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R模型的中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评估和预测

时间：2024-05-17

陈秀莲

摘要：从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收益安全的视角，结合海洋战略资源的特征，基于DSR模型的构建思想，综合考量资源与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环境的关系，构建了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指数的指标测度体系。在此基础上分析评估了中国南海石油的安全水平和动态发展情况，发现南海石油安全度不高，2005年～2007年变化不大，2007年～2011年提高很快，2011年达到最高点，但2012年后有所下降，并分别从D（驱动力）因素、S（状态）因素和R（响应）因素进行分析，最后预测了南海石油安全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结果表明，至2020年，南海石油安全度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其中D（驱动力）因素的上升速度超过R（响应）因素。

关键词：DSR模型；中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南海石油安全；评估；预测

中图分类号：K91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海洋资源日益成为发展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围绕着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因此构建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指标，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状况、成因以及维护措施等，也对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展与海洋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及本文贡献

国外关于中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谈海洋安全问题的时候直接或间接提到海洋资源及其安全，体现了从分析一般的海洋资源及其安全的影响因素，到逐渐关注南海资源和领土争端中各博弈方的政治军事的研究趋势，总体上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影响南海海洋安全的主要因素，如以D.Rosenberg，C.Chung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更高容量的航运交通、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海盗、恐怖主义威胁等是影响海洋安全的几个因素[1]。二是指出海洋及其资源的存在使不同区域包括东亚区域的海上安全有不同的特征。如A.Patalano指出东亚海洋及其资源有别于其他区域系统，使其影响了该区域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2]；三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其中以Zhao Hong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了南中国海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现状和问题，以及东盟国家的竞争或合作反映等[3]。以R.Castro为代表的学者则探讨了南海资源和领土的争端，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策略，如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逐个分化东盟成员国，在东盟和美国之间设置障碍等[4]。

国内关于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主要有关于中国矿产资源安全的定量评价，如严筱等对重要矿产资源[5]、高丽等对稀土资源安全的评价[6]、张佳东等对镍资源安全进行的评价[7]等。对石油安全进行定量评价的文献较丰富，其中，李铭等运用层次分析法[8]、李凤升等采取主成分分析法[9]、程一琳运用序关系分析法[10]、刘伟强等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11]等。部分学者关注对石油安全有影响的运输安全问题，如王小洁运用云模型的分析工具评价我国石油海洋运输安全[12]；孙永波等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石油运输安全进行评价[13]；王强等对石油进口来源地风险做了评价[14]等。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海洋资源、海洋安全等方面，关于海洋戰略资源安全的研究多为分析解决安全问题的对策，侧重政治、法律等手段；国内学者虽然在评价资源安全或石油安全方面有不少研究，也采用了诸如PSR、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评估，但是海洋资源安全评价的研究不多见，结合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进行定量分析更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

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上补充和完善了海洋安全理论，体现在结合海洋战略资源的流动性、共享性、高复杂性等特性，基于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收益安全的视角，考量资源与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环境的关系，构建了DSR模型的指标测度体系；实证上的贡献体现在，以中国南海的石油安全为例，测度我国南海石油安全的水平、动态发展情况，并进行预测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对在实际工作中维护南海海域石油资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2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及其DSR模型

2.1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二分性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与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的综合安全，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的安全，也表现为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是使一国或地区能够及时、稳定、经济地获取各种海洋战略资源，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的同时，也能保证后代人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种状态和过程。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二分性指的是海洋战略资源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也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是二者的统一。

（1）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各国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资源，海洋由于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陆地，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海洋资源所有的诉求，从而导致海洋争端频频出现，如吴士存就曾指出“南海战略资源的争夺是南海争端的直接诱因”[15]。海洋争端大多是围绕战略资源发生的所有权争端，是与海洋领土有关的诉求。

