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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中国初期的民族工作成就——以《人民日报》为视角

时间:2024-04-24

巴永超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翻开了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史新的一页,党中央、各级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工作,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多年的努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各领域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人民日报》给予了全国各地的民族工作很大的关注,有关民族工作的新闻报道数量巨大,这些报道涵盖的范围包括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各地积极开展民族工作的举措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内容非常详实具体,通过这些报道可以充分展示新中国初期民族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具体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践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少数民族同胞翻身做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积极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工作,建立民族联合政府和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让少数民族同胞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同时吸收少数民族同胞参加各级人民政府,让少数民族同胞和汉族一样平等的参与国家管理和建设,实现了民族平等的主张。青海省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共有七个民族,历史上各民族关系交错复杂。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青海便在全省23个行政单位中建立了14个县级的民族联合政权,改造了 60个区、260个乡政权,并按聚居和杂居情况,分别按民族比例,使各兄弟民族都参加了区乡政权(1)。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又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纲要》从自治区组建、自治机关设置、自治权利、自治区内民族关系等各方面详细地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勾勒了蓝图,此举为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础(2)。在《纲领》的指导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 10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1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相继成立。在各大行政区及各地方,推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中南区从1951年6月开始,在全区大力展开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截止1954年1月,全区共设立了区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单位16个,其中包括桂西僮族自治区(行署级),湘西苗族自治区(专区级)、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专区级),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大苗山苗族自治区(县级)、三江侗族自治区(县级)、连南瑶族自治区(县级)、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此外还有区级自治区7个,乡级自治区30余个。这些自治区覆盖了全区73%的少数民族人口,包括僮、瑶、苗、黎、侗、回等民族在内的共6464800余人(3)。在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如绥远省的伊克昭盟,甘肃省藏民聚居的卓尼地区、天祝地区和临夏分区的东乡族聚居区以及肃北蒙民聚居区,川北平武县藏族聚居区,西康省藏族聚居区及西康省西昌县红毛妈姑区彝族聚居区等地,也都初步建立了自治区人民政府(4)。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密切了党和政府同少数民族同胞的联系,提高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热情,加深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掀开了新的一页。

除了大力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均积极吸收少数民族同胞加入各级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不仅有汉族还有蒙、回、维吾尔族等民族人士。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的49名委员中有10名少数民族委员,包括回族 4人、维吾尔族、蒙族、藏族各2人。西南军政委员会中有藏族5人、彝族3人、苗族2人,此外还为其他少数民族同胞保留了相应的名额。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新疆,省人民政府的委员主要是少数民族,31名委员中就有20名少数民族委员,包括维吾尔族 9人,哈萨克族 3人,回族 2人,柯尔克孜族、蒙族、乌兹别克族、塔塔尔族、锡伯族、俄罗斯族各1人。新疆省人民府政主席,甘肃、青海、绥远、新疆、云南等省副主席都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在地方政府方面,各民族杂居地区的市、县、乡、区政府均有各民族的干部和各少数民族人士参加。以云南为例,云南省所属12个专区、116个市、县中,担任正副县、市长和专员的少数民族干部达32人。在各地各界代表会及人民代表会中,也都注意吸收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如云南省南峤、澜沧等县的各界代表会议中,少数民族的代表均占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5)。

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建设和团结少数民族同胞参与国家及地方事务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实现了民族平等,加强了民族团结,保障了民族杂居区各民族在政权机关中享有平等权利,表明少数民族同胞彻底从政治上翻了身,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工作的最大成就。

二、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迅速扩大

解放初期,全国的少数民族干部数量非常稀少,少数民族干部的缺失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瓶颈。为了国家建设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提出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方案明确指出中央及各地政府应根据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大力培育少数民族干部。为此1951年6月,政务院在北京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同时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了八个分院。该院的主要工作是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领域的高、中级干部以及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并加以继承发扬。这些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党的民族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各地方培训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也在全力开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青海、绥远、西康等省纷纷创立了民族干部学校,内蒙古自治区的党校、东北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延边大学、北京回民学院相继开办民族干部培训班。西北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截止1951年3月,全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少数民族干部已有22000多名,比半年前增加了4倍。其中“新疆有17000余名(占该省干部总数的74%),青海有2000余名,甘肃有1976名,宁夏有1050名,西北区一级机关及西安市共有40余名,现全区16个少数民族中,均已有了自己民族的干部参加工作(6)”。北大医学院、中央团校等北京高校,还专门为少数民族学生开设了班级。此外教育部还特别规定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及靠近民族地区的大、中、小学及专科学校就读,应当在录取和学费上给予特别的照顾(7)。

