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的知识图谱与阶段特征*

薛 瑞，张海霞，周 寅

(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0 引言

自国家公园模式创建以来，各国围绕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游憩利用的平衡问题展开探讨[1]。国家公园理念的诞生地——美国也出现了主张维持荒野模式的“自然保护主义”和主张开发利用资源的“资源保护主义”相互对立的生态伦理观[2]，国家公园模式正是在保护与开发伦理拉锯式博弈中不断发展。南非、越南等欠发达国家受“人类中心主义”影响，国家公园发展中不仅出现了重旅游、轻保护的倾向[3]，甚至以旅游替代游憩①，忽视国家公园公益性。

2017年9月颁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入国家公园建设期，其规定“国家公园兼具游憩、教育及科研等综合功能”“为公众提供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之一是如何以国家公园为载体兼顾保护自然资源与保障公众游憩福祉。而《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其提供科教、游憩、体验等公共服务，“在保护的前提下，划定适当区域开展生态旅游”。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处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初期，仅从政策文本语义上看，就存在旅游(社会需求维、广域)和游憩(公共供给维、狭域)不同维度性与尺度性的差异，亟须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积累的百年实践经验及研究成果，来为我国特色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中的游憩利用提供参考。正如张朝枝等指出的，国家公园“游憩”与“旅游”作为公众利用的表述方式，本质为不同情境下的一体两面[4]；张玉钧等指出游憩和生态旅游同属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为国家公园共有功能[5]。为此，本研究尝试通过分析典型国家的热门研究领域与演进脉络，重点剖析国内外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研究的共性与特殊性，明确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依据，以探寻我国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的研究趋势方向和实践方案。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分析(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以图像展现相关领域知识结构关系与演进规律[6]。现有知识图谱种 类 多 样，包 括 VOSviewer、Ucinet 和CiteSpace等多种工具，其中VOSviewer软件基于关联强度的算法，选取代表研究热点的高频关键词作为聚类算法对象[7]，可有效避免标签名重合问题，适合对大规模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所以分析结果更接近于Web of Science 期 刊 数 据、中 文CNKI 期 刊 数据[8]。故本文运用VOSviewer展开目标期刊库的知识抽取，生成对应“实体”“关系”的知识图谱。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英文数据源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采用“TS=National Park Recreation OR TS=National Park tourism”“时间跨度为2008-2020年”的检索式，共得文献1 734篇。中文数据来源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旅游或游憩”为关键词且“国家公园”为篇名的条件检索，共得中文期刊584篇。数据抓取时间均为2020年12月20日。

1.3 数据处理

使用End Note和Python将CNKI导出的txt文件转换成可供分析的ris文件，将中英文数据分别输入VOSviewer软件，将计数法选择为二进制，设定合适大小的热词出现最小值，设置网络节点为标题和摘要，根据节点数量、权重以及联系紧密程度，生成不同国家的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视图。应用标签视图、覆盖视图、密度视图三种展现形式，视图中节点和字体越大，重要性越高；密度视图中颜色越接近黄色，密度越大。

2 WOS核心合集数据分析

2.1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时间与区域分布

从时间分布看，自2008年以来，关于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的外文文献数量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见图1)，根据刊文量划分，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1)较慢增长期(2008-2015年)，除2011 年外，年文献量增加十篇左右，已有学者持续关注国家公园游憩研究；(2)快速增长期(2016-2019年)，每年增加25 篇左右，其中中国学者研究成果迅速增加。

图1 国家公园游憩及旅游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国家公园研究者来源地显示高首位度，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刊文量前10的国家(见表1)发文量占比88.8%，其中美国学者共刊文579篇，占总刊文量的33.39%，其后依次是澳大利亚(203篇，占11.71%)、中国(188篇，占10.84%)、英国(120篇，占6.92%)、加拿大(102篇，占5.88%)。从文献总量、被引频次与h-index指数看，美国呈现双高，远超其他国家；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影响力位列前四，而中国虽发文量居第3，但被引频次和h-index 指数均偏低，影响力与发文量匹配度不高。

