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与地方感、政治空间的奥秘

张 洁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 成都 610225）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是作者身为历史学家在抒写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以一种情境式的叙事表达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医疗变迁的历史图景，也同时阐发了有关“身体”与“政治”的纠葛关系，“疾病”的隐喻和“地方感”的奥秘。精读全书的过程中，作为一名科班出身的医学生，笔者感到十分庆幸，因为一个历史学家能够细致搜集到诸多医疗史实和案例，让笔者学习了作为一名医学生5年来都未曾知晓的医疗史；同时，这部作品是作者历经数10年潜心研究的精品之作，它阐述了“身体”是怎样和政治挂钩，西医自近代以来是如何以各种方式渗透、扩张到中国的政治空间的；在医疗变革史中，“身体”是怎样与“疾病”隐喻发生着复杂纠葛关系的。

该书叙述结构采取的是叙事，时间从西医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登陆中国到中国赤脚医生体制的终结，全书共十章，每一章前面都附上了体现该章隐喻和情境式的历史资料照片，这些图片和每一章的题目分别展示了10个相对应的主题：传教角色、疾病隐喻、空间冲突、生死控制、中西医医疗资源的互动、社会动员技术、政治表象和乡土网络之间的紧张关系等情境化的铺陈和描述，以展示医疗和政治是怎样一步步的发生关联性的。

探索“身体”与地方感、政治空间的复杂联系，这对于一个史学家而言，无疑是对以往的殖民医学史、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的一项跨学科、跨领域并打破学科边界的一项重大挑战，但是，与其他相比较有所不同的是，杨念群《再造“病人”》是一部真正的医疗社会文化史。从书写表达方式、资料搜集、写作重点和切入角度以及研究议题的重点来看，作者更加突出的是如何从“身体”切入到政治，如何将身体、疾病隐喻和空间政治相勾连，进而探讨整个社会文化意义。作者是在该书中医疗史的研究中，综合考虑到这3方面的复杂互动关系来展开叙述的。

1 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人类学、民族学主要关注经济、政治、宗教、亲属4大分支结构。杨教授在该书中4大分支均有涉及，充分体现了作者广博的研究视角。经济方面：该书在第五章关于陈志潜的“定县实验”中对于乡村医疗变革中将医疗价格与设备实现“非商业”以及在现代“巫”“医”之争中涉及到对于百姓、对于看病的价格战均涉及经济因素，经济的背后正是关系到医疗如何通过经济因素逐步扩大空间的，将经济这一因素作为一个潜在条件和表象与深层次的医疗和政治相关联，作者是想通过经济因素追求到经济背后的西医如何与政治挂钩。这与人类学中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有关深层结构的概念颇为相似，如果说经济是整个探讨医疗关乎政治的表面结构，那么由经济背后主导的西方医疗以及背后的政治空间才是深层结构。政治方面：与其说《再造“病人”》是一部与政治有关的医疗史，倒不如说是一部与医疗相关的政治史，该书作者就是从“身体”切入到政治，从“疾病”与“政治空间”是相联系的，讲述了一部真正的医疗的政治史。以往的政治史关注历史、权力网络等方面，该书却从具有象征和隐喻的“身体”角度切入来探讨政治，实为一新鲜视角和有益尝试。该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3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体现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一条主线是有关“地方”是如何被感知的，重要章节在第二章有关“采生折割”的民间想象使人们感觉到“地方”的存在到第三章《“公医制度”下的日常生活》，充分展示了西医对本土社会和空间的渗透和扩张，中国人在“身体”和“政治”相勾连，疾病与民族兴亡、国家复兴相隐喻这个空间是怎样一步步被西医空间占有的，到第四章《现代城市中的“生和死”》的扩张，表明了一个传统社会控制生死以及由此引发的抗拒的声音，也表明了医疗空间的渗透力更加加剧，再到第五章《乡村医疗革命》中医疗空间从城市到乡村继续扩大，“巫”和“医”之争与地方感、“身体”的关系再到第六章《追剿“巫医”》的巫医“地方感”的消失和被现代医疗行政取缔的全部过程，该章就是阐述了这个“巫医”“四大门”的“地方感”在警卫和医疗行政制度的控制下以“卫生的名义”从有到无，从兴盛到取缔的过程。这几章贯穿着一个核心——“地方感”的概念，正是作者借助“医疗空间”从小到大的扩张、从城市到乡村的蔓延、从国家制度到胡同街道的渗透，使得“地方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出现，又从有到无的灭绝的过程。作者引用雷蒙德·威廉斯强调的“地方感觉”是指包含着生活中积累出的情感因素和我们常说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有所区别，布迪厄强调相似的习性、位置和利益产生相似的实践过程。前者力图接近普通民众的感觉状态，区别于精英设定的主观判断，后者突出相似的位置才能够培养相似的“感觉”。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地方感”，作者认为所谓“地方”是“空间”覆盖的结果，而医疗空间的渗透加剧了地方感觉的出现。上述所有有关描述“地方感”的章节都与人类学的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概念颇为相似。宗教方面：该书运用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描述的有关章节着重体现在第四章有关“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传统的空间仪式运用了人类学的仪式空间，对“添盆”和“洗三”、“出殃”仪式作出精确的描述和记载，并叙述了这些仪式与背后的社会宗教秩序的关系。“接生婆借‘洗三’的仪式，实际上正是给新生儿打上一个社会的标志，并给其在社会网络中预支了一个位置。”在第六章有关民众对“四大门”和“王奶奶”的信奉以及仙坛位置的摆放，在空间安排上遵循的原则是依照是否灵验以及满足地方乡村人们的生活实际需要来决定的，作者除了强调民间意识塑造地方感觉这点之外，也说明了当地的民间信仰和宗教崇拜是满足人们生活实际需要的，“‘四大门’”在仙坛、在民间受到尊崇，取决于它在乡民的实际生活中起作用的程度，‘四大门’的种种神异往往直接满足了这种需要。这正好与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文化功能论相似，文化功能论强调文化就是满足个人的需求，他在《文化论》中就涉及并提到过文化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的，那么作为文化之一的宗教和巫术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最后，体现人类学的亲属关系和家庭部分的是在该书第七章有关传统的中医的描述中，说明了中医的治疗空间和西医的封闭空间不同，中医的治疗空间渗透着家庭感，师传制度也具备隐蔽的家庭感等等来将亲属家庭感与空间相联系，说明了传统中医和西医在治疗空间上的不同点——中医具备更多的亲属关系纽带和家庭亲密性，这样亲属关系就成为中西的不同点之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强调“身体”和“政治”的关系时，并未忽略社会网络关系对于政治的影响和反作用力，在该书的第四章中有所涉及，作者强调的是“非纯净化”的互动过程，说明了作者一直拥有着人类学、社会学杜尔干所倡导的社会整体观的思想，这在该书中应该得到诸多方面的印证。《再造“病人”》就是这样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学、政治学融为一炉，打造出这样一本给予读者新鲜感和可读性的文化精品之作，是值得我们人类学、社会学相关学科学习和借鉴的。