同时针对少数民族工作迅速发展的需要,各少数民族自治区、自治县、自治乡普遍地开办了各类少数民族干部短期训练班(时间1个月到3个月不等)。同时妥善处理和协调地方训练班、民族学院、各类中等、高等学校、技术训练班之间的分工。针对不同的培养需求和培养层次,选择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学校。这些短期训练班不仅培养了大批的政治工作的干部,而且还培养了一批贸易、卫生、教育、文艺、农牧、水利和银行等专业干部。

截止1956年,全国共培训少数民族干部20多万,少数民族干部的队伍不断壮大,各少数民族地区均已经有了本民族的干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当地朝鲜族干部已占全州干部总人数的76.8%,各级领导干部也绝大部分是朝鲜族。总人口只有2000人的鄂伦春族,也有了100多名本民族干部。此外,在各地的专业部门中,有1万多名少数民族干部担任着各种职务,其中有1000多人是近3年内在各大学或专业学校中毕业的学生(8)。这些干部从前绝大多数是农民、牧民、手工业工人和各少数民族中的知识青年,除少数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外,绝大多数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经过数年的工作锻炼,加之帮助指导,他们已经成为各自工作岗位上的骨干力量。他们工作积极负责,并熟悉当地的情况,受到本民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密切了党和政府同各民族人民的联系,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各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少数民族地区贸易、生产快速恢复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改变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遗留下的贫困落后面貌,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贸易进行了有重点的扶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物质匮乏,民生凋敝的局面。解放后,为了恢复少数民族地区同外界的贸易往来,各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物流贸易公司、推销站和收购站等机构,收购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产品,供给工业生活品。据不完全统计,仅解放后两年时间内,国营贸易机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国营贸易公司、门市部、采购站、代销店、加工厂等企业机构和流动贸易小组的数量已经达到750个,为其工作的少数民族贸易工作干部人数约1700多人(9)。在国营贸易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指导下,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的交换比价,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土产特产的价格提高了,外来的日用必需品的价格降低了,因此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西康省西昌专区1951年各类贸易公司共收购牛皮139900余斤,羊皮 78000余斤,猪鬃 8700斤,加之猪油、花椒、黄丝、药材、粮食等物资,总计金额值10亿多元。同时供给各少数民族人民盐巴 163200余斤,土布 26300件,洋布 1810匹,加之粮食、农具、百货等,总计金额约值20余亿元(10)。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和外界贸易量的增大,土特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对比有了显著变化。例如1949年牛皮一担只换盐巴75斤,1951年可换到190斤。湘西各级人民政府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在少数民族地区预购了50%的土产,1951年湘西地区国营贸易、合作部门购销总额即达700亿元以上。据永绥、凤凰、干城、保靖、古丈、通道、晃县七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县统计,1951年生产土产总值在1000亿元以上,经贸易、合作部门运销出去的即达500亿元,1952年上半年又达400亿元。同时大量供应了当地人民以食盐、土布、粮食等物资(11)。通过这些设立在各地的国营贸易公司和收购站、推销站,少数民族地区的土产物资得以销售,生活物资得到满足,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的生活质量,过去缺盐、缺布的地区有了足够的食盐,布料,很多地区开始使用香皂、毛巾、手电筒,从前那种极端贫困的生活面貌发生了巨大地变化。

