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会模式析《雪国》人物悲剧

周心玥 史永霞

摘要：《雪国》的情节围绕主人公岛村与驹子的互动展开，可以将两人的相会分为日会和夜会这两种模式。在日会模式中，驹子的不断“告白”和岛村的“回避”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看出驹子渴望从岛村身上获得认同和爱情的努力是徒劳的，岛村的“回避”使驹子的“告白”显现出悲剧色彩；在夜会模式中，驹子一改白日的清醒和坚强，呈现出与日会模式中不同的状态，她不断宣泄被理性压制的感情，借着酒劲向岛村发泄不满或撒娇，但是发泄和温存只能带来短暂的慰藉，无法真正改变其悲剧命运，故而夜会模式的最后，驹子再度回到日会模式的清醒状态。这两种模式对立关联，展现了驹子对生命困境的觉察和对抗，彰显出其不屈服于悲剧命运的崇高品性。分析、比较两种模式中岛村的内聚焦视角及作为聚焦对象的驹子的行为模式，读者能够借助岛村之眼感受到驹子生命的悲剧性，而驹子也在同岛村相会的过程中觉察到自身生活的困境。在一次次的相会中，岛村加剧了驹子生命的悲剧色彩。同时驹子面对悲剧命运的不屈精神和岛村对待生活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映射出特定时代对岛村一类都市中的“文化人”造成的伤害。他想要从自然中唤回自己失去的真挚感情，却又因为虚无的情緒无法获得真正的拯救，这种悲剧不仅是岛村个体生命的悲剧，还是特定时代日本城市小市民生命的悲剧。

关键词：《雪国》；悲剧；相会模式；人物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03-0-03

0 绪论

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形成了一个隐蔽又唯美的空间。主人公岛村——一个东京来的闲散男人，在与艺伎驹子的相会中，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雪国故事。通过对两人相会的叙写，读者能够发现日会、夜会这两种相会模式，进一步分析能够发现，比起驹子生命的参与者，岛村更像一个见证者。在相会过程中，岛村对自然与生命的真挚感情不断被驹子激发。同时，在其虚无思想和官能视野之下，驹子生命徒劳的悲剧性得以彰显，并体现出鲜明的美感。本文基于文本中岛村与驹子的相会片段，总结出相似的结构模式，分析该结构模式背后体现出的人物命运悲剧及人物对悲剧命运的应对。

1 岛村与驹子的相会模式分析

就情节而言，《雪国》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讲述了岛村三次到访雪国的见闻，叙写的重心落在岛村与驹子的互动上，人物的情感、认知也随着每一次的互动发生着变化。岛村与驹子的会面是复杂的，但仔细观之，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日会模式，另一种是夜会模式。日会模式指的是驹子与岛村正常相会时的情况，而夜会则特指在驹子过分情绪化状态下夜访岛村时的特殊相处模式。日会与夜会不仅塑造着人物的形象，推动着情节的发展，并且两者之间存在联系，对其进行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感知岛村、驹子二人的关系，以及其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1.1 “告白”与“回避”——岛村与驹子的日会模式

川端康成曾说，“岛村是一个让我惦念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岛村几乎就是没写出来。当然这种说法是不是说准确了也很难说”。在岛村与驹子日会的过程中，可以看到驹子的情感是热烈的，行为和话语是几近“告白式”的，读者通过岛村的眼睛看到了不断“告白”的驹子。但对于岛村，读者只能通过其内部聚焦，感受到如薄纱般的思维和情绪的流变。在相会过程中，他呈现出一种“回避”的状态，一方面他看穿了驹子的一举一动，是智慧的注视者，另一方面他尽力回避着一切对驹子生命的参与、迎合，但最终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驹子的生命。