2 本书的书写手法、表达方式、谋篇布局以及资料收集

该书作为“医疗史的另一种叙事”采用情境的故事引入每章开头，并配有具有情境和象征意义的资料图片，形象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使笔者有种想要联想和想象的冲动。这样串联的情境化的写作方法较之以往的通史写作的好处是形成一个串联而有效的连接，增加连续性。这正印证了作者所言“学历史的人是爱好讲故事的”，这样的故事情境让人想读、可读、有兴趣读。

在表达方式上，作者采用了叙述、描写的表达方式，以史料为依托，以历史的时间顺序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示了自1832年—1985年近100年来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

该书的谋篇布局始终沿着一条线索展开——即医疗空间的渗透和扩张，从始至终，从第一章西医传教士登陆中国的内在紧张到第九章赤脚医生制度的政治实践都是在讲西方医学空间是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陌生恐惧到接纳、从城市到乡村、从空间到地方、从身体到政治、从兰安生模式到陈志潜模式再到“细菌战”的爱国卫生运动，最后到赤脚医生的政治实践的有关医疗行为和政治变化的关系这一系列的过程。整个脉络非常清晰、思路非常条理，作者并没有因为故事的连续性而忽略了该书框架思路的内在逻辑性和条理性，全书读起来是有连续感和线索感的，这种连续感和围绕历史顺序的变化感在全书的标题中非常鲜见，比如“从话语到制度”、“从临床医学到地段保健”，读起来有逻辑性和感知变迁感，这的确是值得学习的，无论是对于专业学生还是非专业的读者，都让我们感觉到什么是好文章遵循“以读者的方式写书，以作者的思路读书”的原则和观点，同时也彰显了作者行云流水的写作功底和扎实的历史基本功。

资料收集上，该书是作者近10年资料收集的成果和累积，聚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内容全面、体例多样，有口述史记录、名家名著小说，例如引用茨威格的小说和鲁迅的《药》、老舍的《正红旗下》、神话、传说、故事、趣闻、地方志、官方档案、社会调查报告等等。从作者的注释中可见，作者引用了很多国外英文版杂志书刊的第一手资料，足见作者治学态度的严谨。这些丰富而全面的资料为读者阅读以及作者写作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和方便，将“以读者的方式去写书，以作者的方式去读书”的思路发挥的淋漓至尽，堪称是该书一大亮点之一，另外，这些资料虽然故事来源不同，原本的地位、重要性不同，但是作者却在相应的阐释内容的相应章节中充分发挥了这些资料的作用，给予了一些原本不被人重视的资料、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充分体现了作者驾驭第一手、二手资料以及独立应用边缘资料的能力，值得我们在以后的论文写作和文献资料的引用上多多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