（2）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同时还表现为各国对资源的开采、使用、收益和保护的安全。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是海洋战略资源的所有的安全和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二者的统一，前者涉及领土、主权、军事的传统安全，后者主要是经济等非传统安全。后者决定了后者的出现，前者保障了前者的获得。

在当前的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流的背景下，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越发表现为对资源开发、利用和收益的安全，并且更侧重各国的战略资源合作来影响和作用于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这种特性，使人们会采用经济、技术等非传统安全手段，使一国或地区，能够实现：①提高开采技术，解决资源开采利用中的问题，及时、稳定、经济地供应各种海洋战略资源；②保护海洋环境，维持资源的良好健康状态；③避免过度开采战略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海洋战略资源的目的；④与沿海国家合作开发利用战略资源，共同受益。

2.2 DSR模型及其运用思路

DSR模型即“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适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容。

DSR模型包括D（Drive force，驱动力）、S（State，状态）、 R（Response，响应）三部分，并通过权重来分配三部分的影响力。驱动力指对整个资源安全系统产生压力或动力的因素；状态指的是驱动力影响下的资源安全的变化，以及对自然、经济、社会等造成的各种影响，包括良性的和不利的影响；响应指的是针对这些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和政策手段等，D、S、R三部分互相影响，最后综合而成所要评价的资源对象的情况。

DSR模型的构建思想体现为，将资源安全问题视同为在多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与环境的关系被描述为一条循环因果关系链，关系链上的每个环节分别是影响资源的各类环境及其各种构成要素等，各个环节互相作用和影响，使资源安全这一复合系统能够发挥作用。

DSR模型的构建思想可作为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评价参考。如前所述，海洋戰略资源安全在当前全球追求和平的大趋势下，其开发收益的安全体现的是资源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的综合关系，体现为在多种环境的影响下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收益、保护等的情况，是围绕着是什么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产生动力或压力的驱动力（原因），这些原因影响其可持续性的发展，改变了各种环境储量、质量等状态，带来了什么变化（影响），而这些影响和变化反过来影响社会活动或经济活动，从而政府部门对此做出了补救反应（对策），不断的循环反复，构成了“驱动—状态—响应”关系。因此，采用DSR模型，运用其构建思路，结合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可以进行评估和预测。

3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度指数的测度体系构建

3.1 DSR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海洋战略资源与陆地资源相比，具有高风险性、高复杂性等特征，所以本文的测度体系里除了考虑一般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外，还考虑了高技术性（选取海洋研发、海洋人才因素）、高风险性（选取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因素）、高复杂性（选取海缘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因素）以及共享性（选取了国际海洋资源合作和交流因素）。

3.1.1 驱动力D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驱动力包括：（1）海洋资源自身系统驱动力。海洋资源的数量是影响其安全的最直接因素，一般而言，海洋战略资源的丰裕度越高则资源的供给安全度更高。（2）社会发展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海洋资源价格等都会对资源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3）海洋战略资源的高复杂性，会影响资源进出口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海域的地缘性也使地缘政治经济会成为重要的因素，沿海相关国家与本国关系如何等都会对资源安全产生影响，因此，海缘政治经济驱动力成为影响安全的一个因素。（4）海洋资源环境驱动力。海洋资源环境情况的健康或污染等也会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产生好或坏的影响。

3.1.2 状态S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状态层的因素包含有：（1）海洋战略资源国内国际供给状态。反映了资源本身的供给水平，是状态的重要因素。海洋战略资源开发利用率越低意味着可利用的海洋资源就越少，安全度则低。（2）海上运输通道状态。运输特别是海上运输具有比陆地运输更高的风险性，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影响海洋战略资源的前提和保障。（3）国内政治状态。反映了本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程度，这是使得海洋资源的供给获得政治上的保障的重要因素。