驹子对岛村的感情是“告白式”的。两人初遇时，驹子频频向岛村表示亲近，盯着岛村的眼神是直勾勾的。如此“告白式”的爱闪烁着驹子对生命、爱情的认真、执着。同时驹子毫不掩饰地提出自己对岛村的希望与诉求，她希望岛村留胡须，希望岛村能在她尚在雪国时每年到访一次，这些诉求也是驹子对自己爱情“告白”的一种，她将自己对岛村爱情的渴望投射到了约定的行为中，一方面她渴望岛村按照她的要求妥协、改变；另一方面，约定因其具有双向性又像是一种“回应”，因而驹子能从中获得一些爱情幻象的安慰。

驹子的“告白”不仅是对感情的“告白”，还是对自我的一种“告白”。岛村与驹子第一次日会时，驹子还没有成为艺伎，她“渴望着有这样一个话伴，所以津津乐道”。驹子对从东京来的岛村有着自然的亲近，于她而言，“东京的生活”是塑造了“她”这个人的一个重要元素。向岛村“告白”自我的身世，是其在无人能够交流的雪国中构建自我的方式。岛村第二次到访雪国时，驹子已成为艺伎，驹子的自我“告白”显得更加迫切。她迫切地想要让岛村看见艺伎身份之外真实的自己，所以她让岛村看她的房间，重申自己“连要洗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的，大概是天性吧”。与此同时，岛村对“驹子、行男和叶子之间关系”的好奇的隐瞒，让驹子感受到爱情的危机，故而更想通过对自我身世的“告白”，撇清自己成为艺伎这件事与行男的关系，让自己的选择更加具有自我意志。驹子对自我的“告白”是一种向外的自我整肃，她试图以“告白”的方式去除艺伎生活方式对她行为的影响，这是其对不可抗拒的人生虚无感的对抗。

与驹子的“告白”模式完全相反的是岛村的“回避”模式。岛村始终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上，审视驹子“告白式”的行为，选择以“回避”的方式对待驹子的情感。在最初感受到驹子对他的好奇和亲切时，他却要求驹子为他找一个艺伎，以“回避”态度，将驹子当作“朋友”。他无法回应驹子炽热的感情，却又对其产生了欣赏与情欲，所以先摆出自己的态度，断绝驹子的情感幻想，也进一步切断“性”与“爱”的捆绑，因此这段“爱情”从最初就是一场悲剧。当其面对驹子体现出深深依恋的情感时，岛村总是以“没有听懂”的态度将话题扯远，以轻视的态度对待驹子的“告白”。这些表现并不代表岛村不明白驹子的感情，正相反，小说中写道：“岛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想：唉，这个女人在迷恋着我呢。”［1］47这体现出岛村的感受与内心的触动，但这种情绪归根结底不是爱情，而是“抱有一种非现实的看法”［1］16。

当驹子渴望岛村的认同，同时希望能够得到岛村的爱情时，岛村则像是一个观众，内心充盈着虚无主义。在他看来，驹子生命的徒劳是无法拯救的，他的回应也是没有意义的。更为讽刺的是，尽管驹子向岛村进行了无数次的自我表白，但直到岛村第二次到访雪国，才从他人的口中知道了驹子的名字，打听到了驹子的生平。这种好奇的探索并不是对驹子生命的介入，更加体现出一种“回避”，是岛村“在不知不觉中把她当作西方舞蹈呢”［1］17。

1.2 从发泄到和解——岛村与驹子的夜会模式

夜会特指二人在夜晚的特殊相处模式。在夜会模式中，能看到驹子对生命徒劳性所带来痛苦的感知、发泄与平息。夜会模式中，驹子的自我更加彰显，而岛村的自我则进一步退场，成为驹子行为的配合者和驹子存在的见证者。大致可以将这个模式分为五个步骤：一是驹子在情绪化的状态下夜会岛村；二是在接近岛村时，驹子呈发酒疯状态；三是驹子对岛村撒娇；四是短暂地清醒并想要离开；五是最终留下，次日回归日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次夜会都会完整重现这五个步骤，相似的叙事中产生的变化潜藏着人物的变化。

