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7
缂丝是以生丝作经线、各种熟丝作纬线,用通经回纬方法织造的平纹织物。制作时,先把图稿描绘在经线上,再用多把小梭子按图案、色彩分别挖织。这种特殊的织法使得产品的花纹与素地、色与色之间呈现一些断痕和小孔,犹如刀刻,宋人有“承空观之,如雕镂之像”之说,因此又会被称为“刻丝”,有时也写作“剋丝”“克丝”。
中国的缂织技艺源于西域,先用于毛织,后移用到丝织。缂毛在汉代就已经出现,新疆楼兰遗址曾出土一块汉代奔马缂毛。早期缂毛所用毛纱粗实,至唐代变得较为精细。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发现了几何菱纹缂丝带,表明最晚在7世纪中叶,中国已有缂丝。
靴,辽,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唐代的缂丝少且残,就早期缂丝研究而言,辽缂丝有其特有的价值。相较北宋,辽距唐更为接近。多个辽墓皆曾出土缂丝,如耶律羽之墓、代钦塔拉墓和法库叶茂台墓等。除叶茂台墓出土一件长约2米的缂金山龙外,其余皆为小件。辽代缂丝通常都将彩色丝线和片金线织在一起,且多以织成的形式出现。据研究,辽代缂丝与唐代缂丝之间有不少共同点,例如都用“S”强捻合成“Z”捻股线作经,而纬丝一般不加捻。宋人洪皓《松漠纪闻》载:“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陕,悉徙之燕山、甘、凉、瓜、沙,旧皆有族帐,后悉羁縻于西夏……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回鹘织工擅织缂丝,辽上京有回鹘营,缂丝很可能是由回鹘织工引入契丹地区并在当地进行生产。
北宋至南宋初,缂丝技法由北方传到定州,再由定州传入内地。官府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手工业生产,少府监下辖文思院设“克丝作”,专门生产缂丝。技术上,在唐代掼、勾、搭梭的基础上发展出“结”的戗色法,即用颜色相近、明度相异的色纬缂织退晕效果。南宋时,缂丝工艺臻于成熟,水平达到历史高峰,能“随欲作花草禽兽”,于是开始用于摹织名人书画,缂画相辅,几近乱真。明张应文《清秘藏》中赞曰:“宋人刻丝不论山水、人物、花鸟,每痕剜断,所以生意浑成,不为机经掣制。”
《大威德金刚曼陀罗》中的元文宗像,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元代缂丝的独特之处在于被用作织御容。御容本指帝后的肖像,用于供奉和祭祀,但元代御容还包括重要的皇室成员。元代御容的制作有绘画和织造两种形式。绘御容是唐宋以来的传统,织御容为元所独有。元代御容大量佚失,遗存至今的24幅御容皆为绘作。据《元史》记载,织御容乃“织锦为之”,御容尊贵,追求形神兼备,当时的织锦工艺难以达到这种效果,此说不免令人生疑。有研究人员从文献记载的织御容工耗、匠师和督工者的籍贯、丝织作坊等方面,推定织御容的工艺当是缂丝,而非织锦。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作品的主题是藏传佛教图像,下方两端织出了元明宗、文宗和其皇后作供养人。人像的高度仅在20厘米上下,但相貌逼真,尤其是元文宗图帖睦尔,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代帝后像册》中的御容画像对比,二者相貌的一致程度接近今日之摄影。
明清时期,缂丝技术逐渐专业化,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尤以苏州缂丝最为精美。明初尚俭,宫廷一度禁用缂丝,宣德后复又盛行。明缂丝工艺之精妙在于其短梭回纬技术,以极细的生丝作经,未加捻或弱捻的较粗彩色纱线作纬,用若干彩色小纬梭,依据图案变化色彩,在经纱之间变换穿梭。明代缂丝书画追随宋意,加以精湛工艺,造诣颇高。清代缂丝品种日益丰富,缂金发达。清中期流行三色金缂丝,即用赤圆金、淡圆金、银线,在深地或浅地上作退晕配色,晚期则多见三蓝缂丝和水墨缂丝。
缂丝最初用于日用品,如衣服、靠垫、台毯等。由于织造技术的限制,缂丝刚出现时,多用来制作一些窄幅的物品。例如唐代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几何菱纹缂丝带,就是舞俑的束腰带,带宽1厘米、长9.5厘米。作为服装用料,缂丝常以织成的形式出现,制成鞋、帽等小物件。据文献记载,缂丝整匹生产,裁为衣衾。元代袍服喜用云肩装饰,缂丝也是用料之一。另外,元代的缂丝制扇十分流行。明清时期,实用性缂丝的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缂丝用来制作被褥、靠垫、荷包、眼镜袋等。
《通景花卉屏》残幅,元,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缂丝亦可用作与艺术相关的装饰、装裱材料,如包首、书籍封面等。即使作为装裱材料,如若年份好,往往会被当作艺术品而受到重视。故宫博物院的织绣藏品中,有一件明代“天鹿锦”(原名“纳纱天鹿图卷”)。卷纵29厘米、横26厘米,原冠于旧画册的引首。清乾隆皇帝认定其为宋代的缂丝,遂拆之,将其作画心重新装裱为手卷,并于前后重墨题跋。从跋文中可知乾隆对此件文物年代和品种的认识。手卷题“含华蕴古”,前跋《咏天鹿锦》曰:“六币琮惟锦,古哉周礼陈。赋曾闻庾氏,束可见吴人。首贻兹制,具端羞彼彬。香光选佛类,装卷表精神。”并于“香光选佛类”句后自注:“内府藏名画大观册,皆元以前名人真迹。而以宋刻丝一幅冠于册首。后有董其昌跋云,余于马夏李唐性所不好,故不令入选佛场,云云。兹于旧画卷首得天鹿锦盈尺,古香璀璨,神采焕然,既装成卷。复题其前,亦从香光例也。”后跋《再题天鹿锦》中又曰:“宋刻丝见亦曾屡,彼皆纂组具画意。”从引首的陪衬装饰到手卷的画心,可见宋缂丝在清朝之珍贵,其地位与绘画作品相当。
