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研究

郭安禧+郭英之+李海军+孙雪飞

摘 要：以自下向上溢出理论为基础，构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以性别为调节变量，分析旅游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影响；（3）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与休闲娱乐感知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词：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感知；旅游地；社区居民；性别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旅游地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事实表明，当景区与社区高度重叠，旅游发展给社区居民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有损生活质量的消极影响。社区居民是社区旅游发展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旅游影响感知对评估社区旅游发展形势至关重要[1]。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如果社区居民在旅游发展中感知获益大于感知成本，他们将支持旅游发展。反之，则可能反对旅游发展[2]。因此，了解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对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近年来，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受到旅游学界较多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以下4方面不足：第一，实证研究较少。虽然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存在关联[3]，旅游发展会影响生活质量感知[4]，但实证分析二者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少；第二，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研究还不深入。旅游影响感知具有多维性[5]，生活质量感知也是多维度构建，二者的细分维度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第三，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较少。现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学者们倾向认为，旅游影响感知可以预测生活质量感知[3]。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等原因，西方的研究成果可能并不适合我国。在中国情境下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现有成果的外部效度。因此，尚需要在我国情境下进一步实证检验；第四，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的性别差异研究缺乏。由于男、女性存在社会和文化差异，他们对旅游发展的心理体验和反应也有所不同[6，7]。因此，对此进行研究有助于为提高男女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提供理论指导。事实上，以往研究表明，性别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和生活质量感知确实存在重要影响[6，8]，但尚未有研究探讨二者的关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以往研究指出，自下向上溢出理论为建立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联系提供了理论依据[9]。本研究基于自下向上溢出理论，构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结构关系模型，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明确二者关系的性别差异。

1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是指社区居民对自身居住空间旅游业发展中的人地关系及其物质环境改变的主观认知[10]。发展旅游业会给社区居民带来诸多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影响、文化影响、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4个方面。社区居民对这些旅游影响的感知分别称为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和社会影响感知。

为了能够更准确地评价生活质量、反映生活质量在不同个体之间的感知差异，大多数学者主张从多维度、主观视角定义生活质量[11，12]。在旅游研究文献中，一些学者[13，14]将主观视角定义的生活质量表述为“quality of life”（缩写为QOL），这容易与客观视角定义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混淆。为了区别客观视角的生活质量，突出个体对生活各方面的主观认知和情感，本研究采纳Yu等[15]的观点，将主观视角的生活质量表述为“生活质量感知”（perceived quality of life）。基于现有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将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定义为旅游地社区居民对其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和从生活体验中获得的情感。

自下向上溢出理论（Bottom-up Spillover Theory）是解释旅游影响感知为何作用生活质量感知的重要依据。该理论认为，生活满意度自下向上包括生活关心满意度、生活维度满意度、总体生活满意度3个层次。总体生活满意度是生活关心满意度和生活维度满意度的函数。总体生活满意度受到生活维度满意度的影响，而生活维度满意度又受到生活关心满意度的影响[16]。根据该理论，旅游影响感知维度属于底层，生活质量感知维度属于中层，底层的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会对中层的生活质量感知维度产生影响[9]。

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是有关联的[9]。旅游业被认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对增加社区居民的经济收入、带动直接和间接就业等有正向作用。Andereck和Nyaupane指出，旅游业通过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17]。Yu等研究证实，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有顯著正向影响[15]。Besculides等认为，旅游业促进了社区居民与旅游者的文化交流，增强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感知[18]。Khizindar研究表明，旅游文化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13]。Yu等研究认为，旅游环境影响感知会正向影响生活质量感知[15]。Khizindar[13]与Pavli■等[19]研究认为，旅游社会影响感知会正向影响生活质量感知。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1：经济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文化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endprint

H3：环境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4：社会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性别的调节作用

