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李璐璐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这些援鄂医护人员都和患者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近日,一组特别的肖像在全网传播。照片上的他们,头戴蓝色防护帽,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红色勒痕,有的鼻梁处甚至被磨破,还贴着胶布。他们大都满脸的疲惫,眼神却不约而同地透着刚毅、深邃和平静,观之让人心中一震。
这是一组全国各地援助湖北医疗队的照片,一经发布,便收获了成千上万网友的点赞和评论。不少人看了照片后流下了眼泪,纷纷向这些奋战在抗击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这些照片出自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总编室部务委员李舸带领的团队。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他们对全国各地援助湖北的医护人员进行了拍摄,让我们看到了抗疫英雄的模样,听到了他们的抗疫故事。李舸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这一次收获太多,每一天都在流泪。”
整理回放照片时,李舸告诉记者:“这些照片大多拍摄的是医护人员摘下口罩的那一刻。医护人员每4小时换一次班,我们选的时间都是他们交完班,进入清洁区休息空间后的一个小空当。我们为每个人的拍摄时间平均只有1分钟左右,而真正摘下口罩的时间只有几秒钟。有时我们的拍摄位置就选在医护人员吃饭的桌旁——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吧。有时拍摄点旁边就是淋浴间,墙上会贴着‘扔口罩字样。医护人员进入淋浴间前会把口罩扔进垃圾桶,就在他们将要换新口罩之前,我们就抓紧给他们拍几张。”
李舸印象最深的一张照片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名叫耿娜的护士。“当时,她脸上还贴着创可贴,口罩勒出的印痕非常深。她的眼神很宁静,又很坚强。她的平静感染了我,使我初到武汉的惶恐一下子消解了不少。”
这支摄影团队深入各大医院里的重症病房、普通病房、康复中心、医护人员驻地宾馆,进行了多方位拍摄。“我们每天都在流泪,和每个被拍者这样近距离地交流,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李舸说,“很多人都好奇ICU里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ICU里没有故事,因为医护人员都在紧张地救治,但我们也看到了太多故事:插管、上呼吸机、好转、拔管、治愈……我们目睹了那些无声的抢救,目睹了对生命的敬畏。每治好一个人,大家都熱泪盈眶。”
李舸。1969年出生于北京,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总编室部务委员、高级记者。
李舸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刚开始没想到能完成这个任务,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就想着要尽力,能拍多少就拍多少,但最后还是完成了,共4.2万人,覆盖了所有援鄂医护人员,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些医护人员的肖像是珍贵的记录,传递着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国家力量。”
李舸清晰记得初来武汉的那一天。2月19日上午,他接到了赴湖北抗疫的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电话,说希望组织一支队伍去武汉拍摄各地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一接到任务,李舸立刻和中国摄影家协会沟通,用了半天时间,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组建起了一个5人摄影小组。
没来得及做太多准备,第二天中午,李舸等5人就坐上了北京西站到长沙的火车。“坐在火车上时,大家都觉得去武汉拍摄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同时也感到有点儿害怕。很多人说武汉是抗疫的战场。当时正处于疫情集中暴发时期,全国人心惶惶,我们也是如此。”
这时的武汉已经封城20多天,机场、火车站全部关停,中央指导组特批他们乘坐的列车在武汉停靠。当天晚上9点多钟,李舸和队友到达了武汉站。“下车时,车厢里的其他乘客看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充满恐惧。”李舸回忆说,“整个站台空无一人,连灯都没有,漆黑一片。我们戴着帽子、围巾、眼镜,包裹得严严实实,心里特别忐忑,直到走出车站,看到前方接我们的大巴车车灯发出的亮光,心里才稍微感到了一丝安慰。”
一下火车,李舸和队员就赶到中央指导组的驻地连夜开会,进行任务布置和分配。“我们决定在3月底之前完成全部拍摄工作,时间非常紧迫。”
21日一大早,摄影小组率先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进行拍摄。这是抗击疫情医疗支援队伍最多的医院,当时已经有20多支医疗队共3000多名医护人员到达。李舸对这样的拍摄工作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他就主动请缨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重症病房拍摄过十几天。
摄影小组在各个病区来回穿插,为了尽可能的多拍,他们一整天顾不得吃喝,从早上8点一直拍到晚上10点,当天就为医务工作者拍摄了60余幅个人肖像特写照片。后来,经过沟通,除了在病区拍摄,摄影队还去医护人员的驻地拍摄,在驻地的医护人员更多,也相对更安全,拍摄效率就更高了。
3月15日,市民在武汉街头扫码接货物。
3月5日,一名志愿者骑车经过武汉吉庆街。