表1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TOP10国家

2.2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作者网络结构

2008—2020年，全球5 017位作者共发表1 734篇文献，平均2.89个作者/每篇，相对同期旅游研究的单篇作者数1.63，呈现更广泛的合作状态。其中，发文量10篇以上的作者10 人，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Newman Peter教授和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Pickering Catherine Marina 教授为代表，两人各自在WOS 刊文18 篇，累计被引上千次，占被引总数的5.8%。根据作者合作网络(见图2)，以连线粗细与数量反映强度与关系，国家公园游憩研究学者合作较为密集，形成了三大核心研究团队，分别为以Newman为代表的美国科学生态学团队(统计模型、光声景体验感知等)、以Pickering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环境研究团队(生物、气候、土壤等)和以Saayman为代表的社会影响研究团队(旅游动机、经济影响等)，团队合作呈现学科交叉性较强的特点。

图2 国家公园游憩或旅游研究发文作者合作网络

2.3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的文献来源地

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中，与国家公园旅游或游憩相关的论文数量在41种期刊上超过10篇，刊文量前10的期刊如表2 所示。其中：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刊文量最多，约占刊文总量的6.23%。期刊均为环境管理、旅游管理等可持续旅游与环境保护领域的权威刊物，除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和Ecomont journalonprotectedmountainareasresearch外，其余期刊影响因子均超过2.5，说明全球国家公园游憩研究服务旅游与环境保护领域的特征，其中以生态学高影响因子期刊居于核心位置。

表2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刊文量TOP10期刊

2.4 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的热点分布与知识构建

以关键词的联结刻画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研究的微观结构与内在相关性。2008-2020年间的1 734篇论文中共现7 575个关键词，其中110个关键词频次超过20次(图3)，研究热点主要分为游憩影响(Pickering团队：人类干扰环境)、保护与旅游管理(Saayman团队：利益相关者、可持续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感知(Newman团队：户外游憩、游客满意度)三大部分，这符合分析得出的三大团队的研究方向，也验证了前文所述贯穿始终的保护与游憩利用博弈论辩问题。

图3 2008-2020年文献标题和摘要中出现的高频术语

此外，国外国家公园游憩研究涉及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公共管理、距离衰减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等多学科知识体系；运用了游憩机会谱ROS(美国，20世纪80 年代)、游客行为管理过程VAMP(加拿大，20世纪90年代)、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与游客影响管理模式VIMM(美国，20 世纪90 年代)、旅游管理优化模型TOMM(澳大利亚，20世纪90年代末)、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管理VERP(美国，21 世纪初)等一系列技术成果解决游客管理问题。

3 国家公园典型代表国家研究分析

3.1 美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关注工具理性与科学测度

解构研究热点发现，美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影响[9]、旅游服务感知[10]、旅游统计[11]及生态环境监测等方面(见图4)，表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多以测度为工具，研究的目标指向是为国家公园游憩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方案。审视研究进程，从1872年黄石国家公园建立至今，美国对于国家公园的认知经历了150年的不断调整及修正，其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游憩开发的发展及研究阶段特点见表3。

图4 美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标签视图

表3 美国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游憩发展研究历程

3.2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侧重游憩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影响[23]、文献研究[24]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威胁[25]等方面(见图5)。旅游影响分支包括游憩社会与环境影响、旅游产业带动、气候影响、游客行为结果等；文献和人类威胁研究包括旅游发展的社会利益相关者矛盾、游憩文献研究证据与缺口等[26]。因此，其游憩研究也一直遵循“旅游环境影响最小化”原则[27]，保护其特有生态系统。

图5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标签视图

澳大利亚重视生态资源与环境保护，从国家到各州都有完善的法律法规[28]，其阶段特点与标志性事件见表4。为减少游憩导致的环境破坏与其他社会不良影响，澳大利亚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创自然和生态旅游证书制度和国家生态旅游战略[29]，划分旅游类型和功能分区来规范游客行为；注重社会公平，保护旅游地居民利益，如卡卡杜国家公园原住民既能获取合理收益，又能保留生活方式；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给予其平等获取就业信息的机会[30]，基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良好，社会影响积极。