3.1.3 响应R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响应是针对驱动力导致的状态进行的调整和应对，包含有：（1）海洋战略资源的高技术性使海洋技术研发成为重要的响应因素。如果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海洋战略资源的可替代性增强，则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度有较大的提高。（2）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战略资源的高技术性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3）海洋治理、监控。海洋环境污染监控以及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行治理，可以保证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石油开采过程中生产污水、泥浆等倾倒如海水，如果没有经过处理，会造成海洋环境的污染。如果监管有力到位，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度会上升。（4）海洋资源合作与交流。海洋战略资源的流动性和共享性决定了海洋战略资源有各方合作和交流的基础，在海洋战略资源上借助各种平台进行各种沟通，也可以增进彼此间的利益维系，促进安全度的提升。

DSR模型各个层次的因素构成如图1所示：

3.2 指标构成

在考虑上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每个因素中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海洋资源安全的测度体系。最终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本国与沿海国家/区外大国的政治、经济“等级评分法”在参照政治关系等级、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评分以及参考王礼茂[16]的5等级评分法的基础上，设计10等级评分表（表2），分数等级越高，说明安全度越高。

因此，海洋资源安全指数公式为：

其中：C是海洋资源安全指数总值，Wi代表D、W、R的权重，其中i=1，2，3，D代表驱动力指标，S代表状态指标，R代表响应指标。

4 南海石油安全度的测度

中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现状中，南海海域的安全问题最为复杂，而这片海域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区域，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油气等战略资源丰富，围绕着油气资源发生了关于主权、领土的所有权安全和资源开发、利用和收益等的安全问题，本部分以南海石油资源为例，从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安全的角度，评估和预测我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情况。

4.1 模型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根据前述海洋战略资源安全DSR模型及其指标体系，结合南海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各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公布的时间滞后性，本文选取了2005年～2013年的指标数值来进行安全指数的测度。各个指标数据来源为：石油自给率、中国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石油进口率数据来自中经产业数据库；中国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中国内部稳定度数据来自PRG集团的各国政治风险指标；中国与东盟经济、政治关系、中国与美国经济、政治关系采用等级评分法；中国人均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世界人均GDP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按照当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石油价格变动率、石油生产集中度数据来自于BP能源统计；南海通道容量数据来自于田春荣2005年～2014年《中国石油进出口分析》[17]；南海通道安全数据来自于国际海事组织历年《海盗报告》；中国与相关国家资源合作关系、中国与相关国家沟通与交流数据来自于2005年～2014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其余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2014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4.2 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的测度结果评价

采用熵值法获得各项指标的权重后，对已经标准化的各指标数值分别乘以权重，最终得到各层次安全指标值如图2：

4.2.1 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的综合值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测度结果，2005年～2013年近十年时间里，南海石油资源安全度的总值2005年为0.0356，2010年达到0.1018，2013年为0.0956，虽然安全度不高，但是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以2011年为峰顶，此后有所下降，总体来说，可以把安全情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2011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虽存在各种困难，但安全度逐步增长。最初中国不重视南海海域石油的开发，到2002年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DOC）的签订，2003年后2007年前这段时间，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较少，2007年后我国大力加强海洋科技的研发、海洋环境的监控等，南海石油安全度不断上升。从图2可知，2005年到2011年，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是逐年上升的，7年间安全度增长了3倍多，而且这一阶段虽然遇到一些海洋权益问题，特别是2009年前后围绕着南海岛屿等纠纷增加，但是南海石油安全度是上升的，并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2013年，这一阶段，南海石油安全度的综合值有所下降，南海石油安全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如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加大，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石油进口率仍在上升，而南海石油开采量虽有所增长，但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石油需求。此外石油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在这一阶段放缓，南海海洋区开发污染物排放也增大，而海缘国家政治问题在这一时期也较为突出。但这一阶段中，响应因素继续发挥着作用，并在2013年呈现出上升的状况，这主要与我国政府加大了海洋研发、海洋人才培养和海缘国家的合作交流有较大关系，因此虽然在D、S、R三因素的影响下南海石油安全综合值有所下降，但由于响应因素的拉升作用，且响应因素的权重在各因素中最大，拉动作用更显著，所以安全总值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能回升。

