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角下中外合拍纪录片的传播策略分析

摘要：《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是一部中外合拍的经典纪录片，文章从题材选取、他者形象、编码策略三个方面分析這部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包括选取兼顾中外市场的题材、建立平等的他者形象、注重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编码等，这些策略的运用较好地促进了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期待视野;他者;纪录片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2）08-00-03

2021年4月16日，由罗飞执导、詹姆斯·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先后在国内外上映。该片由外国导演执导，中国影视公司投资参与制作，是一部面向世界市场的中外合拍影片。该片旨在追溯和还原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6名中国幸存者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细致地呈现了以施万克为首的主创团队抽丝剥茧地追踪中国幸存者们死里逃生的经历、拼凑他们的人生轨迹的过程，借此揭示一代中国移民在种族主义色彩环境中的生活境遇，以及其中蕴含的历史真相与文化深意。文章试图分析《六人》的传播策略，从题材选取、他者形象、编码策略三个方面分析经典纪录片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

1 兼顾中外的题材

中外合拍的纪录片主要以本国的人文历史、自然风貌、社会现实为主题，其中人文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占比最高。然而，受制于文化差异，这类纪录片稍有不慎，就容易产生文化折扣。因此，中国纪录片要想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关注，不但要深挖本国的题材资源，也可以关注一些国际事件或跨文化题材，关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关系，关注中外文化观念的差异与融合。

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是人类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受世界关注的海难，纪录片《六人》着眼于这次事故中不为人知的6名中国幸存者的经历，第一次将这段被遮蔽、被异化了一个世纪的真相大白于世——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中也有中国人，它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1998年，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形成现象级的火爆局面。该电影的成功离不开“以小人物透视大背景”的叙事角度——人们过去了解到的泰坦尼克号事件大多是发生在头等舱的富人们的故事，然而在三等舱里，那些有着更迫切的梦想与期望的平民和移民的求生经历，更能反映泰坦尼克号事件背后的时代背景。

《六人》讲述的是由中外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在纷繁的历史说辞中，寻访看上去微不足道，背后却反映了一代移民史的6名中国幸存者的下落的过程。有别于大部分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六人》没有办法通过翔实的资料准确地还原6名中国幸存者的生平经历，而是以还原这6个小人物的人生轨迹为目标，呈现了研究人员们从仅有的两张乘客名单入手，层层深入拼凑出线索，并对他们的生存境遇与人生经历作出合理推测的过程。

中国文艺理论家童庆炳（1998）认为，“‘期待视

野指接受者由现在的人生经验和审美经验转化而来的关于艺术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定向性心理结构图式。它是审美期待的心理基础，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姚斯提出的”[1]。简单来说，受众以往积淀的审美取向能够引发其观看作品时的心理期待。在跨文化视角下，中外合拍纪录片面向的是国内外的观众，而中外观众的文化背景与文化身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期待视野大相径庭，对同一部影片的认可度也就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受众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也存在不断被拓宽的趋向性和可能性。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在将受众既有“期待视野”纳入考虑范畴的同时，也应当尝试用作品独特的内涵和新意拓宽受众的“期待视野”。由此可见，创作中外合拍纪录片进行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国际视野——揣摩国外受众的“期待视野”是合理且必要的，但也不能仅仅为了迎合西方文化，失去东方文化的本质特色，忽略跨文化传播的根本使命。

当今世界的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纪录片而言，世界人民共同的生存环境和本质特征使国内外受众能够拥有存在重合的“期待视野”，即纪录片在文化上具有共通性，能够被世界市场认可。因此，纪录片创作者在满足东西方受众“期待视野”的同时，还需要对具备“陌生感”的文化资源进行开掘，这无疑是强化跨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策略。

2 平等的他者形象

在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船上的8名中国人中有6名幸存者，生还率极高，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勇敢、智慧。然而，纪录片《六人》中提到，从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幸存下来的700多人，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都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唯独有关中国人的信息寥寥无几。白人水手在灾难中的英勇表现被大肆报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衬托自己的种族，西方媒体选择了泰坦尼克号上的6名中国人作为“他者”，作为自己民族的对照物——当时所有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的。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语境下，死里逃生的6名中国人不但没有被报道、歌颂，反而遭受了别有用心的污名化攻击，被污蔑成偷渡客，偷偷躲在救生艇上得以生还或者假扮女人争夺逃生机会躲过一劫。

张剑（2011）认为，“‘他者（The Other）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2]。从认知层面看，“他者”的形象受制于国家发展水平和个人文化程度，往往不是真正的客观存在，而是对异质文明的想象。显而易见的是，持有意识形态立场的媒介偏见和刻板印象往往会强化这种“他者化”的倾向。

跨文化传播中，常常出现传播双方话语权不平等的局面，可以预想的是，其中强势的一方往往具备更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文化传播能力，这使得许多中外合拍影片也往往更倾向于迎合其中更为强势一方的受众。然而，《六人》的导演与大部分研究员都是对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有一定了解的西方人，他们没有居高临下地凝视6名中国幸存者，而是以调查真相为目标，进行了长达7年的寻访研究。研究团队从模糊不定的名字和年龄入手，辗转于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向多位专家寻求帮助，努力拼凑出6名幸存者的人生轨迹。