由于男、女性存在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他们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也有所不同[20]。Abdollahzadeh和Sharifzadeh研究发现，性别是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调节因素[6]。Harrill和Potts认为，由于社会分工和角色扮演差异，男性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强于女性[21]。王素洁等研究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对旅游文化影响的感知更强[8]。Khizindar研究认为，男性对旅游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的感知强于女性[13]。此外，Guallar-Castillón等认为，性别与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相关[22]，不同性别的群体关注不同的生活领域，例如，一项以坦桑尼亚某社区为例的研究发现，男性关注金钱、孩子和家畜，女性只关注孩子和家畜，因此，男、女性的生活质量感知也有所不同[23]。综上，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可能受到性别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5：在经济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H6：在文化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H7：在环境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H8：在社会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上述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提出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图1）。

2 研究设计

2.1 问卷设计

首先，本研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设计初始问卷；其次，由课题组成员及部分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组成讨论组，围绕初始问卷中题项表述是否清晰、内容有无重复、设计是否合理等进行集中讨论，并根据讨论结果对初始问卷进行修改和完善；最后，通过便利抽样获取样本，对50名社区居民、旅游研究领域专家、政府和旅游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预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进一步完善问卷，形成正式调研问卷。

本研究采用现成量表作为测量工具。英文量表选自旅游管理学科的权威国际学术期刊，译成中文后由课题组对题项是否符合中国人的表述习惯进行了反复斟酌；中文量表选自国内权威学术期刊，采用时由课题组对题项的措辞是否准确、内容有无重复进行了多轮修改。正式调研问卷由3部分组成，包括测量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感知以及人口社会学特征的题项。旅游影响感知的测量参考了Khizindar[13]与Kim等[9]的研究，包括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4个维度，例题如“为当地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共19道题；生活质量感知的测量参考了郭英之等[24]的研究，由于该量表是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的，因此，能更准确地测量社区居民的真实感知，例题如“您和家人日常联系比以前更紧密”，共15道题。所有题项采用Likert 5分量表进行测量，1～5分分别表示很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很同意。社会人口学特征题项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平均月收入、家庭人口数等。

2.2 数据搜集

正式调研由复旦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40余名本科、硕士、博士学生完成。调查时间为2014年7月～8月和10月、2015年7月～8月和10月。调查地点为山东济南、安徽芜湖、湖南长沙、河北张家口、云南丽江、新疆吐鲁番等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调查对象为居住于景区内部及周边的居民。调查采取便利抽样的方法搜集数据，每个旅游地发放的问卷量为150份左右。问卷由调查人员现场发放、受访者填完后现场收回。总共发放问卷950份，收回有效问卷900份，有效率为94.74%。

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表1）为：从性别看，男性占53.4%，女性占46.6%，男女比例相差不大。在年龄结构上，以21岁～40岁的中青年人为主，占60.0%。在职业方面，以学生、商人/个体户、农民、公司职员、技术人员为主，占64.4%。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以高中、中专（职校）、大学为主，占62.4%。从月平均收入看，以1001元～4000元为主，占50.3%。从家庭人口数看，以3～5口之家为主，占81.4%。

2.3 数据分析

分4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将总样本（S=900）随机地分成子样本1（S1=400）和子样本2（S2=500）。利用S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第二步，利用S2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与潜变量的从属关系；第三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考察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关系；第四步，采用多群组分析，考察性别对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的调节作用。所有分析借助SPSS16.0和AMOS17.0软件完成。

3 研究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旅游影响感知和生活质量感知整合量表的结构效度，并据此确定是否需要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题项。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以方差最大正交旋转获取因子载荷，以特征根大于1为因子提取原则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79（大于0.7），Bartlett球形檢验的显著性为0.000（小于0.001），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任何因子载荷小于0.5或者两个因子的交叉载荷大于0.5的题项将被剔除。经过因子分析，剔除了“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整体收入”等10个不符合要求的题项，最后得到由24道题测量的7个因子（即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剩余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不存在两个因子的交叉载荷大于0.5的题项，每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1，累积解释方差为70.461%，这表明，纯化后的量表具有理想的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见表2。endprint