4.2.2 响应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從南海石油安全度构成的三个要素来看，响应的变化趋势和综合安全值类似，可见安全值的变化大体由响应拉动。

（1）南海的海洋技术研发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从响应的构成指标可以看出，2005年～2013年间，海洋科研投入经费增长了近35倍；南海沿海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近10年也是获得较大的增长，围绕着南海进行的科技研发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2）加强了海洋人才培养。从海洋人才看，2005年～2013年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其中南海沿海科研机构的高级职称人数有2005年的516人增加到了3705人，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由2005年2099人增加到了4566人，此外，为了海洋研究而培养的各类海洋科技后备力量，如全国海洋专业硕士以上毕业的学生由2005年的1006人到2013年增长了近四倍。

（3）南海治理监控力度加大。从海洋治理来看，我国加大了沿海地区海洋污染工程项目的建设，南海沿海污染治理当年竣工项目的数量近些年有所增加，2013年有404个项目完成竣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也由05年的1424万吨到2013年的10倍左右的增加，说明我国对南海沿海海域的环境治理不断加大重视度。在海洋保护方面，南海海域建设了各种自然保护区，2005年合计6069平方千米面积，到了2013年扩大为30013平方千米。

（4）加强了中国与南海沿海诸国的海洋合作与交流。南海海域的资源纠纷以及海洋资源的共享性等特性，决定了中国应该与南海沿海诸国加强海洋合作，2005年以来，我国和沿南海东盟国家开展了不少的海洋交流与合作，特别是2009年后加大了合作力度，采用签订协议、召开论坛和研讨会、实施合作项目等各种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年～2015）实施后，此类的合作更是增加。

4.2.3 驱动力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2005年～2013年间，驱动力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的缓解，应该说，在解决石油排污方面的效果比较显著。

（1）从石油系统自身的情况来看，其构成指标的石油保障度和石油自给率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从石油保障度看，南海石油剩余可采量供国内石油消费使用的比例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国内石油消费量上升非常快，我国目前已经成了石油净进口国，对石油的需求非常巨大，虽然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由于南海石油开采水平目前尚未达到深海开采的能力而无法满足需求。此外，石油自给率缓慢上升，国内的石油产量很大程度上是由陆地或者其他海洋石油提供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南海深海石油开采的紧迫性。

（2）社会发展驱动压力较大。中国的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得非常快，近几年已超过50%，这说明中国的发展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此外，石油价格除了2009年有较大下降、2013年有所下降外，大部分年度石油价格增加，这对中国这样石油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非常不利。

（3）南海海洋环境驱动力方面，南海海域污染情况转好，如南海海区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的污水2005年为8828亿立方米，但是2008年即下降到1.06亿立方米，此后时多时少，但都基本维持在1万立方米左右。另一方面，遭遇自然灾害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2005年相比，已有所下降，2005年的经济损失最高，超过264亿元，此后逐年下降，2012年下降到25亿元，2013年虽有所上升，但总体上看，南海海洋环境驱动方面呈现正的效应。

（4）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南海海缘政治经济驱动的压力先降后升。

①从南海的海缘政治经济情况来看，东盟国家多年来积极开采南海石油，与中国在南海石油等战略资源问题上有争端，特别是菲律宾甚至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此外，域外大国如美国因为南海丰富的战略资源以及自身的战略诉求也参与进来，南海海域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总体上看，虽然在某些年份，如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稳定性下降，2012年因为中菲南海冲突导致外部冲突指标值上升，但2005年～2013年间，在世界外部冲突层出不穷情况下，中国却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稳定的内在政治性，这使得中国虽然面临着不少冲突的威胁，但外部冲突性有下降的趋势。

②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与东盟整体的经济关系是良性发展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后，双方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政治上中国与东盟早在2003年就已经签订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多年来双方建立起多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功打造了一系列合作平台，彼此间政治关系也越加密切。所以中国与东盟只是部分国家在南海海域有资源等争端问题，并不影响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合作。

