”论坛上，原中日登山队成员小林尚礼展示了他对明永冰川的监测图，图上显示，十年间冰川一直在后退（2016年的冰川前沿在海拔2900米）。六年前，在过去冰川融化的地方长出的沙棘树最高只有1米多，前段时间扎西尼玛和同伴们发现沙棘树已长到约四五米高，成了茂密的林子。科考的人进来研究，发现原因可能不止是旅游开发，也有全球变暖的可能。这让村民心头的重负略微得到缓解。

从冰川消融到现在的十多年，村民对旅游的看法、对冰川后退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目前，村民们不再将冰川消融的原因归咎于旅游，他们考虑的问题很实际，比如怎么样处理游客进来的垃圾。“但更深层次的东西呢？”扎西尼玛的下一个纪录片正在酝酿。

卡瓦格博大事记

传说

佛教尚未传入藏区时，卡瓦格博就是苯教的神山，位居神山之首，统领着其他神山、地方神和地主神、龙神。

佛法最初传入藏地时，藏王赤松德赞和大国师静命从印度请来第二佛陀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在卡瓦格博地区的十八座最有加持力的圣地中修炼了一百年，并对卡瓦格博神灌顶，使其威力大增。莲花生大师回到印度，对印度国王宗曲白顶说，现在已经到了卡瓦格博圣地向世人开放的时机，你应该派人到卡瓦格博圣地建立胜乐金刚的宫殿。宗曲白顶于是派遣大德松饶喇嘛前往建庙，这座庙就是莲花寺。

1991年

中日联合登山队1987-1990年在卡瓦格博进行考察，当当地人知道他们要“登上神山的头上”时非常震惊和不满。

1990年在飞来寺举办出发仪式后，登山队先后建了四个登山营地。12月28日，登山突击队员到达6200米的高度，因暴风雪突至取消登顶。成千上万的藏民在飞来寺诵经，阻止攀登。

1991年1月4日，山上17名队员失去联系，错过4天晴天的救援时间后，救援失败，搜索队下撤当天再次发生可怕的雪崩。

之后，出于对死难者的感情，云南省为京都大学登山队保留了5年的首登权。1996年，登山队再次进入卡瓦格博。当地人全部下山，告诉登山队：要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就先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因气象原因，这一年登山队再次登顶失败，引发各界对登山运动应尊重当地文化的讨论。

经过几年的讨论、呼吁，2001年，当地人大正式立法，禁止攀登卡瓦格博神山。卡瓦格博成为世界上唯一一座禁止攀登的山。

1999年

成立明永冰川景区。

2010年

成立梅里雪山国家公园。

马鹿、岩羊、狼

豺狼，被人们认为是卡瓦格博的狗，虽然有时害死牲畜，人们也不轻易伤害它。卡瓦格博山区的动植物得以自由地繁衍。马鹿和岩羊是卡瓦格博山区常见的动物，生活在林线2350米至高山草甸4200米之间的茂密森林里，森林里还栖息着松鼠、熊、麝、小熊猫、苏门羚等多种动物及雪鸡、锦鸡等各种鸟类，主要植物有松茸、杉树、竹子、高山杜鹃、栎树等。

莲花寺/归堆庙

一提到明永村，藏人就会说：“明永归堆。”卡瓦格博内外转经都必须朝拜明永“尼农”（圣地内宫）的归缅庙和归堆庙，否则所获功德不具足。归堆庙现在被称作“莲花庙”或“莲花寺”，很可能是云南藏区最早建立的藏传佛教寺庙，主要供奉佛祖释迦牟尼和莲花生大师像，还供奉着胜乐金刚坛城。

斯那都居老人

斯那都居老人年轻时是神枪手，经常在卡瓦格博山区打猎。1981年，人们亲眼见到斯那都居“疯了”，他接连几次在神山上打猎时看到奇怪的现象，直到他向神山真心忏悔，不再伤害动物，“疯病”才好转。此后斯那都居老人建了一座庙，还组建了巡山队保护动物。

大扎西

大扎西是明永村原村长，也是明永的百科全书，曾为神山调查小组画过明永村地图，把神山、森林、物种、村落、田地、寺庙、溪流、泉眼的分布清晰地展现出来。他擅长捡松茸，在夜色的掩护下出门，看见松茸不忙着采，坐下来抽一根烟，左看一眼，右看一眼，嘴里说：“好好好，好得不得了！”抽完烟，才把松茸一朵朵放进蛇皮口袋。邻居跟踪他采松茸，他也不气恼，说这片树林是大家共同的资源，谁有福气谁就能得到，自古就是这样的。

弦子

故事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白色的岩峰上歇落一只纯白的雏鹰;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绿色的核桃树上飞来一只翠绿的鹦鹉;

我喜欢红色上面再加一点红，

犹如红色的檀香木上停着一只火焰似的凤凰。』

——萨荣弦子

据说卡瓦格博地区最好的弦子在羊拉，羊拉最好的弦子在萨荣。2002年，为了寻找最正宗的弦子歌者，为其录音，卡瓦格博文化社的发起人之一斯郎伦布和同伴在危险的山路上转来转去，终于来到偏僻的小村萨荣。当时录音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为了配合我们的录音工作，这一家人没做饭，没喂牲口，从下午4点一直陪我们耗到晚上11点。开始录音，刚唱两句，门外的大公鸡忽然叫了起来，只好从头再来。录着录着，猪又哼哼了，前功尽弃。这户人家的老奶奶想看热闹，央求说：‘我看看行不行？我们就告诉她不能发出声音，可是老奶奶身体不好，不时咳嗽，她就把嘴捂住，尽量不发出声音。后来实在不行了，她主动走了出去，在房子外面一直等到半夜……”