根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以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维度代替前文概念模型中的生活质量感知，并建立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关联。相应地，原假设H1–H8调整为：H1a-1c：经济影响感知分别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a-2c：文化影响感知分别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a-3c：环境影响感知分别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a-4c：社会影响感知分别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a-5c：在经济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H6a-6c：在文化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H7a-7c：在环境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H8a-8c：在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利用子样本S2，采用AMOS17.0对量表与其测量的潜变量的从属关系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包括对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X2/df=2.323，小于5；RMSEA=0.051，小于0.08；GFI=0.917，NFI=0.909，IFI=0.946，TLI=0.935，CFI=0.945，均大于0.9，AGFI=0.892，也接近0.9。这表明，测量模型与样本数据拟合良好。

信度可以通过组合信度和平均提取方差进行检验。一般认为，组合信度大于0.7，平均提取方差大于0.5，说明题项对潜变量测量的信度理想。从表3可知，各潜变量的组合信度在0.7763到0.8818之间，大于0.7标准；平均提取方差在0.5330到0.7887之间，大于0.5标准。这表明，潜变量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信度。

效度包括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一般认为，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大于0.4，在P值为一定水平下显著，说明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良好。从表3可知，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在0.599到0.900之间，大于0.4；t值在14.533到22.808之间，在P值小于0.00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测量模型具有很好的聚合效度。区别效度通常根据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是否大于其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来判断，如果前者大于后者，说明潜变量之间有理想的区别效度。从表4可知，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的平方根在0.7301到0.8881之间，相关系数在0.236到0.673之间，前者均大于后者。这表明，潜变量之间具有足够的区别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说明经济影响感知等7个潜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下一步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要求。

3.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将经济影响感知等7个潜变量及其测量题项导入研究模型，利用总样本（S=900）、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并对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X2/df=4.129，小于5；GFI=0.916， IFI=0.927，TLI=0.913，CFI=0.927，均大于0.9；AGFI=0.893，接近0.9；RMSEA=0.059，小于0.08。这表明，结构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度达到理想要求。

根据标准化路径系数在一定水平下是否显著来检验研究假设的合理性。从表5可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均对家庭关系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而支持假设H2a、H3a和H4a，拒绝假设H1a；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而支持假设H3b和H4b，拒绝假设H1b和H2b；社会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正向影响，因而支持假设H4c，拒绝假设H1c、H2c和H3c。

3.4 調节作用分析

为了检验性别对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关系的调节作用，采用多群组分析检验男性（N1=481）和女性（N2=419）的结构模型路径系数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分析是在包括经济影响感知等7个潜变量的研究模型上进行。分析过程分三步[25]：首先，对没有任何参数限制的模型进行估计，并将该模型作为基准模型；其次，对男性和女性的结构模型路径系数限制为相等，并将该模型作为限制模型；再次，比较限制模型与基准模型的x2值，对假设H5a-5c、H6a-6c、H7a-7c、H8a-8c进行检验。如果限制模型的x2值较基准模型的x2值有显著增加，表示两个群组的模型是有差异的、不等值的[26，27]。分析结果显示，限制模型的x2值较基准模型的x2值在统计上有显著增加（△x2=28.678，△df=12，p=0.004），表明男性和女性的结构模型存在差异。因此，可以对两组社区居民的结构模型的具体路径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做进一步分析。