③2005年～2009年间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良好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南海石油安全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后，南海石油安全的威胁问题频频发生，其中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以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为标志性事件，南海问题出现了转折，变得复杂化[18]，但这时期带来的压力尚未抵消掉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源环境压力的缓解带来的“升”力，因此2011年驱动力因素仍呈现上升的趋势。2012年后，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激化，代表性事件为中菲黄岩岛中国渔政船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对峙的事件以及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仲裁程序。因此，2012年后由于石油系统自身压力、资源环境的压力、社会发展的压力以及海缘政治的压力，导致2012年～2013年驱动力因素在各种作用的影响下出现下降的现象。

4.2.4 状态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1）状态因素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国内石油开发的情况和收益的增加。如2008年南海累计探明技术可采储量达到2.9亿吨，2013年增加到3.7亿吨；石油业增加值2013年达到16亿人民币，比2005年增加了3倍多；从油井数看，2005年到2013年是增加的，但南海沿海区域的原油产量相对是下降的，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海沿海原油产量由2005年的1500万吨左右下降到了2013年的1345万吨，这主要是因为浅海海域的原油经过多年开采，潜力已经不大所造成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新石油油田的探测、南海深海石油开采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加强。

（2）南海石油运输的比重显示长期高达80%以上，这易使中国石油运输受到极大的限制，容易带来安全上的问题，所幸2011年开始，南海通道的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下降到了75%左右，减轻了石油运输的风险。与此同时，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和南海海域发生的海盗劫掠数下降不少，如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劫掠数由2005年的12起降到了2013年的1起。

5 南海石油安全度的预测结果

采用GM（1，1）模型对南海石油安全度进行预测，预测时长为7年，即到2020年。但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精确度、后验差以及小误差概率后发现不符合模型检验要求，故采用新陈代谢（1，1）模型进行新陈代谢转换。对安全值、驱动力、状态、响应的原模型进行新陈代谢转换后，模型C与P均在范围内，且-a都很小，接近0，所以模型通过检验，可以作为预测模型。使用软件GTMS计算得出，南海石油安全度及其驱动力、状态和响应因素的预测结果如表4：

5.1 预测结果分析

到2020年，南海石油安全度继续上升，而驱动力、状态和响应等因素也呈现这样的趋势，只是上升的速度快慢有区别而已。其中D、S、R三因素里，起初是响应力的影响更大，但是2017年之后，驱动力的影响上升，超过响应因素。在三因素的合力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南海石油安全度整体趋于上升，其数值会比2013年增加2倍。

5.2 驱动力因素

（1）社会发展驱动力指标中可预计未来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压力依旧存在，2014年该指标已经超过60%。南海石油系统自身驱动力方面，未来石油自给率仍在下降，2014年为41%，石油保障率仍未有明显提高；

（2）虽然2014、2015年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量仍在增加，但是油气区及邻近海域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①，未来会对安全度带来正的影响。

（3）从海缘政治经济指标来看，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激化。经济关系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自贸区成立后， 2015年11月22日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越加紧密。政治上，2013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国-东盟发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并签订了《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上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这种合作的态势也使南海石油争端问题和东盟的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和东盟整体区分开，将推动南海石油安全。此外，虽然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使得美国频频在参与南海问题，但中美之间庞大的贸易投资、美国国内的反对以及当前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大趋势都将使双方矛盾不会有太大的激化。

5.3 状态因素

（1）一方面，石油进口率继续增长，2014年为16.43%；石油仍然集中在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少数国家，且2014年生产集中度更高；另一方面，随着深海科技的进步，南海石油可采储量会有所有增长，从2014年、2015年海洋油气业数据看，海洋油气产量是保持增长的，2015年海洋原油产量5416万吨，比上年增长17.4%，海洋天然气产量136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3.9%。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全年实现增加值939亿元，比上年下降2.0%，但因为中国与此同时还是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石油价格的下跌在中国进口石油方面反而是有利的，所以油量的增加和油价的下降哪一个的作用更大，还要看石油的进口情况。总体上看，油价下降和中国进口率的上升带来的收益反而抵消了因此带来的增加值的减少。