如此几天之后,医护人员看见摄影小组都说:“我们是4小时换一班,就可以回去休息了。你们在这里一工作就是10多个小时,而且你们还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防护。”李舸告诉记者:“刚开始几天的确非常危险,我们只有口罩,没有防护服,也没有后续用来补充体力的营养药品。但每个人都非常敬业,没有任何退缩。”
这期间,摄影小组的队伍也扩大了。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文联、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帮忙征召了10多名摄影志愿者投入拍摄工作,中央指导组宣传组还调集人民画报社4位专职摄影记者和《南方都市报》6位摄影记者驰援,《光明日报》《中国人口报》等媒体赴鄂采访的摄影记者也主动请缨加入拍摄队伍,还有来自武汉当地的摄影记者等,最后组建了一支60多人的摄影团队。
只拍摄肖像,让摄影队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他们增加了给医护人员每人录制一段小视频。录制时,他们会问一句话:“疫情结束之后你最想做什么?”听到这个问题,很多医护人员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李舸回忆说:“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医生杜厚伟从病房出来时,看到摄影队正在给护士拍摄,觉得拍照是女孩子才喜欢的事情,就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后,看到摄影师还在等,就说那他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就失声痛哭,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他蹲在垃圾桶旁泣不成声。最后他站起身摆着手说‘对不起,自己缓缓地走到了通道拐弯处。”
有的医护人员告诉摄影师:“等疫情结束之后,我要跟我的家人拍一张全家福”“回去后,我想到爸爸的坟前跟他说一声‘爸爸我爱你”“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妈妈好想你”……很多人边说边哭。还有一名男护士说,他的孩子10个月了,回去都会叫爸爸了,说完眼泪唰就下来了。“人都是有共情的,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很感动,眼泪就下来了。但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好的心理疗法,无意间给了处于高压之下的医护人员释放情绪的机会。”李舸说,“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却是从没做过但却是最需要的。”
在拍摄时,不少医护人员告诉摄影队,他们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正在救治的患者。“医护人员不仅仅起到医疗作用,还要对患者生活上照顾,心理上疏导,就像患者的家人一样。”李舸说,“我曾多次去过方舱医院进行采访拍摄,医院里住着上百个病人,晚上统一关灯睡觉。而医护人员会不停地巡夜,时时刻刻解决患者的各种问题。因此,护士台上有很多小台灯,是他们巡夜时用来照亮的。”
左图:2月22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支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在相互检查防护服。右上图:3月3日,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大规模消杀。右下图:医护人员在病房抢救患者。(本文图片均由李舸拍摄或提供)
医护人员翻出自己的手机,给摄影师看他们和患者的合影。于是,摄影队以“你是我最牵掛的人”为主题,为医护人员拍摄了一组特别的合影:医护人员面对镜头,翻出手机中为患者诊治、送患者出院或者埋首工作的瞬间,让自己和患者同框。这组照片传到网上后,很多网友留言说,看到了新时期医患关系最理想的样子。
3月10日,武汉最后一家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休舱。头一天晚上,李舸去现场进行了最后的拍摄。“最后一晚,医院里只剩下几十个人。10点熄灯后,整个空间就黑了,很多患者睡不着觉,舍不得和他们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就拿着小台灯过来,和他们沟通、拥抱,处处弥漫着一种依依不舍的气氛。”
随着方舱医院休舱,援助武汉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医疗队离开时,有一名痊愈患者专门跑来为他们送行。他说:“护士长徐灿一直在照顾我,我出院后她还会随访,时常跟我聊天,安抚我内心的恐惧。有时候一通话就是四五十分钟。我说,徐护士长你可以完全不用这么做。我只是你众多患者中的一个,你这么照顾每个人,你自己都没时间休息。可徐护士长依然如此。”
送行时,这位病愈患者对这些照顾过他的医护人员说:“能不能请你们摘下口罩,我想看看我的救命恩人长什么样。”于是,医护人员摘下了口罩,让他好好看了看。目睹这一幕,在场很多人哭了。
从2月下旬到3月底,摄影队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对援鄂4.2万名医护人员的拍摄,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
“这4.2万名医务工作者,他们带给社会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只是通过镜头,记录了下来。 我很庆幸能记录下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众多大事件,你问我亲历这些时怕不怕,我当然怕,但作为一名记者,冲上一线是我的使命和职责。”李舸对记者说。
经过76个日日夜夜的坚守后,4月8日零时,在江汉关大楼浑厚的钟声中,武汉宣布解封,重新醒了过来。留在武汉的李舸见证了这一刻:“我们来时是寒冬,现在已是暖春,我们看到了街头樱花的开放,也从最初的恐慌到渐渐的淡定,再到今天的振奋。”
李舸并没有马上离开。他看到,街上的车辆、行人渐渐多起来,城市秩序在恢复。“我还将留在武汉拍摄,拍重新热闹起来的武汉街头,我将继续见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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