在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时，每次只限制一条回归路径，然后比较该“部分限制”模型与基准模型的x2值。如果“部分限制”模型的x2值较基准模型的值有显著增加，则表示两个群组在限制的回归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28]。由表6可知，与基准模型相比，限制路径 “文化影响感知→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家庭关系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家庭关系感知”的部分限制模型的x2值在统计上有显著增加，这表明，性别对这些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休闲娱乐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拒绝假设H5a-5c。因此，假设H5未获得支持。在文化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支持假设H6a和H6c；在文化影响感知与经济条件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拒绝假设H6b，因此，假设H6获得部分支持。在环境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支持假设H7a；在环境影响感知与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拒绝假设H7b-7c，因此，假设H7获得部分支持。在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支持假设H8a；在社会影响感知与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男女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拒绝假设H8b-8c，因此，假设H8获得部分支持。由表7可知，在存在显著差异的关系中，在文化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女性的感知强于男性；在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关系上，男性的感知强于女性。假设检验结果见图2。endprint

4 結论与展望

4.1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我国东、中、西部代表性省区的部分旅游地为例，实证研究了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得到以下三方面结论：

第一，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家庭关系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经济条件感知，社会影响感知正向影响休闲娱乐感知。本研究证实了Chancellor等的观点，即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相关，旅游的积极影响有助于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29]，发展旅游业可以作为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可行的方式[17]。本研究结论不同于Kim的观点：经济影响感知、文化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没有显著影响[30]。导致差异性结论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将生活质量感知作为一个整体构建，忽视了其多维性，没有深入考察两个潜变量的维度的关系。与该结论相比，本文研究结论的细致化程度更高。本研究响应了Kim等关于考察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动态关系的建议，证实了旅游影响感知的具体维度不只影响生活质量感知的某个方面，还会对生活质量感知的其他方面产生溢出效应。从这个角度看，本研究结论是现有相关研究的补充。

根据本研究结论，为了提高旅游地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建议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在发展旅游业过程中，从社区居民的角度动态监控旅游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引导旅游业发挥经济、文化、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积极影响，促进旅游地人地关系和物质环境改善；帮助社区居民从旅游发展中获益，加强旅游发展成就的总结和宣传，增强社区居民对旅游业积极影响的感知。此外，由于社会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因此，在设施建设和服务管理方面应该兼顾社区居民的社会生活需要，让其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实惠。

第二，经济影响感知对家庭关系感知、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机会还比较少，旅游发展在增加收入、带动就业等方面的惠及面还不大，社区居民尚不能明显地感知到旅游的经济影响对其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因此，旅游企业在招聘从业人员时，同等条件下可以应适当向社区居民倾斜。地方政府可以从政策、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帮助社区居民从事旅游关联行业并获益。文化影响感知对经济条件感知和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对休闲娱乐感知均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旅游影响感知的具体维度会主要地影响生活质量感知的某个方面，如文化影响感知主要影响生活质量感知的情感方面等[9]，而对其他方面产生的溢出效应有限。因此，地方政府和旅游企业想要有效地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首先应该明确旅游影响感知维度是主要影响生活质量感知的哪个维度，然后再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例如，本研究表明，环境影响感知主要影响家庭关系感知，因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改善当地的居住环境，为社区居民营造舒适的户外空间；设置适宜开展亲子活动、娱乐健身等的设施和场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活动提供环境条件。

第三，性别对文化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文化影响感知与休闲娱乐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即，在这些旅游影响感知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关系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文化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休闲娱乐感知关系上，女性的感知强于男性，支持了王素洁和Harrill[8]等的观点；在环境影响感知、社会影响感知与家庭关系感知关系上，男性的感知强于女性，支持了Khizindar[13]的观点。根据该研究结论，当地政府和旅游企业要有效地提升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应该针对男女性实施差异化策略。因此，提升男性在家庭关系方面的生活质量感知，应该重点增强他们的环境影响感知和社会影响感知；而对于女性而言，则应该重点增强她们的文化影响感知。

4.2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3方面：第一，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感知量表有待改进。该量表虽然是在中国情境下开发的，但社区安全等维度并没有出现在本文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中，因此可能尚存不足之处。未来应该对问卷的设计进一步改进，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第二，学生样本在总样本中占较大比重。未来应该保持样本量在不同职业上的均衡分布，提高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第三，没有将每个旅游影响感知维度再分为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这些细分维度与生活质量感知维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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