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传承千年的工业遗产之城

韩晗

所谓工业遗产，是指那些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迹，无论是铁路、桥梁、船坞、矿山，还是厂房、建筑、机械、设备，无不见证和记录了工业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的变革进步，从而成为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记忆遗产和档案遗产。

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出口国以及唯一的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艰难起步与上下求索之路尤其值得我们发掘、传播和铭记。为此，本刊将陆续介绍一些中国乃至世界上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工业遗产。

因为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都在欧美地区爆发，许多欧美城市积累了大量的工业遗址，因此“工业遗产”成为欧美国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不过，被世界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工业城市的鼻祖，却在中国。

这座城市虽然没有参与两次工业革命，但在前工业时代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它早在1800多年前的东汉时期，就筑炉生产。这座城市里生产的商品是我们最熟悉的陶瓷，这座城市就是被称为“世界瓷都”的景德镇。

及至唐末及宋代，景德镇的瓷器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中亚及小亚细亚诸国。到了元、明、清三朝，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瓷器与丝绸一道成为了世界各国认识中国的两大名片，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抢手的中国商品。

很多人知道景德镇是“世界瓷都”，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景德镇的制瓷业历史相当悠久，源于东汉时期。

人类陶瓷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汉时景德镇筑炉所烧之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瓷，而是陶。通俗来讲，陶是没有上釉的瓷。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冶陶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上釉的技术，但是距离该技术的普及还有一段距离。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许多技术、工艺是在不同地区同时发展的，取得突破的时间也相去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制陶技术走向成熟时，当时的古埃及、古希腊也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制陶技术。当时，人类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几乎所有的陶器都存在渗水的问题。在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条件下，陶罐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事关每个人的用水大事。因此，如何解决陶罐渗水，成了当时全世界各民族“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汉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上釉技术的发展期，以青釉、黑釉为代表的陶器上釉技术领先于全世界。不过，由于上釉技术难度大、成本高，上釉的瓷器大多是王公贵族家的摆设或陪葬品，“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概率微乎其微。

可以这样说，尽管当时上釉技术提升了，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虽然已经有人掌握了上釉技术，但却未服务于提升生产力，没有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过，东汉时期，在江南偏僻的一隅，一种给民用陶瓷上釉的技术悄然普及开来。史书是这样记载的：“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迩俗粗用。”

众所周知，景德镇因宋真宗的年号“景德”而得名。在汉代，此地籍籍无名，当时的景德镇到底叫什么名字，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出定论。不过，这里出土的高岭土，在当时闻名遐迩，被认为是最优质的冶陶材料。这里使用一种“淡而糙”的釉，因为不好看，难登大雅之堂，所以只能供普通人日常生活使用。在当时看来，景德镇生产的陶器不过是一些生活用品，毫无艺术价值。

到了两晋时期，这座江南小镇被命名为新平镇。“新平”的来历现在已经不可考。此时，当地的陶器仍然被视作粗劣的物件，门阀贵族自然是看不上的，因此只能默默地服务当地及周边的民众。史书对于这一时期的景德镇几乎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当地出土的大量六朝时期的碎陶片以及旧窑址证明了，在这座鄱阳湖畔的小镇里，许多工匠们为了自己的一家老小，甘愿守着一炉窑火，尽心尽力服务于父老乡亲。

唐代，景德镇终于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浮梁。今天，景德镇还有一个下辖县叫浮梁。浮梁最出名的一瞬间藏在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当时的浮梁并不以瓷器闻名，而是以茶闻名。

唐代的景德镇确实没有今天发达，史学家认为，景德镇的制瓷业兴于五代时期。五代之前的景德镇，只有一些烧碗制缸的民窑。唐代的中国处于一个瓷器制造的高峰期，如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白瓷，在当时就声名在外，被称为“南青北白”，洛阳巩县的唐三彩更是大名鼎鼎。这些名窑烧制的瓷器光彩夺目，景德镇生产的却是“只供迩俗粗用”的简陋瓷器，似乎没有资格载入史书，更没有资格被供奉在庙堂之上。

不过，史书里有一小段文字，像是对景德镇瓷器的褒奖。“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太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铏之德。器惭瑚琏，贡異砮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这是一篇在中国历史上颇有影响的奏折—《代人进瓷器状》，署名是饶州刺史元崔。饶州下面有一个浮梁县，这个奏折就是告诉皇帝，浮梁县的瓷器其实并不差，完全可以作为贡品，以供皇家使用。这篇奏折之后，浮梁在庙堂上声名鹊起，成为晚唐又一个制瓷重镇。这篇奏折的代笔者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柳宗元。