夜会五个步骤的背后是驹子个人情绪与思维的变化与流动。首先，在夜会中，驹子通常是在宴会酒醉状态下去见岛村，除去其对岛村的爱恋之外，从作者对其状态“急匆”“凌乱”的描写中，读者能够看到一个异于日会状态的驹子。驹子渴望从夜晚嘈杂的宴会中逃离，这体现出她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不适应。

其次，在去见岛村的途中，驹子会“发疯”似的大喊大叫。在这样的发酒疯的状态下，驹子大致表述了两件事，一是说自己不是那样的女人，二是询问岛村是否懂自己。一方面，这是驹子对自己现实状态不满的爆发；另一方面，这是驹子对惯于“回避”的岛村的不满与控诉。尽管在白天，驹子总是坚强地承受命运带给她的苦难，但她仍旧无法屈服于生命的徒劳。

再次，当驹子短暂地发泄完后，又会回归到一种温顺状态，这是她渴求爱情的表现，也暗含对痛苦的麻痹与缓解，岛村肉体的真实和温存话语的抚慰能让她暂时从痛苦情绪里逃离。但是岛村给的爱情也是虚假的，故而夜会中常出现驹子坚定地说要离开的情况，这既包含欲擒故纵意味的撒娇，又代表驹子残存理智的回归。

最后，在大多数夜会中，驹子都没有离开，在第二天岛村醒来时，驹子大多是清醒的或彻夜未眠，而驹子也有两个典型的行为，一是注视岛村，二是看书。前者是爱的满足，后者是求知欲与好奇心的满足，都可以看作其与自身痛苦的对抗。

夜会模式的叙事不断发生，使驹子呈现出异于日会模式的状态，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也更有深度，更能彰显其生命的悲剧性。叶渭渠曾这样评价驹子这一人物形象：“驹子这个形象充满了活力，她的存在是充实的。”［2］读者能够看到的不只是驹子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积极生活态度与非同寻常的生活热情，还能看到驹子对“存在的虚无”表面的“心不在焉”，对自己生命悲剧性带来的生存痛苦的感知。这样的驹子既是具有悲剧色彩的，又是伟大的。但同时，其发泄痛苦的方式不能真正消除她内心的痛苦，反而会造成另一种伤害，实则是对自己的人生没有实际益处的徒劳。

在夜会模式相似的结构下，每一次具体的夜会也有着细微变化，这能体现出随着时间的流逝、交往的深入，双方身上的变化。王阳认为，“島村对纯美艺术世界的享用，不同于苦难人生中驹子的艺术向往，尽管岛村以审美的态度将驹子的美色当做那个艺术的世界的替代来消费，随着他对驹子逐渐深入的了解，他被驹子的现实行为牵引着，走到了真正崇高的人性面前”［3］。故而在后来，岛村忍不住感叹驹子是个“好女人”。驹子身上的变化更为明显，从一开始醉酒大喊“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再到后来对生活游刃有余，能够看到驹子在岛村到访雪国的三次逐渐沾染“世俗气质”。尽管在日会过程中，驹子常常对自我进行“告白”，但是她仍旧逃不过被改变的命运。能够逢迎自己不能接受的人生，最终和解，这种变化中透出一种不可言说的悲剧性。

2 岛村与驹子相会模式中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不论是日会模式还是夜会模式，都能通过岛村视野的聚焦，感受到驹子生命的悲剧性。在与岛村相处的过程中，驹子生命的悲剧性得以深化，尽管驹子生命的徒劳性和悲剧性不因岛村而生，却在与岛村的相会之中与岛村纠缠在一起。

首先，从两种相会模式能够看到，通过岛村的内聚焦，驹子生命的悲剧性得以彰显且呈现出美感。岛村身上表现出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人在变化多端的现代世界中被压迫却无能为力，个体意识只能被不断消解、异化。这种生存状态下产生的虚无情绪充斥在岛村的思绪中，使驹子的身上都显出虚无感，这些是从客观的视角无法感受到的。