（2）从石油运输通道指标上看，未来也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其中2014年南海运输通道在我国石油进口中的比重继续下降为71%左右。未来随着我国在石油运输通道如中缅油气管道战略的实施，马六甲的影响会逐渐减小。中缅油气管道是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的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一旦正常使用，中国的原油运输将从西南地区不经过马六甲海峡输送到中国[19]。另外，南海海域的海盗案件数量2014年后也在减少中，继马六甲海峡海盗案件减少后，我国政府加大了在南海海域的海盗問题的打击，2014年南海海域的海盗案件仅为1起，2015年案件数为0。预测未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度会不断上升。

5.4 响应因素

从响应因素看，在研发、人才、海洋治理以及海洋合作交往的进一步深化，未来南海石油安全度会更高。

（1）科技研发方面，2014中国海洋重大专项能力建设项目不断推进。如海洋一号C/D卫星和海洋二号B卫星立项建议书上报，海洋二号A卫星地面系统一期获初设批复；2015年由“海洋石油981”承钻的我国第一口超深水井陵水18-1-1井日前成功实施测试作业，表明我国已具备海上超深水井钻井和测试全套能力②。

（2）在海洋治理方面，已开发出多种设备，2015年中国—东盟海洋科学与技术创新成果展展出120项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包括以潮汐能直接驱动海水淡化为代表的海水综合利用，以海上智能机器人、海燕号水下滑翔机为代表的海洋观测监测等③。

（3）在海洋交流合作方面，近年来中国取得了不少成绩，以2015年圆满结束的《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年～2015）》为例，该计划实施五年来，我国与南海诸国进行了多项国际合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外中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中的海上丝绸之路会连接东盟部分国家，双方在“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下将开展海洋合作与交流，可见南海诸方的合作将会加强，经济政治关系也更密切，未来会提升南海资源安全。

6 总结

评估结果显示，2005年～2013年近十年时间里南海石油安全情况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2011年，这一阶段特点是虽存在各种困难，但安全度逐步增长，并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2013年，在这一阶段，南海石油安全度的综合值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响应因素的拉升作用，而且响应因素的权重在各因素中最大，拉动作用更显著。

总体上看，南海石油安全度并不高，但在逐渐加强，虽然2011年上升到顶点后逐渐回落，但一是安全综合值与2005年相比，安全度已经上升了近3倍；二是即使2011年后下降，也不再是2005年前后的水平；三是响应因素有着显著的拉升作用。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驱动力因素虽然会继续面临着社会发展压力特别是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增大的压力以及石油系统自身压力等压力问题，但同时也有推动力，如海洋石油环保问题的处理能力提高、石油开采技术提高等；在响应因素上，为了解决压力和导致的状态问题，我国未来应该、也有能力加大科研投入，加快研发步伐，在深海石油勘探和开采等方面加强技术攻关，在目前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深化；人才培养等方面预计未来也会加大各类海洋技术人才的培养；海洋合作方面已经制订了《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其他各类协议也在按期执行，随着中国与各国合作交流的力度加大，D、S、R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未来南海石油安全度将会提高，这一点从预测图也可以看出来。

总之，南海石油安全问题虽然伴随着海洋权益和岛屿之争呈现出复杂化的情形，但是从海洋资源的开发收益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虽然不高，但是发展态势良好，另外中国在南海岛屿所有权、领土主权等方面的斡旋、海军实力的上升、外交活动开展等采取的措施，与石油开发合作方面的措施形成“软、硬结合”的效果，彼此互相作用和影响，会推动南海石油安全度在未来走向更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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