2013年，景德镇兰田窑窑址出土了一只74厘米长的瓷腰鼓，这个发现震惊了中国考古学界。

这只极具异域风情的瓷腰鼓，向世人证实了一个长期以来无法确定的史实：早在晚唐，景德镇就开始为西域的阿拉伯、波斯、印度诸国生产瓷器。在遥远的异国他乡，除了“南青北白”，竟然还有出产于景德镇的瓷器。研究者还发现，景德镇的瓷器一度远销日本，在日本佛日庵的“公物目录”中有好几件“饶州瓷”。这似乎有点颠覆想象，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登不了庙堂之高，那就随江湖之远，走向世界各地。

到了宋代，景德镇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瓷业重镇之一。不过，在宋代，景德镇只是“官窑”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未能与“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齐名。虽然离今日“瓷都”的地位尚有距离，但当时的景德镇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

从北宋到南宋，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南移，制瓷中心也从黄河流域转向了长江流域。大量制瓷技师因战乱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南方，“五大名窑”格局彻底发生了变化，景德镇逐渐成为“五大名窑”之外的“名窑”，质优价廉，名声远播。

宋元时期，景德镇最大的成就是青花瓷的繁荣，这是南宋及元代中国与世界交往的见证。青花瓷是一种釉下彩瓷器类型，这类瓷器在唐代就已经问世。直至南宋，工匠们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获得了一些来自西域的原材料，用以上色，令釉下彩瓷器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

现在人们所说的青花瓷，也叫元青花，所用颜料是一种来自于今天伊拉克的蓝色颜料—苏麻离青。由于当时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客商在景德镇定制符合他们审美风格的瓷器，苏麻离青在元明两朝很快被景德镇的窑工们广泛应用。郑和下西洋时，还专门从印度带来了大量苏麻离青颜料。最早以汉字“青花”标注的瓷器，就收藏在伊朗的阿德比尔清真寺。

直到明代，朝廷才真正开始重视景德镇的瓷器，在当地设“御窑厂”。有了皇家的扶持，景德镇迅速占据了当时制瓷行业的大半江山。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廷在景德镇设置的“御窑厂”逐渐衰败。与此同时，因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新技术的传播，景德镇的民间制瓷企业日渐崛起，物阜民丰，一度达到“日晒黄金夜不收”的地步，大量瓷行、瓷庄组成的商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02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奏报请求开设“景德镇瓷器公司”，一开始定义为“官督商办”；到了1907年，又改为“商办”，更名为“江西瓷业公司”，任命康达为总经理。从民窑、官窑、名窑到御窑，再到瓷业公司，曲曲折折，景德镇走了1000多年。

江西瓷业公司成立后，聘请日本东京工业大学高材生张浩筹办“中国瓷业学堂”，为我国陶瓷生产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改变了“师徒传帮带”的数千年传统格局。辛亥革命之后，在“实业救国”的号召下，一批民族陶瓷企业在景德镇崭露头角，以“珠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工艺美术大师，将景德镇制瓷工业的技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1934年，江西省瓷业管理局成立，景德镇制瓷行业步入了现代化、规范化与制度化的历史新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景德镇成为了抗战前线。1939年底至1942年7月，日军飞机先后对景德镇进行了16次轰炸，景德镇人民不屈不挠，一边坚持抗战，一边坚持生产。陶瓷技师们集体创作了许多“抗日主题瓷”，如在茶壶、水杯等一些日常用品上写下“抗战到底”“抗战必胜”“誓雪国耻”“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等口号，激励全民族团结抗战，成为“文化抗战”中功彪史册的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景德镇形成了“国营十大厂”的巍巍规模，不但是国内民用陶瓷生产、陶瓷雕塑艺术的中心，而且成为重要的特种陶瓷生产基地。例如，用于外科手术的氧化铝耐磨陶瓷关节、用于发动机零部件的航空航天专用耐高温陶瓷、用于城市水利系统的耐腐蚀陶瓷管道以及用于人民大会堂壁灯的高透光陶瓷等，这些服务于国计民生乃至國防工业的特种陶瓷，逐渐成为景德镇瓷业的核心竞争产品。

如今的景德镇，除了发达的陶瓷制造业，还拥有驰名四海的陶瓷工业遗产园区。许多陶瓷厂、车间因技术升级遗留下了大量工业建筑。如“国营十大厂”之一的宇宙瓷厂，目前已经改造成“陶溪川文创园区”，成为我国独树一帜的陶瓷工业文化园区，作为景德镇的新名片，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从东汉那一窑炉火到今天的“世界瓷都”，景德镇厚积薄发、生生不息，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遗产城市之一。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曾言：“景德镇是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城市。”毫无疑问，作为蜚声世界的工业遗产之城，景德镇，既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分支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