表4 澳大利亚国家公园保护与游憩发展历程

3.3 英国的国家公园游憩研究：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

英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有明显学科差异性(见图6)，生态学者评估物种群体关系[31]，社会学者关注社区居民态度[32]，旅游学者测度游憩服务与评价等[33]。研究角度侧重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及关系，制造不同场景中国家公园资源保护与游客需求的平衡。

图6 英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标签视图

1951年，在公众为赢得观光使用权的一系列运动影响下，英国创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随后修订了《乡村法案》(1968年)和《乡村与道路权利法案》(2000年)等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案来引导建设，确立发展目标与指导思想[34]。为坚守国家公园建立初衷，英国强调赋予公民进入乡村及享受自然的权利，创设漫游权，采用相关准则以保障公众的游憩权；重视园内旅游规划，因地制宜开发旅游项目。同时为保护生态，制定法律约束野外露营和骑马等游憩活动，设立自然资源管理处和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监测中心(TRAFFIC)等机构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英国国家公园建设也说明旅游与保护并不相互排斥，可形成持久的稳定和谐状态，关键是要有好的规划、管理和控制。

3.4 加拿大游憩研究进展：重视原住民社区与目的地建设

由研究密度图(图7)可知，加拿大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主要集中在群落保护与居民利益[35]、旅游目的地建设[36]和旅游开发利用[37]。社区利益主要研究采集居民意见和需求、村庄和家庭利益保护；旅游开发与建设则利用游客行为管理过程(VAMP)控制游客规模，关注地区景观、资源价值及利用水平。加拿大国家公园设立重视社区与目的地融合，尊重原住民文化对生态完整性的作用。

图7 加拿大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密度视图

1911年，加拿大最早建立国家公园管理局(Parks Canada)，其国家公园体系规划的整体目标与我国《总体方案》中指出的国家公园具有国家代表性相似，要求保证代表性生态系统均能体现在国家公园体系中；但在社区管理与旅游目的地建设方面，加拿大国家公园比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愿景完备得多，主要体现在：(1)公园管理局拥有与管理目标相配的责权利；(2)建禁区不一刀切，充分兼顾科学保护与社区发展需要并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3)建设运行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拨款，门票不作为主要经费来源，以确保全民公益性[38]。《国家公园法》作为国家公园工作的思想指南，有效解决了生态保护与旅游业发展之间的矛盾[39]。广纳各界意见是加拿大设立国家公园之重要程序，作为制定目标与计划的重要参考；同时兼顾生态环境保护，采取了游客负面行为清单、控制城市乡镇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允许并鼓励合法特许经营商转型等一系列措施控制游客数量。

4 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阶段特点

回望我国国家公园发展历程可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于最近十年开始提出，但国家公园字眼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40]。通过研究热点趋势和作者图分析得出(图8、图9)，在过去40年里，我国国家公园研究进程有以下三个阶段特点。

图8 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热点时间趋势视图

图9 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作者时间分布图

4.1 生态意识与保护区研究(1980-1995年)：从游憩理念引入到治理借鉴

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1995年，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主要以王献溥为代表的生态保护研究学者对北美洲、大洋洲等发达国家国家公园的描述性介绍及我国自然保护地的资源保护为主。1956 年，保护地体系建设开端，林业部设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生态意识初现，开始研究美国、加拿大、日本的国家公园情况[41]；从90年代开始，结合国外理念和中国实际情况，有研究人员提出了我国建立国家公园的途径、标准、依据和管理措施等[42]，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系统[43]。此阶段，我国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理念，建立了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不同类型的保护区。但在2000年以前，我国公民游憩权利与福祉尚未被学者关注，相关理论未被引入，国家公园为自然保护地状态，明令旅游者不能进入，游憩与保护的关系极为对立。