在发展少数民族贸易的同时,各地政府还大力向少数民族捐赠生活生产物资,发放救济款,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农业生产。中南区1951年共拨救济粮600万斤,1952年拨救济粮289万6000多斤,救济款152亿8000多万元,1953年又拨发救济款543亿2500万元,此外另下拨89亿元用作移民费。1950年,仅海南一地的少数民族就获得救济衣服约5万件,救济粮524万多斤,救济款15亿元以上(12)。西南区无偿地向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发放了价值400多亿元的铁制农具。云南省从省、县直到重点区,都成立了“改进山区农业生产委员会”,负责农具的发放工作,另对2500多个乡进行一般的补助。西康省给彝族、藏族自治区的农民发放了47000多件农具,并有重点地发放了新式步犁、播种机、圆盘耙等新式农具233部。自治区政府还派出100多个受过专门农业技术训练的藏族干部,深入到12个县建立农业技术指导站,指导少数民族学会使用新农具(13)。贵州省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农民发展生产,1953年仅在炉山、黎平等28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县份,即发放了各种农业贷款192亿2450万元。春耕前后,全省有重点地在72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散居的县份,发放了255000件无偿农具,使15万余户过去历来“刀耕火种”或缺乏铁制农具的少数民族的贫苦农民,得到了铁制农具。各地人民银行又配合发放了近10万头耕牛贷款,解决了改变“刀耕火种”中缺乏畜力的困难(14)。

四、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卫生状况得到扭转

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极其恶劣,少数民族群众的生命时刻遭受着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全国民族卫生会议,分析了当前少数民族卫生工作面临的形势,明确了少数民族卫生工作的主要任务。之后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蓬勃发展起来。

西北区1949年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便派出大批医务卫生人员免费给少数民族人民诊治疾病。1950年8月中央访问团到达西北时,又赠送给当地各少数民族价值15亿元的药品及医疗器材。在中央和西北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下,三年以来,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和恢复了各级卫生医疗机构230多处。人民政府先后拨发人民币300多亿元,作为少数民族人民免费治疗的费用。各省各地人民政府除了派遣了大批汉族卫生工作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外,还积极培育了一批少数民族卫生工作干部,改善了西北地区600多万少数民族人民的卫生医疗条件。同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各省人民政府卫生医疗机构,从1950年起,分批派出20多个医疗卫生工作队,深入牧区和边远地区进行巡回防治工作。这些医疗卫生人员经常冒着恶劣的天气,带着各类医药器材到各个帐篷和家庭中去访问、治病。据不完全的统计,3年共诊治病人91万多人,平均治愈率在50%以上。各医疗队在为问诊治病同时,还以各民族的文字、语言和采用画片、歌舞、幻灯、模型等形式,广泛宣传通俗的科学卫生常识(15)。

中央西南访问团在访问西南时会同西南区的卫生工作人员,为西康、云南、贵州等省的各少数民族人民治疗疾病26572次,并协助当地开办了一些短期的初级卫生人员训练班并赠送了大批药品给各族人民。截止1952年西南各级人民政府共组织了巡回医疗防疫队26个、医疗组2个,深入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问诊治病工作。西藏和平解放后,卫生部先后派出三个医疗工作组赴西藏调查卫生医药情况,进行医疗工作,并拨款40亿元作藏族人民的医疗费用(16)。

在全国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分散、交通不便的特点,先后组织了48个民族卫生工作队,奔赴西北、西南、中南和内蒙古的各民族地区工作。医务人员巡回在辽阔的草原和重叠的高山上,克服各种困难,为各少数民族治病,受到各族人民的爱戴。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在西康省藏族自治区的两年中,不避风雪,走遍自治区所属19个县及色达草原,共医疗了222000多人次,并向广大藏族人民进行卫生教育,被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为“毛主席派来的门巴(医生)”(17)。