幸存者之一的方荣山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中的最后一名获救者，事故发生时，他将自己绑在一个漂浮的门板上，在冰冷的海水中等待救援，直到登上返回救援的救生艇，这也是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人公的结局的灵感来源。为了体会方荣山在海难现场感受到的冰冷与绝望，首席研究员施万克到普林斯顿大学的极端环境实验室，尽力还原当时方荣山面对的极端境遇，亲身体验低温的海水环境。实验过程中，施万克多次感慨方荣山强大的求生意志和勇气。与此同时，为了考证当时西方媒体“中国苦力偷偷藏在救生艇中逃过一劫”这一报道的真实性，研究团队联系了一所国际学校，组织学校里来自各个国家的学生建造出了1∶1还原的C号救生艇的模型，再进行模拟，证实了当时有关中国人的报道存在失实。

纪录片《六人》注重真相的力量，通过展示严谨的调查实验过程，打破了6名中国幸存者及中国乃至亚洲的广大劳工和移民被遮蔽、被异化了百年的“他者”形象，试图改变他们在西方社会的刻板印象，努力实现文化的双向平等对话，向国际社会传递真实的国家形象。单波（2011）认为，“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当我们用某种先验的本质给文化贴上标签时，不仅仅是走上了单面化理解的歧路，更重要的是采取了非文化的态度和方式，最终也理解不了文化。只有回到‘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 understanding），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3]。由此可见，中外合拍纪录片中平等的、不带偏见的“他者”形象建构，是更好地履行跨文化传播使命的重要策略。

3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

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创造性地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任何事物均可被赋予高、中、低语境的特征。高语境文化指的是在交际过程中，信息的主体是一种含蓄的、心照不宣的、个人内化了的信息，只有极少数的信息是被明确说出来的，对信息主体的理解需要借助于语境，真实的信息往往表现为‘言不尽意‘言内意外或‘言外之意”[4]。在霍尔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理论中，中国无疑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则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因此，为了增强中外合拍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使其更好地被东西方观众接受，纪录片创作者除了要选择具有国际关注度的题材外，还应当从思维上关照“低语境文化”的话语系统，尽量避免使用对处在低语境文化中的受众来说晦涩难懂、不易沟通的文化因素，注重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双重编码。

《六人》是一部中外合拍的纪录片，研究小组也由亚裔和外国学者组成，包括遍布中、美、英、加四国的研究人员。这样的研究与拍摄模式无疑可以将东西方的资金、资源、市场等优势放大，与此同时，还能够从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出发，磨合出一个更适合国际市场的共同视角。纪录片《六人》采用了国际化的叙事方式，由首席研究员施万克担任主要叙述者，许多外籍研究员也出演了这部纪录片，从西方人的视角解读这个去遮蔽化、找寻真相的研究过程，揭开了20世纪初华工在海外艰难生存状况的一角。同时，通过展现研究人员与幸存者之一方荣山的儿子和老家亲戚的寻访对话，构建了更为立体的叙事空间，所以更容易被西方社会代入和理解。

影片中的后半部分，研究人员追踪到了幸存者方荣山的老家，发现了方荣山从国外寄给老家侄子的诗：“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这首诗居然准确地描述了方荣山一生的经历，也印证了他们的调查结果，与研究人员的推测不谋而合。自古以来，诗歌是中国人用以抒情言志的一种文学体裁，能够通过高度凝练、节奏鲜明的语言反映作者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感想，不易被低语境文化的受众理解。而《六人》主动地在翻译中增加相关的语境信息，如寻求语言学家解读方荣山的诗，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西方受众产生的文化折扣。

影片中出现的类似诗歌这样富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典型符号无疑是本土化的体现，而在影片千差万别的表层符号之下，所渗透的人文关怀与深层次内涵则是世界性的。纪录片《六人》的6名主人公，作为一代早期华人移民，在海外各地面临着极为普遍的种族歧视，在西方社会艰难谋生，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也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小坎坷。在艰难曲折的人生中，他们受尽了歧视与苦楚，却从未失去奋斗的勇气。与此同时，研究员秉持格物致知的品格与人道主义的精神，在历史的深海中竭力打捞这6个小人物的痕迹，四处寻访、核对信息，为他们以及更多被污名化、他者化的一代中国劳工与移民正名，这种普适的价值观念，为纪录片注入了深层的文化內核，更易引发国内外观众的共情。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涉及对种族主义的批判和对历史的反思，纪录片《六人》却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度一味谴责西方，制造文化隔膜，而是采用更加多元、更为客观的历史叙事，衍射全人类，探寻人类历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面，还历史一个真相，以此呼吁全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六人》建立在普世关怀的视角上，引领观众穿透谎言的遮蔽，聚焦百年前的真相，反思过去的历史，以此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视角的认同，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话语权。可见，关照低文化语境，兼顾国际化普适视角与本土化特色元素，是提升跨文化传播影响力的重要编码策略。

4 结语

从整体上看，纪录片《六人》是一部呈现研究团队追溯真相的过程的影片，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如主线不明确、节奏略快等。虽然涉及的要点很多，也具备极大的启发性，但并没有就其一展开深刻叙述，因此，叙事略显混乱。不过，总的来说，纪录片《六人》的表现可圈可点，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策略。首先，应从文化共通性出发，选取兼顾中外市场的题材;其次，注重文化的“互惠性理解”，塑造平等的“他者”形象;最后，关照“低语境文化”的话语系统，寻求普适价值观。纪录片无疑是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发挥着国家形象建构和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我国应当注重跨文化传播策略，创作传播效果好、跨文化能力强的中外合拍纪录片，积极与国外媒体及受众展开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提升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 4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24.

[2]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 他者[J].外国文学，2011（1）：118-127，159-160.

[3] 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0（1）：103-113.

[4] 爱德华·T.霍尔.超越文化[M].居延安，等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81.

作者简介：陈雪言（2002—），女，安徽天长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传播学。

指导老师：冯广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