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梁茂林++骆华松++彭邦文++渠立权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是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衡量2001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进而归纳其规律与特征，发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双边关系最高峰值的出现均由同一类事件影响产生、中缅关系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双边关系程度的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是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

关键词：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地缘政治；中南半岛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中南半岛地处“印太地区”的中心位置，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1]、也是我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从中南半岛各国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来看，缅甸在“一带一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支点地位，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印度洋地区的第一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站[2]；老挝地处中南半岛中心位置，使其成为中国向东、西、南拓展地缘战略和实力的辐射中心；越南与中国陆海相接，与中国存在海域争端，争端海域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向西通往印度洋、非洲和欧洲的必经之地；泰国和柬埔寨虽不直接与中国接壤，但与中国为传统友好国家，是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实力辐射东南亚海岛国家的重要“跳板”和“平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3-4]的中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地缘政治的任何变动，都牵动着域外大国的战略神经，以适时调整对中南半岛的战略布局[5]。美国把中南半岛视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沿，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也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加大对该区域的外交资源投入[6]。在此背景下，中南半岛各国为避免域外某一大国在本国“一强独大”，对域外大国介入本地区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战略。同时，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被某些国家谬误为“中国威胁论”并肆意扩散，使得中南半岛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戒备心理”也在增长。上述原因使得新世纪以来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也在发生着演变。

当前，中国正大力倡导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对其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研究2002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归纳演进的特征与规律，深入剖析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形成机理，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期未来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达到良性互动，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宽松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国家双边关系由双边国家事件所表现，因此事件数据分析法成为定量衡量国家双边关系的基本方法，它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把复杂的政治行为分解为一系列的构成单元，如互访、合作、抗议、威胁、战争等等，然后对事件进行赋值计算并分析。国外事件分析法的代表模型有：爱德华·阿萨尔（Edward Azar）的“冲突与和平数据集”、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McClelland）的“世界事件互动测量”等等[7]。国内方面，李少军建立“冲突—合作”模型，首次对中美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和评价[8]；2010年，阎学通等人出版《中外关系鉴览1950年～2005年：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以下简称《衡量》）一书，构建“事件影响力”模型，对中美、中俄、中日、中德、中英、中法和中印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衡量[9]。

此后，相关学者对阎学通等人的方法进行了评价，认为该方法“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对于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尤其是在促进定量分析乃至方法论的多元化方面，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10]；“采用事件分析法得出的双边关系变化曲线与经验衡量曲线比较契合，忠实地反映了中外双边关系的变化趋势，精确地描述了大国关系的程度变化”[11]。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衡量》一书存在以下不足之处：一是其主要关注点在政府之間的互动，缺少非政府性因素；二是两国较长时间无交往时，两国关系难以评判[12-13]。但从总体来看，阎学通等人的事件分析法也是迄今为止，相关学界认可度较高的用于衡量两国双边关系的定量分析法。而且我们认为，事件分析法用在与中国有较高文化相似性的中南半岛五国，能涵盖民间文化交流等非政府因素，且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的交往未出现较长时间的间断，从而使得其衡量的结果更具有效性和可信度。因此，本文在研究2002年～2015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时采用阎学通等人的“事件影响力”模型，影响力计算公式如下[8]：

式中：I表示事件在两国关系位于P0时的影响力分值；N表示两国关系变化范围的绝对值；P0表示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的初始值（即上月的关系分值）；I0表示事件在事件分指表中的分值；两国关系的变化范围是-N，N，在本研究中老、中泰、中越、中缅双边关系变化范围取-7，7，中柬双边关系变化范围取-6.5，6.5。

1.2 事件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取的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事件来自以下权威统计和网站刊载：《中国—东盟年鉴》（2004～2014）、《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02～2013）、《东南亚纵横》期刊（2002第2期～2015第7期）、光明日报网（2002年1月～2015年6月）、人民日报网（2009年1月～2015年6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等。其中，中老双边事件171件；中缅182件；中越268件，中柬170件，中泰225件，上述事件已能满足本文研究的需要。

2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特征与规律

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得出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如图1，并对比五幅图，探寻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中的特征与规律。

