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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佛教的文化由来和影响

时间:2024-04-24

郭同轩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 临汾 041000)

一、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佛教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历史积淀。佛教的产生距今已三千多年,由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大约在两汉之际,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又分为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经过寺宇香鼎的长期的熏染,佛教早已融入我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虽几经沉浮,屡历波折,但其所宣讲的道德伦理早已成为中国百姓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佛教在中国的这种浓厚氛围与历史积淀是其他宗教所不能比拟的。

其次,历史上宗教政策的影响。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佛教所宣扬的隐忍顺从、因果报应等主张为封建统治阶层所看重,为了加强思想上的控制,巩固统治,他们往往对佛教采取了支持与弘扬的政策。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江南春》)中得到佐证。

近现代时期,由于历史原因,佛教的发展曾一度跌入低谷。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出台与落实,一度衰落的佛教活动又得以恢复发展起来。

第三,杰出高僧的宣传与示范作用。佛教之所以能在我国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并发展为信徒最多的宗教,这与不同时期杰出僧人的宣传示范作用是密切相关的,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玄奘法师。这些杰出僧侣或著述立说、开坛讲法,或亲躬力行、以身作则,他们教人心存敬畏,宣扬行善积德,其善行义举不仅是对佛教“众恶莫做,诸善奉行”的完美诠释,其宣讲与示范对于佛教的传播更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

二、信徒个人的原因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吕大吉认为,“人类之所以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1)经过调查发现(如下表),绝大部分佛教信徒皈依佛教,是为了求得某种功能。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1)自身(亲友)逢难遇灾或身体有恙,久治不愈,受周边亲友影响而皈依佛门,以求身体康健,消灾免祸,诸事顺利。有着这一初衷加入佛教的信徒是最多的;

(2)家庭关系紧张,人际交往失调,为改善周边环境,平和内心的浮躁情绪,决定皈依佛教,希望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得到心灵的慰藉;

(3)改革开放近四十载,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的繁荣促使人们迫切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人们或是希望时来运转、脱贫致富,或是祈求永葆庇佑、荫泽后人,许多信徒正是带着这种主观愿望皈依佛教的。

此外,也有相对较少的一些人是出于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心怀提升个人行为,普渡世人的愿望皈依佛门。这部分信徒中以寺庙僧侣或在家修行的老年居士为多。

三、佛教本身的原因

(1)首先,在世界宗教史上,佛教是较早兴起的世界性宗教。

与其他宗教相比,佛教不仅具有较小的排他性,而且总能把当地文化与传统纳入自身体系之中。在中国,佛教极力与本土的原生宗教和主流的儒家文化相协调,并最终实现了自身的中国化,从而为其能被广泛接受奠定了文化基础。佛教思想上的这种相对宽容性减少了它在传播过程中的阻力。

(2)其次,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只要皈依佛教的“正道”,都可以得到最终的解脱。这就极大地宽松了其传播发展的对象,提供了最广泛的人群。同时,它还宣扬去恶行善、因果报应等宗教思想,所有这些理论,都很好的满足了民众寻求心理慰藉的客观要求,进而为佛教的迅速传播扎实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3)最后,佛教寺庙的文化辐射功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寺庙是供佛门弟子修行朝拜,听经求法的神圣场所。善男信女到此焚香供佛,参加各种佛事活动,这就营造出浓重的宗教文化氛围,进而对周边人群的行为与价值观产生了一种持续的影响。以山西五台山为例,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以五台山为核心,由外而内,佛教影响及信徒数量均呈现增强与上升的趋势,构成了一个有着鲜明层级变化特征的佛教文化圈。这表明,寺庙在佛教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是潜移默化、不容忽视的。众多的寺庙建筑和各类佛教场所,就为佛教产生持久的影响力提供了一定保障。

结语

纵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既经历过波折与坎坷,也铸就过巅峰与辉煌。伴随着中华民族前行的历史脚步,它已走过两千年的风风雨雨,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它所创造的璀璨文化,是我国艺术宝库的无价瑰宝;它所发挥的社会影响,也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清]韩志超主编:《蠡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清光绪2年刊本。

[2]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3]黄心川:《临济宗的复兴与前瞻》,《教育文化论坛》,2011年第3期。

[4]刘志军:《乡村都市化与宗教信仰变迁》,社会科学人民出版社,第1994版。

[5]韩养民:《中国古代寺院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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