其次，从三次到访雪国的岛村的视野出发，能更加清晰地描绘出驹子的生活变化，如果小说平铺直叙地写出驹子的生活状态，则无法达到这种效果。岛村在相会中感受驹子的变化，模糊了改变时驹子的主体感受，也让读者与驹子保持距离，从旁观者的角度认识到驹子的抗争态度与现实变化的反差，进一步体会到悲剧的宿命感。从岛村的内聚焦出发，其官能体验在相会中频频投射在驹子的身上，使这种生命的悲剧带有一种“物哀”的日本传统审美趣味。

再次，在三次相会过程中，驹子生命的悲剧性逐渐加深。在相会中，两者的态度有着明显区别，驹子更加主动、热烈，而岛村则是回避、隐去。驹子认为岛村不理解自己，可从岛村的视角来看，“岛村了解驹子的一切，可是驹子却似乎一点也不了解岛村”［1］105。这是因为两个人的经历、处境并不对等，驹子对爱情和生存的努力、真诚都是基于“争取就会有些结果”的潜在逻辑，可是事与愿违，她并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回报”，反而得到了岛村劈头一句的审判——“徒劳”，这在驹子看来是莫名的，她将之归于岛村什么都不懂，故而更加热烈地“告白”，最终只激起了岛村的同情与欣赏，走向了爱情的反面。感情不平等的双方，只能在非理性时短暂地依恋，聊以自慰，这使得驹子生命的悲剧又多了一重爱情的悲剧。

故事以两者的相会为主线，串联起驹子在短短几年间生活中一个个坚持的破灭。她想要过正常女人的生活，却最终成为艺伎；她为了给行男治病而成为艺伎，但行男最终仍然走向了死亡；她不愿意面对行男的死亡，接受自己命运的徒劳与悲剧，最终又不得不面对叶子的死亡，这让她封闭的心灵再度受到冲击进而直接崩塌。二者的相会与驹子的生命悲剧相伴而生，相会见证、加深了驹子生命的悲剧性。

最后，这种相会模式映射出特定时代对岛村这类都市中的“文化人”造成的伤害。“相会”的产生是由于岛村渴望到雪国“唤回对自然和自己容易失去的真挚感情”［1］12，而在相会中，岛村纵使坚持“回避”，却无可避免地被卷入驹子、叶子生命的进程，他被两者的生命触动着真实情感的同时，虚无情绪又将他从真实的情绪中抽离，这体现出他对真实情感的消极态度，故而他想要唤回真实感情的渴望终究要破灭，渴望着拯救却又躲避着拯救的岛村的人生也显示出一种悲剧性。

横光利一曾评价岛村，说其拥有城市小市民与生俱来的性格弱点，欲望及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因此，岛村的悲剧也代表着特定时代日本城市小市民生命的悲剧。但正如川端康成所述：“也许有人会感到意外，其实贯穿全书的是对人类生命的憧憬！”［4］在小说的最后，川端康成给了这种生命悲剧一条出路，即一种从“肉”到“灵”，从“有限”到“无限”，从“生”到“死”再到“生命的转化”的更加超越的境界，使《雪国》在悲剧命运之外又多了几丝希望。

3 结语

分析《雪国》中主人公岛村與驹子的互动，能够明显看出二者的相会呈现出日会和夜会这两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化互动中，驹子生命的悲剧色彩被不断发掘，随着二者一次次的相会，驹子生命的悲剧性进一步加深。而这种相会模式背后的虚无与消极也体现了以岛村为代表的日本城市中小市民阶层生命的悲剧性。但作者川端康成最后以更加超然的态度去处理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故事，也为《雪国》增添了几丝希望。

参考文献：

［1］ 川端康成.雪国［M］.叶渭渠，唐月梅，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12-105.

［2］ 王阳.主观性叙事、视角同情和文本意义：川端康成《雪国》新论［J］.开封大学学报，2011，25（1）：51-55.

［3］ 叶渭渠.《雪国》论［J］.日本研究，1987（Z1）：62-66，71.

［4］ 长谷川泉.日本文学论著选：川端康成论［M］.孟庆枢，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239.

作者简介：周心玥（1999—），女，江苏南京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日本文学。

史永霞（1975—），女，湖南娄底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学、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