2.1 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呈现波动并有不同程度下降的演进态势。具体而言：中缅关系分值在2011年5月前较高，之后出现了多次负值且负值较低，表明中缅关系在后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中老关系分值在2010年前表现的较高，分值超过“2”的月份较2010年后多，且在2010年后出现了一次负值，说明中老关系在2010年后有了微小下滑；中越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两国关系在2011年后出现了多次负值且3次跌破“-1”，而这之前两国关系分值明显高于2011年后的分值，表明中越关系在2011年后出现了明显恶化期；中泰关系在2006年前表现得较为平稳，而后在2006年～2009年6月间表现为波动演进趋势，2009年7月～2012年3月年则为一个低值期，这期间也出现了一次负值，其后有较大回升，但仍呈现为波动发展态势，未达到2006年以前的较平稳期；中柬关系分值在2002年～2003年间较低，2004年～2009年两国关系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后则呈现出波动发展的趋势，且这一时期的关系也低于2004年～2009年间。综上所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为波动演进，并伴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2.2 最高峰值均由中国与各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产生

从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趋势图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中国与五国关系分值最高峰值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期，但通过对当时月份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发现，五对双边关系最高峰值均受同一类事件的影响产生，即：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分别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老、缅、泰、柬、越五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时间分别为：2009年9月、2011年5月、2012年4月、2013年4月、2013年10月，从而在研究时段内，使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分值在上述时期达到最高峰值。

2.3 中缅关系明显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

通过观察中国与缅甸、越南双边关系演进趋势图可以看出，中缅与中越双边关系在研究时段后期出现了明显下滑或恶化。进一步观察两对双边关系出现下滑或恶化的时期，大致均出现在2011年至研究时段结束。

中缅关系下滑由缅方造成，主要受两大类事件影响：一类是中缅两国合作方面，2011年8月缅甸渔业局发出消息，从9月底开始不再允许中国熟练技术人员随缅甸渔船出海捕鱼；10月，上任伊始的登盛总统决定停建由中国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12月，缅方再次单方面叫停莱比塘铜矿项目。另一类为缅甸国内政府军与地方武装军事冲突对中缅关系的影响，2012年3月缅甸两名政府军士兵进入中国云南省德宏州境内杀害一名中国公民；2015年3月和5月，缅北局势进一步升温，缅甸政府军与果敢反政府武装交战时，双方炮弹多次落入中国境内，造成中国公民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就上述事件对缅方提出了严正交涉。

中越关系恶化受中越南海主权争端及由此造成的越南反华事件的影响。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但2011年以来越南伙同南海周边其他国家不断向中國提出对南海拥有部分主权的挑战，致使南海局势进一步升温，乃至恶化且难以调和。2011年5月越南在中国南沙群岛举行所谓“国会代表”选举，并在我国管辖海域开采油气；同年11月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与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发表联合声明称：南海问题需通过“多边对话”机制解决；2012年6月越南空军在中国拥有主权的上空进行所谓的“巡逻侦查”，同月越南国会审议通过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越南海洋法》；2014年5月越方干扰中国“981”钻井平台在中国西沙群岛海域的作业，并且越南国内出现规模较大的反华事件，2015年3月越南就中方在南沙岛礁的建设活动提出抗议，上述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2.4 双边关系亲疏程度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

前文研究表明，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的态势，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程度仍有很大差别。首先观察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图，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分为三类，即未出现负值（中柬）、出现一次负值（中老、中泰）、出现多次负值（中缅、中越）。进而求出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分值的波动率，得出中缅双边关系波动率为0.7524，中老为0.8264，中越为0.8431，中泰为0.8349，中柬为0.8919。接着对三类双边关系进行详细分析，双边关系分值未出现负值说明两国（中柬）在研究时段内仍保持着友好关系；出现一次负值，说明两国关系在研究时段内存在极为短暂的下滑期，但就中国与老挝、泰国两国双边关系演进的总体趋势而言，出现一次负值对中国与两国的关系并未造成影响，中国与上述两国仍处于较为友好关系时期；进一步对比中老与中泰关系，中老关系波动率略低于中泰关系，结合中国与两国关系变化图可知中老关系较中泰关系稍好。双边分值有多次负数说明两国关系出现较大下滑或恶化，中缅、中越关系在研究时段后期表现为这一趋势。中缅关系波动率低于中越关系，有所不同的是，中缅关系下滑主要因缅方国内动乱和美国的干预造成；而中越关系恶化则是南海主权争端引发的一系列负面事件造成，且主权争端尚难调和。因此，研究时段内中缅关系好于中越关系。