4.2 生态文明与环境问题研究(1996-2012年)：从游憩理论应用到案例探索

第二阶段从1996年到2012年，主要研究内容为国外经验剖析阐述与国内可行性探索实践并行。此阶段，关于国家公园的研究明显增多，专著有《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游憩设计》和《普达措国家公园规划和建设》等。文献方面，对美国[44]、加拿大[45]、英国[46]等代表性国家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总结；对国家公园研究进行系统回顾[47]；将我国国家公园模式定义为可以实现游憩权维护、自然遗产资源全民共享、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国民认同感培育等多重目标的场域保障[48]，游憩需求和价值研究开始出现，引入公共服务理论和管制理论[49]等研究管理模式。实践层面，1996 年，云南省最先引进国家公园理念，探索国家公园模式建设，专家学者就云南国家公园试点地展开研究[50]，包括梅里雪山和普达措等。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20余个国家公园的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门票价格开始跨越式增长，国家公园的旅游开发与管理显现诸多乱象，造成了体系杂乱、一区多名、多头管理、多元经营和利益失调等问题。

4.3 生态保护与国民福祉研究(2013年至今)：从游憩功能定位到战略推进

第三阶段从2013年至今，为国家公园真正在国家层面上的战略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2015年，我国启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颁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为国家公园建设指明了方向。从2013年至今，国家公园研究文献喷涌而出，中国知网上关于国家公园研究的中文文献有2 000多篇，研究内容和方法日益丰富。对美国国家公园的经验借鉴依然是主流研究之一，包括百年发展史[51]、荒野管理和解说与教育服务[52]等。围绕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学者们从游憩利用机制、游憩测度、游憩社会影响、国家公园游憩与旅游词义辨析[53-55]等方面深入探讨。国家公园游憩利用指在生态保护优先前提下，为增进公众游憩福利与促进国民认同，允许访客进入国家公园内特定区域、开展特定游憩活动的资源利用方式[56]。

同时，多理论开始被引入，利用游憩机会谱、环境变化可容忍极限模型、游客经验与资源保护理论等规范游憩管理；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构建协调机制；划界分区理论、空间生态学理论、生态补偿理论等强调生态保护[57-59]。

5 结论与展望

随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健全与国民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国家公园改变人民精神面貌、增进休闲福祉、加强科学教育的作用必将体现得愈发重要，这与其设立初衷不谋而合，也是各国的努力目标。纵观中外国家公园游憩研究和实践历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国家之间研究侧重点不同：美国关注生态监测与游客统计，工具理性与科学测度特点突出，澳大利亚侧重游憩环境影响与社会影响，英国和加拿大则分别聚焦人与自然的关系、旅游目的地建设。世界各国因政治、文化与经济水平等不尽相同，所以国家公园设立目标及面临问题存在共性与个性化问题。对比之下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尚不完善，游憩研究经历了从理念借鉴、理论应用到顶层定位的发展转向，相比国际研究展示了理念引入到应用的共性，但尚未形成特有游憩机制。

第二，国外国家公园理论呈现多学科交叉性：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及旅游学等多专业作者广泛合作，多学科理论被引入，体现了国家公园游憩研究的复杂性和切入视角的多元化。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理论研究不足，少有理论创新与发展；学科交叉不强，多为旅游经济学与环境学等；研究深度不够，体制机制与试点建设缺少有力的理论保障。

第三，国外国家公园的研究和实践起步早，处于较成熟阶段，美澳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明确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公众权利的平衡目标；我国研究起步晚但发展快，是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再到政策研究的转变，也是从专家到决策者、再到普通公众觉醒的过程。

为此，后续我国国家公园游憩研究亟待置身中国情景，明确体制与产权的统一行使关系，建立国家公园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联，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与具体方案；强化国家公园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科学利用与外围特色小镇游憩价值开发管理的内外联动；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重视多学科视域下的理论方法交叉融合，特别是管理学与生态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融合；调整人地关系，发挥社区优势，探索多元共治的共同体转向。

注释：

①国家公园“游憩”具有全民公益性和代际公平性，“旅游”则有经济产业性和资源破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