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一种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

陈　浩　袁光锋

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它的目的是恢复人的生存意义，拯救欧洲危机。现象学的影响力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而是向许多人文社科领域渗透，时至今日，现象学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并且是我们理解现代以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不能缺少的通道。

对于传播学的研究而言，现象学也是一种值得吸取的方法。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传播学研究领域可以用现象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一、技术现象学

技术现象学属于科技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海德格尔应该是最早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问题，他回归到古希腊的源头，提出技术作为“座架”的本质。在二战后，美国成为了技术现象学研究的重镇。“美国当代关注技术问题的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现象学的背景，例如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伊德(Don Ihde)等人。即使是从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出发，提出‘技术批判理论的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早年求学期间，也同他的老师马尔库塞一起研读过现象学的著作。”

技术现象学是现象学方法在技术哲学领域的运用，它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研究媒介技术也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在人类所发明的所有技术中，笔者认为交往媒介技术是最具有人性的。其他技术都是涉及人与物质的关系，比如钢笔涉及人与纸张的关系。自行车涉及人与地面的关系。但媒介却是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现象学作为富有生命力的人文科学方法，我们认为。从现象学来思考媒介技术，是大有可为的研究路径和思考方式。尤其是网络的出现，给学者带来了挑战，如何思考网络，是我们不能回避的课题。在这方面，以意识分析著称的现象学，肯定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媒介现象学要求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媒介技术如何扩展了人的感官经验和意识。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媒介与人的生存异化问题、媒介与人的交往关系等重大传播学议题。

且前国内学术界对技术现象学的研究日益丰富，但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领域。对媒介技术的专门研究还处于空白期。但也有文章对媒介技术学派代表性的思想家——麦克卢汉进行了现象学的解读。最早的文章是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范龙的《媒介的直观——论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的现象学方法》一文。该文是国内最早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解读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论著。其次是袁光锋的《麦克卢汉传播思想的现象学审视》一文，在范龙研究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推进，从现象学的角度提出了“透明的媒介”观点，认为“面对面的交流是人类最理想的交流方式，人的传播本质应该是‘整体的人。即所有感官共同参与。因此，媒介的发展趋势是‘透明的，从现象学还原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媒介恰恰是让人感觉不到其存在的。”

二、图像现象学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图像在人类生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有学者认为已经超过了文字的影响力。图像和文字一样，都是一种话语体系，更重要的是。它们会给人类带来不同的阅读心理和生活方式。如何深刻地理解这种新的阅读心理对人类的影响?尽管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符号学、社会学等角度进行分析，但我们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对图像的精密分析是我们研究图像的基础。

图像意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行为，胡塞尔以严谨、复杂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人们在读图时的意识行为是怎样的。这是我们进行图像传播研究的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进行另外一些重大主题的研究，比如图像和书写对人类的传播方式有着什么样的不同的影响，图像如何改变人类的思维结构，图像传播如何改写人类的生活方式，图像传播如何被负载了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又是如何作用于受众的。

三、跨文化传播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理论界，“全球化”开始成为热门的话题，这当然源自学界对现实生活的回应和思考。自冷战结束后，人类之问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开始从此前的经济交往逐渐往文化领域扩展。不过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当然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能够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但也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事实证明，文化的传播并非像此前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首先是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弱关系，由此而带来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问的对抗关系，就是有些学者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在文化传播中的过程中，到处都有文化抵抗，在文化全球化的同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盛行。其次，文化的传播是否会带来文化的同质化?假如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它是否符合人类文化的本质?假如这个观点不成立，那么它可能带来的是文化真正的多元化，我们就要思考。它是什么样的文化多元化?

对这些现象，当然可以从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视角进行研究。学术界也有了许多这方面的成果，但我们可以发现，有些文化批判(比如文化帝国主义)其实是缺乏科学性和牢固的基础的，因为它们都是从一个固定的理解模式出发来研究文化现象，但缺乏对文化中的“人”的关注。最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常常陷入两种困境。要么是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即不承认文化之间的任何优劣标准；要么是简单的绝对主义，视某种文化为文化典范。实际上，所有学科的研究基础都在于“人如何接受文化”这一问题。因此人文社科的研究必须立足于人本身。因此，现象学中的“交互文化现象学”能够给这一研究领域带来牢固的基础。交互文化哲学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也不是文化绝对主义。它是“一种哲学态度、一种哲学观念、一种哲学信念——如果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理性、一门永恒的哲学，那么它绝不会是属于某一个特定的理性传统和哲学传统的东西”，它“力求在现代文化的‘一和后现代主义的‘多之间寻求一种积极意义的中庸之道”。

四、交互主体性

西方的科学技术、工具理性在带给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冷漠并没有随着物质的发展而改进。反而在20世纪初期，西方社会上空弥漫着一股悲观的气息。在这种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成为许多大哲学的研究主体，比如雅斯贝尔斯、舍勒、梅洛庞帝、哈贝马斯等等。这一研究领域和传播学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传播的本质就是“交往”和“理解”。自我与他人的交往，在传播学领域。属于人际交往的范畴。关于人际传播的研究，国内通行的研究是来自美国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但缺少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更不用提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研究了。在这方面，胡塞尔对交互主体性的研究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起点和视角。

在胡塞尔思想后期，为了避免现象学沦为“唯我论”的哲学，他提出了“交互主体性”(又译作“主体间性”)的概念，并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论述交互主体性问题，他的交互主体性的研究核心在于，“他者”是如何在“我”的意识里呈现出来的，即“他者”如何在“我”的意识里呈现为一个活生生的、和“我”类似的人，而非一个物体。在胡塞尔之后，对“交互主体性”深入发展的是哈贝马斯。他把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领域。

一切传播的核心问题就是理解。如何才能理解，涉及到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但其根基在现象学里面。因为现象学研究的是人的交往意识结构本身。它是超越阶级、超越文化、超越国界的。

我们相信胡塞尔的论断：现象学展示了一个中立性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有着各门科学的根。对于传播学研究而言，现象学方法也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一条途径。当然这考验着我们的学术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