经过数年的建设和发展,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状况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地区缺医少药,疾病丛生的状况得到扭转,卫生工作迎来新局面。首先,卫生组织逐步建立并完善。截止1956年底的统计,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共有医院508所,病床13700多张,疗养院 6所,病床 300多张,医疗保健所(站)1500多个,专科防治所(站)93个,卫生防疫站150多个,医疗防疫队61个。其次,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医务工作者,据1956年的统计,总计达到27000多名,其中包括高级医务人员1800多名,中级医务人员12500多名,初级医务人员10900多名,中医中药人员1600多名(18)。再次,改变了少数民族地区疾病丛生的状况。在内蒙古、新疆两自治区及甘肃、青海等地区共治疗了25万名性病患者,控制了性病的蔓延的趋势,在性病最为泛滥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察哈尔、锡林郭勒三盟牧区,性病的发病率从47.2%降到了 18.4%(19),此外中央及各地卫生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开展了接种牛痘的工作,除少数地区偶尔发现少数天花以外,天花的传染和流行已经被控制。在云南等疟疾重点防治区域,疟疾肆掠的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云南省芒市郊区的疟疾发病率从1952年的70.2%降低到1955同期的6%。同时,中央卫生部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开展了妇幼卫生保健工作,推广新的接生法和婴幼儿保健常识,使得妇女生育率和婴儿存活率大为提高,很多历年来人口下降的少数民族人口逐步上升。

五、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有如下方面。

首先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以西北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年里,中央人民政府共先后拨款数百亿元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补助费,许多贫苦的少数民族小学生,得到了助学金。此外有些自治区和游牧地区,小学生均由政府免费供给课本、文具、服装及生活用费。同时学校的硬件设施逐渐完善,不少小学逐步修建了教室和文娱体育活动等场所和设备,有的小学甚至购买了教学用的风琴、留声机和幻灯机等。截止1954年,西北区各少数民族小学生人数已达43万名以上,接近西北地区维吾尔、回、藏、蒙古、哈萨克等19个民族学龄儿童总数的一半。许多边远的草原和山谷,都新设立了小学,仅青海的牧业区和农牧交错区就建立了95所小学校,共有3300多小学生。新疆牧业区的小学生人数在1953年发展到46000多人(20)。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也逐步普及,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边疆地区,截至1956年底,潞西、瑞丽、莲山、盈江、梁河和陇川等六县已有小学257所,入学儿童已达25000多人,比解放前增加8倍。此外为了适应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解放后自治州培养了众多的本民族教师,改变了过去没有民族教师的面貌,瑞丽县72个教师中,就有33个民族教师。除了在民族师范学校中培养师资外,自治州还保送了六十名傣族和景颇族的优秀青年到北京和昆明的民族学院、卫生学院和民族师范学校深造(21)。

其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保护。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言文字的保护工作,成立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组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帮助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创立文字,文字不完善的帮助其完善,西康彝族新彝文的创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此外各级人民政府还充分运用现有条件,组织人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文字的出版事业。截止1952年,仅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用蒙文、藏文、维吾尔文翻译出版的书刊就有70多万册,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文件以及科学技术知识读物和文艺作品也都有少数民族的文字版本。同时从中央到各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还高度重视少数民族教师的培养和课本的编译工作,新疆省解放四年来共培养了4100多名各民族的教师,并印行了大批各民族文字的课本,使维吾尔、蒙古、藏、哈萨克、锡伯等民族的小学,基本上都有了本民族文字的课本。青海省为了贯彻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的教学方针,教育厅组织人力经过数年的努力将小学课本全部用藏文译成,截止1956年共发行33万多册,不仅供应本省的需要,而且被其他省份当作教材和参考(22)。

最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得到尊重和传承。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保证少数民族风俗习惯能够得到尊重,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出台了许多关照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如为照顾瑶胞特殊的生活习惯,决定湖南省瑶民区内自酿自饮的酒,免征货物税。1951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令,遇伊斯兰教的尔代(新疆称肉孜节)、古尔邦(即宰牲节)、圣祭(新疆称冒路德节)三大节日,凡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人民在屠宰牛羊食用时免征屠宰税,并规定:凡有限制宰牛的地方,各该省、市税务机关应商承当地人民政府放宽检验标准。财政部1951年1月26日发出通知,规定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礼拜寺、拱北(其教主墓地),和喇嘛教的喇嘛庙(召)等本身所占之房地,免征房地产税(23)。其次,继承发扬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我国少数民族大多能歌善舞,对文艺十分热爱,但是大多数并没有职业的艺人也没有专门的文艺干部。解放后,对于少数民族艺术的搜集、整理、研究与学习等工作,被各地文艺工作者所重视。西北曾派专门小组远赴新疆青海学习各民族舞蹈及歌曲,将濒于失传的新疆维族的古典乐曲十二大套,录音保存。同时各地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培养各民族自己的艺术干部,使少数民族的文艺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西北艺术学院设立了少数民族艺术系,培养西北少数民族的艺术人才。西南区从少数民族中吸收大批具有艺术才能的劳动人民组织了文工团,一面进行工作,一面培养干部。内蒙则采取民间艺人代表会议及训练班的方式,帮助内蒙的民间艺人提高政治认识,加强艺术学习,推动与帮助他们参加新文艺活动(24)。通过这些措施,加深了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友爱,促进了民族团结的大局面的形成。