综上分析，研究时段内中柬关系最好，其后依次为中老、中泰、中缅、中越；从而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中国与中南半岛中部国家（柬、老、泰）关系友好，与东西两侧国家关系下滑（中缅）或恶化（中越）的空间格局特征。

3 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形成机理

3.1 中国—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因素

通过前文的分析，影响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的因素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地缘政治与域外大国的地缘战略、国家利益与大国平衡外交、（次）区域合作、边境安全与稳定、政治互信和社会文化因素等。

（1）地缘政治与域外大国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即地缘政治决定国际关系[14]。当前，中南半岛地缘政治的现实是“东南亚已失去了其冷战时期的破碎地带地位，现已被东亚和海洋辖区分成两半”[15]，一半是东亚地缘辖区下的中南半岛，另一半是海洋辖区下的马来群岛，而“随着中国崛起为经济和军事强国，东亚辖区与海洋辖区在亚太沿岸地区的分界线将成为新的矛盾源头”[16]，美日同盟也逐渐调整了对中南半岛的地缘战略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索尔·科恩所言，中南半岛正处于这一分界线上，因而当前中南半岛在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着“边缘地带”的角色，也使得这一地区成为域外大国角力的“主战场”，从而影响着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

（2）国家利益与大国平衡外交。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外交行为和对外战略的根本出发点[17]，也是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最持久、影响力最大的因素[18]。在当今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关系中，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了描述、预测、解释和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核心要素。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条件下都是基于本国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17]，把为了“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作为提出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前提[19]。因此，一些地缘区位重要的国家为维护本国利益，避免某一大国在本国“一家独大”而采取“大国平衡外交”战略，从而也弱化了对某一大国的依赖，影响着双边关系的演进。

（3）（次）区域合作。反映国际关系趋于“和平、和解、合作”的一大突出表现是国际上日益蓬勃发展的（次）区域合作[20]。区域或次区域合作通过双方达成合作共识、签订各类合作协定，强化双方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从而使两国关系更为紧密，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经贸合作是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主流，在GMS、CAFTA框架下，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在各项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也助推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良性互动。

（4）边境安全与稳定。边境地带具有脆弱性。由于边境主权问题，边界两侧的国家常常因主权问题而发生冲突[21]，也会因某一国内部武装斗争造成边境地区不稳定而影响两国双边关系，因此两国的边境安全与稳定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若两国存在边境领土争端或一国边境地区发生内乱，会直接导致两国关系下滑或恶化；而两国边境趋于安全与稳定，边民往来顺畅，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中国与泰国、柬埔寨不接壤，也就不存在边境问题；虽与老挝接壤，但中老边境保持着长期的稳定态势；因此在本文中主要考量缅甸内部武装斗争造成的中缅边境安全与稳定问题对中缅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和中越南海争端对中越双边关系演进的影响。

（5）政治互信

政治互信就是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信任，也就是双方各自在政治上相互给予对方政治信心[22]，影响国家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合作与友好关系。政治互信也是政治交往中一个很高的境界，一般来讲，一旦有了政治互信，双方存在的问题也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是正在崛起中的世界大国，有学者指出，崛起中的国家往往被视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因而，崛起过程中获得信任至关重要[23]。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在政治互信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果，1993年与五国建立了GMS合作机制，并定期召开部长级及以上会议；2001年与东盟国家商议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正式启动，2010年CAFTA正式建成，并成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上述主要机制与制度的建设，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了双边关系的良好发展。