萨荣弦子的专辑做完了，盗版大量上市，斯郎伦布也不生气：“盗版流传得更广，传播了文化。”2003年，卡瓦格博的转山路上到处都能听到萨荣弦子的声音。

作为藏族传统歌舞，当时弦子舞却没有多少年轻人会跳，为了复原文化传统，卡瓦格博文化社办起了弦子擂台赛。第一年，鼓励村民动手做“兵永”（藏族的胡琴，弦子的伴奏乐器），年底验收、集中展示，由村里的老艺人负责评比，做得好的奖励糌粑盒，差一点儿的给一个装酥油饼的木碗。后来他们又和村委会合作，村委会负责组织比赛，文化社负责筹集资金、组织艺人。

最有趣的是准备参赛的过程。“藏族人重名誉，好胜心强，为了赢得比赛就拼命地学，村里会跳弦子舞的老人成了抢手货。人们每天收工后都凑到一起学弦子的曲子、歌词，老人们不遗余力地教，年轻人认真地学，许多以前不会跳弦子的年轻人也开始学跳。那些弦子歌词中的理念，也慢慢开始传递到年轻人的脑子里。”

2005年至今，文化社已经在8八个村委会开展了弦子擂台赛的分赛，有50多个村庄、近100支参赛队、2000余人直接参与了弦子竞赛。弦子歌舞衰微时，一把音色上乘、做工考究的“兵永”，在市面上标价50元都无人问津。到2007年，德钦县城经常可以看到一边拉着弦子一边兜售的民间艺人，一把普通的弦子售价100元左右，最好的可以卖到300元以上。

2012年，文化社组织乡村影像培训，第一期学员的作品中就有《弦子故事》，记录的正是关于弦子的点点滴滴。

自身

影像其实是回望

次里卓玛性情爽朗。她大学毕业后在卡瓦格博当导游，和斯郎伦布一样，也是文化社的发起人，她和我们分享了更多乡村影像背后的细节和对影像的思考。

在神山调查中，队员们发现了香柏树的问题。香柏树，是卡瓦格博地区的珍贵物种，生长缓慢但香味浓郁，常被当地人用来烧香。因为烧香的宗教习俗，香柏树的数量在整个卡瓦格博地区减少了很多。纪录片《香柏树的春天》拍完以后，村民主动约定，每村只派一两个村民卖香柏树枝，收入均分，其余人则不许卖，违者罚款。大家也开始用生长快的栎树枝来替代香柏树枝，整个卡瓦格博地区的香柏树市场得到了规范。

在拍《我们佳碧村》时，次里卓玛作为拍摄者，会和村民一起商量拍摄的内容。男人们说：拍斗牛，因为他们去别的村子看人家斗牛，觉得非常刺激;女人们集体反对，说斗牛太血腥，又说男人们斗牛还赌钱。双方争执起来，最后女人们同意加入一小段斗牛的影像，而男人们也承诺不去赌钱。本来只是在商讨拍摄内容，结果在过程中人们共同处理了一些平时忽略的问题，影像成了处理村务、生活的一种方式。

拍摄中，村民会一起思考这些问题：我们要拍什么？我们要给别人看什么？我们要给自己留下什么？最后大家一致说：拍传统婚礼吧，因为传统婚礼上的仪式、礼节以及唱诗方式的祝词，包含的是我们藏族人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和为人处世的道理。

在外人印象里，8月是卡瓦格博最美的季节，村庄绿油油的，可是在拍摄过程中，村民却说，其实8月是我们最担忧的日子，因为会有洪水。

这个细小的差别，正是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同视角的体现。澜沧江畔古水村的李卫红拍摄的作品《葡萄》中，也体现了这种不同。李卫红拍摄了自己一年里种植生态葡萄的过程，当葡萄出现虫子时，她采取藏族人“施虫”的做法，把一部分葡萄给虫子吃，在她看来，万物生而平等，不能剥夺虫子的生存权利。乡村影像也不像外边的纪录片那么严肃，《葡萄》里的对话就很幽默，拍摄中，李卫红丈夫的弟弟就调侃她是大记者，不用干活，只要拍电视就好了。

乡村影像在卡瓦格博地区发展了十余年，至今村民已经拍摄了16部作品，次里卓玛说，一开始觉得是拍给外人看的，因为我们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后来觉得拍纪录片其实是自己审视自己的过程，它帮助我们回望自己的社区、自己的文化。

“纪录片的存在能够引导我们回归我们必须落脚的土地。”中国乡村影像的发起人郭净曾这样说。在这一点上，中国西南的乡村影像实践者们无疑走在了前列。

Tips

卡瓦格博与梅里雪山的名称之误

卡瓦格博雪山群所属的怒山山脉，是怒江和澜沧江的分水岭，也是云南和西藏的界山。卡瓦格博是怒山山脉的主峰，也是云南第一高峰。

把卡瓦格博和梅里雪山混为一谈的肇始，应是自1985年中日两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卡瓦格博以来，使用了1957年沿用下来的日本陆军印制的军用地形图，上面把“四蟒大雪山”标为“梅里雪山”。实际上梅里雪山位于卡瓦格博峰的北面，在卡瓦格博外转经道由藏入滇的山口，山脚下有个村庄叫梅里水，就是“梅里山下的村庄”之意。

卡瓦格博文化社

卡瓦格博文化社是近十年来卡瓦格博地区乡村影像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另外还有云南社科院、“乡村之眼”项目等。1999年，几个藏族年轻人切身感受到自己这一代对民族文化认知的空白，于是成立了这个文化社，除了办藏文培训班，他们还复原了当地传统的歌舞弦子舞，提出并参与了神山调查，推动乡村影像在社区的发展。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乡村影像不再只是记录，它集中观点，帮助村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