[1]《执行人民政府民族政策 青海少数民族工作获成绩》人民日报 1950年9月13日 第3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人民日报1952年8月13日第1版

[3]《中南区四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 1954年1月6日第3版

[4]杨静仁《一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 1951年3月4日第3版

[5]《西北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 密切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第3版

[6]叶尚志《四年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4日第3版

[7]《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干部 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有二十多万》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30日第4版

[8]社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9月14日第1版

[9]《西昌专区民族工作的成就、经验和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第3版

[10]《两年来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有成绩》人民日报1952年8月13日第3版

[11]《西南区发放大量农具 帮助少数民族生产》人民日报 1953年6月17日 第2版

[12]《贵州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1日第2版

[13]《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三年来有很大成绩》人民日报 1952年9月13日 第3版

[14]《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两年的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9月14日第3版

[15]《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民日报1954年1月19日第3版

[16]《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落后状况逐步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基本上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人民日报 1957年9月1日 第4版

[17]《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初等教育有很大发展》人民日报 1954年1月16日 第3版

[18]《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人民日报 1956年12月9日第7版

[19]《青海少数民族教育已有很大发展 桑热嘉措的发言》人民日报 1957年3月16日 第4版

[20]《人民政府在税收政策上 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日报 1951年7月16日 第2版

[21]严立《开展少数民族的艺术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第5版

注释:

(1)《执行人民政府民族政策 青海少数民族工作获成绩》人民日报 1950年9月13日 第3版(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人民日报1952年8月13日第1版

(3)《中南区四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 1954年1月6日第3版

(4)杨静仁《一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 1951年3月4日第3版

(5)杨静仁《一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 1951年3月4日第3版

(6)《西北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工作 密切政府和群众的联系加强民族团结》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第3版

(7)叶尚志《四年来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10月14日第3版

(8)《各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干部 全国少数民族干部已有二十多万》人民日报 1956年11月30日第4版

(9)社论《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9月14日第1版

(10)《西昌专区民族工作的成就、经验和问题》人民日报1952年8月15日第3版

(11)《两年来湘西地区少数民族工作有成绩》人民日报1952年8月13日第3版

(12)《中南区四年来的民族工作》人民日报1954年1月6日第3版

(13)《西南区发放大量农具 帮助少数民族生产》人民日报 1953年6月17日 第2版

(14)《贵州省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人民日报1953年10月21日第2版

(15)《西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卫生工作三年来有很大成绩》人民日报 1952年9月13日 第3版

(16)《全国少数民族地区两年的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9月14日第3版

(17)《全国少数民族地区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人民日报1954年1月19日第3版

(18)《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落后状况逐步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基本上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人民日报 1957年9月1日 第4版

(19)《少数民族地区卫生落后状况逐步改善医疗卫生机构迅速发展,基本上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人民日报 1957年9月1日 第4版

(20)《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初等教育有很大发展》人民日报 1954年1月16日 第3版

(21)《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大力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人民日报 1956年12月9日第7版

(22)《青海少数民族教育已有很大发展 桑热嘉措的发言》人民日报 1957年3月16日 第4版

(23)《人民政府在税收政策上 照顾和帮助少数民族》人民日报 1951年7月16日 第2版

(24)严立《开展少数民族的艺术工作》人民日报1951年5月6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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