（6）社会文化因素

冷战结束后，社会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24]。社会文化是民族国家之间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和桥梁，同时也是影响国际关系、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25]，因此，社会文化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双向的。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在社会文化上有着较高的认同感，尤其是佛教文化，此外跨境民族通婚、教育领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社会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分歧和差异则会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如越南、缅甸等国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华思潮，甚至出现反华游行示威，对双边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3.2 域外大国的干预

如科恩和斯皮克曼所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从国家层面看，地缘政治利益的稳定性使一国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具有稳定的目标并影响其决策动机与模式[26]。当前，介入中南半岛地缘利益之争的主要是中、美、日、印、俄等国，这其中尤以美国对缅甸地缘战略的调整最为典型，其目的是遏制中国崛起，以维护其既有的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仅以美缅关系为例分析，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并于2011年年底派遣国务卿希拉里访缅，两国关系由紧张趋于缓和。2012年5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放松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同年年底，奥巴马总统访缅，成为美国首位访缅的总统。翌年5月，缅甸总统登盛访美，两国关系大幅好转。缅甸是中国向西进入印度洋的重要通道，美国则想利用缅甸优越的地理区位遏制中国的崛起。王淑芳等人[12]的研究表明：中缅关系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受美缅关系好转的影响。由图1可以看出，中缅关系在2011年6月前总体表現为在小幅波动中保持较好的发展态势，而2011年7月～2013年间则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3.3 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策略的推行

在东南亚地区谋求大国力量的平衡，是东盟多年来一贯坚持的政策，东盟的成立是东南亚国家力求摆脱单一大国的控制，借助大国力量的相互制衡，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产物[27]。并且域外大国在东南亚的利益角逐也为“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提供了契机。中国是中南半岛五国重要的合作伙伴，五国在经贸、投资等领域都对中国有着较大的依赖，五国为规避因过度依赖中国而产生的风险也采取了一些“大国平衡”外交策略，其结果是在某些方面放弃与中国合作带来的利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如缅甸借美国放松对其经济制裁的契机，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使同期中缅关系下滑。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南半岛五国也想搭乘中国这一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因此，即便推行“大国平衡”外交，从本国经济发展考量，五国仍保持着与中国紧密的双边关系。

3.4 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作用

CAFTA和GMS合作机制的发展与完善助推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从前文5幅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演进过程图，结合相对应的事件可知，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分值最高值均出现在中国与五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时期，中国与五国的政治互信得到了大幅提升，且在双边关系演进过程中，签订综合经济合作协定，也会对两国关系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文化、教育合作也是促进双边关系發展的主要推动力，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地缘相邻或邻近，历史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大，从而在传统文化上具有较高的相似性，特别是佛教文化，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五国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且近几年中国大力推广汉语，汉语“国际化”进程日渐加快，中国与五国合作建设了一批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加深中国与五国文化合作的基础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发展。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因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纵深推进，加大了五国在经贸等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为避免过度依赖中国，东南亚地区主义的典型手段“大国平衡”外交再次抬头，如泰国多次延期与中国高铁合作计划，最后直接叫停而改为与日本合作。

3.5 边境安全与稳定的双向作用

当前，中国与三国陆地边界已全部确定。研究时段内，中老边境地区未出现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事件，两国边境地区呈现出安全与稳定的局面。中缅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大威胁是缅甸政府军与缅北果敢地方军的军事冲突，2009年8月缅甸“果敢事件”导致缅甸边境三万难民涌入中国云南省境内，对两国边境安全与稳定造成了较大影响；2012年12月缅甸政府军与克钦反政府军发生冲突，三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省境内，对两国关系造成巨大冲击；2015年初，缅北局势进一步升温，缅方3月和5月两次数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境内，使两国关系严重下滑。中越边境安全问题主要是南海海域争端，越南在主权归属中国的海域内不断制造事端，且在2011～2012年间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恶化期，虽然在研究时段末期有所小幅缓和，但仍对两国关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中越南海争端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中的最不确定因素。