由于缂丝惟妙惟肖,因而常被用来摹织书画,这类缂丝通常被视为书画的衍生品类,归入艺术品的范畴。在明代严嵩的抄家清册《天水冰山录》和清代内府书画收藏著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缂丝是与书画并题的。甚至有认为其精妙已超越绘画者,元中期的胡助曾赞誉:“皇朝将作匠善织御容,工妙非绘画所及,前古之未闻也。”按其功用,作为艺术品的缂丝也可分作两类:一是作为供奉的宗教美术品,二为用作欣赏的书画摹缂。
宗教美术品大都为缂佛像、经卷等。较早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藏五代缂丝《金刚经》卷,青地,黄色丝线缂字,白色隔栏,字体工整清晰。西夏黑水城遗址也出土了缂丝唐卡和一些小件,最为著名的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缂丝《绿度母像》,另有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缂丝《大黑天》唐卡等。宋元也有不少缂丝唐卡存世。西藏布达拉宫藏南宋缂丝《帕玛顿月珠巴像》,缂画结合,形象生动,采用搭梭、结、勾等缂织手法,全幅用单线勾边、平涂施彩及间晕配色处理。
以名人书画为粉本的缂丝,其价值在织绣品中地位最高,甚至高于顾绣。两宋宫廷缂丝多以绘画为蓝本制作,当时著名的缂丝名家有朱克柔和沈子蕃,皆以缂丝如画著称。辽宁省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多幅缂丝书画名品,例如朱克柔的缂丝《牡丹图》《莲塘乳鸭图》和沈子蕃的缂丝《花鸟图》轴等。元缂丝中也不乏精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缂丝《通景花卉屏》残幅,通景之一角有设色木绣球一树,娟秀可爱,颇有两宋之意趣。
缂丝在艺术史上虽颇受重视,但于历代鉴藏家而言,甄别不易,经常会判断错误。2018年末,上海图书馆举办“缥缃流彩——中国古代书籍装潢艺术馆藏精品文献展”,展品中有一件《九成宫醴泉铭》,为宋拓本,宋旧装,民国龚心钊重装,翁方纲书写题签,册尾有龚心钊重装题跋。翁方纲、龚心钊皆认为拓本面板书衣为宋代缂丝所制,但其实为缎纹,与缂丝的组织结构相去甚远。
缂丝的判断可借助其独特的组织结构和外观特色。缂丝是平纹织物,经丝贯穿织品,纬丝不贯穿全幅,仅于图案花纹需要处与经丝交织。特殊的织法使得缂丝的图案和花纹周边有断痕和小孔,形成“水路”,悬而对光,十分清晰。
缂丝作为一门古老的手工艺术,它的织造工具只是一台木机、几十个装有各色纬线的竹形小梭子和一把竹制的拨子。织造时,艺人坐在木机前,按预先设计勾绘在经面上的图案,不停地换着梭子来回穿梭织纬,然后用拨子把纬线排紧。织造一幅作品往往需要换数以万计的梭子,其耗时之久,功夫之深,织造之精,可想而知。
缂丝的制作工艺分为嵌经面、画样、织纬和整理等十多道工序。
由于制作工艺的不同,传统缂丝又可细分为四大类,即“本缂丝”“明缂丝”“絽缂丝”和“引箔缂丝”。当今研发的缂丝品有“紫峰缂丝”“雕镂缂丝”和“丝绒缂丝”。它们各有千秋,“本缂丝”质地较为厚实,作品高雅尊贵,适合于装饰点缀;“明缂丝”雍容华贵,质地柔软轻盈;“絽缂丝”质地柔软,间断图案,透气透光;“引箔缂丝”质地柔软,掺有特殊纸箔;“紫峰缂丝”材质轻薄,薄如蝉翼,图案若隐若现;“雕镂缂丝”呈现窗棱效果,极具观赏性;“丝绒缂丝”是丝毯工艺和缂丝工艺的结合品。
沈子蕃,《花鸟图》轴
“明缂丝”比较常见,“本缂丝”相对而言制作的技工日益减少,这两种缂丝的工艺差别不取决于图案文饰,而在其制作工艺和生产出来的产品材质。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到了近代中国只留存下了“明缂丝”的技法。
缂丝的织造技法主要有勾、戗、绕、结、掼和长短梭等,另有盘梭、笃门闩、子母经、合花线等多种特殊技法,都会依照不同的画面要求来灵活运用,以表现各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其中,“结”是单色或二色以上在纹样竖的地方采取有一定规律的面积穿经和色方法;“掼”是在一定坡度的纹样中(除单色外)二色以上按色之深浅有规律有层次排列,如同叠上去似的和色方法;“勾”是纹样外缘一般均用较本色深的线,清晰地勾出外轮廓,如同工笔勾勒作用;“戗”即“戗色”“镶色”,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深浅色之调和运用戗头相互伸展起到工笔渲染效果,以此来表现纹样质感。
由于经得起摸、擦、揉、搓、洗,缂丝又获得了“千年不坏艺术织品”的誉称。缂丝作品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历代缂丝精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缂丝技艺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色,而且具有相应的文化与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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