3.6 排华思潮的阻碍作用

中南半岛五国中，越南、缅甸的反华和排华思潮较为严重，这也影响着中国与上述两国双边关系的演进。越南反华情绪历时较长且规模较大，如2014年5月13～15日和18日，越南爆发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对中国民众和企业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表示强烈谴责。缅甸排华思潮攀升是在2011年密松电站事件后，2011年10月上任伊始的登盛总统决定停建由中国承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2012年11月莱比塘铜矿因缅甸民众抗议被迫暂停，这一系列事件伴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断发展，成为影响中缅关系下滑的转折点[28]。

4 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良性互动

处理好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至关重要，面对当前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中存在各种问题，中国应予以积极应对、及时处理，使中国与五国关系达到良性互动。

4.1 着力增强与各国政治互信水平

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通过协商对话形式让世界国认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不会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当利益、意识到与中国的友好合作能促进各方发展，恶性竞争则会损害各方利益；发生利益冲突和意识分歧时，尽量保持克制、冷静的态度，当事方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讨，相互适当让利，寻求和平解决模式。同时，中国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造福全人类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牢固树立中国负责任、和平、友好的大国形象。

针对中南半岛国家还应进一步发扬与中南半岛国家友好关系传统，充分利用与深化GMS和CAFTA领导人对话协商机制，让各国真切感受到中国的崛起能带动各国发展，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消除五国对中国的误解。此外，中国在外交上应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29]，即对待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应当与对待发达国家有所区别，对待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适当予以宽松的外交政策和手段，但在涉及国家主权方面绝不退让。

4.2 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

2016年7月12日，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并执意推进南海仲裁案公布，中方表示：“不接受、不参与仲裁案，不接受、不承认、不执行所谓裁决的坚定立场”[30]。虽然越南没有直接参与此次仲裁，但中方要时刻警惕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煽动越南参与后续事态。因此就中越南海争端，应以党际关系为纽带，敦促越方权衡战略利弊、淡化大国意识；坚持双边对话协商解决机制，谋求和平解决模式；坚持南海主权，主动作为[31]，加快共同开发步伐，在推进中越南海实质合作方面多下功夫。

4.3 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

缅甸国内军事冲突属缅甸内政问题，中国倡导“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方针，但就缅方内乱对中国边境造成的威胁来讲，中方应在尊重缅甸主权和内政前提下，以积极姿态介入缅北事务[32]。首先，中方应引导企业加大与缅甸民众生计相关行业的投资，扩大缅甸民众参与，增加当地民众收益，在改善中方企业与地方社会关系的同时为中国介入缅北事务提供基础；其次，有限度地接触和加强与缅北“民地武”的合作，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机制[33]，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适时扮演“调解者”的角色，敦促各方从各自利益考量，通过协商和民主的方式解决各方矛盾，化解冲突。

4.4 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34]。国际关系演进的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与文化方面的紧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两国政治的良性发展。因此，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推动作用。

经济领域。贸易合作方面，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扩大双边经贸往来，推动双边或多边自贸区建设；投资方面，中方积极引导企业转变对五国的投资方向，实行整行业投资，扩大各国民众参与度，增加当地民众的直接收益，中方企业要增强承担社会责任的能力，切实维护企业和中国形象；通道建设合作方面，化解分歧，各方通力合作加快泛亚铁路建设和湄公河航运开发；跨境经济走廊建设方面，根据“一带一路”走向，依托在建泛亚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以沿线中心城市为节点，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积极推进中越“两廊一圈”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规划建设中老泰公路（昆曼公路）和中老泰铁路①经济走廊；中老、中缅、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方面，共同打造跨境经济带，繁荣和稳定边境地带。

文化领域。中国与五国文化传统相近，应以佛教文化、中国特色传统文化为纽带，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等，进一步扩大人员往来，拓展增进人民间友谊，实现民心相通。

5 结语

本文运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衡量2002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这一时期，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上呈现为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中柬、中老与中泰关系下降幅度较小，中缅关系明显下滑，中越关系恶化，因此双边关系亲疏程度在地域空间上呈现为：中国与中南半岛中部国家（柬、老、泰）关系较好，与东西两侧国家关系明显下滑（中缅）和恶化（中越）的地域空间格局特征。进而探讨了双边关系演进中的机理，认为其是受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國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以期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宽松和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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