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纪录片发展现状

王研屹 刘永宁

摘要：文章研究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纪录片的定位与创新发展，在后疫情时代，对网络纪录片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相较于传统纪录片的优势、策略与发展创新之处，进而窥视媒体融合环境下新技术带给网络纪录片的新生。

关键词：大众传播;网络纪录片;传统纪录片;媒介融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0-0057-03

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导致电影行业受到重创，尤其是影院与传统院线制作播放的模式受到了剧烈冲击，但与之相反的是，流媒体和新媒体行业再次呈井喷式发展。大众传播视角下，前沿技术的应用探索为流媒体平台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智能终端设备的快速迭代也加速了全媒体时代的发展。传统大屏幕向小屏幕的转变，群体式观影向个人体验的转变等等，都标志着电影已经摒弃曾经的固有形象和播放渠道。文章分析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纪录片的定位与创新发展，并通过对网络纪录片发展现状的分析，窥视媒体融合环境下新技术带给网络纪录片的新生。

1    传统纪录片的劣势与网络纪录片的優势

1.1    传统纪录片的劣势

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在各个媒介终端都会演化出自己的“生存方式”，如纪录剧集、纪录电影等。对整个纪录影片的概念加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纪录片大部分由中央电视台及地方电视台制作，并在电视台播出。电视台是传统纪录片创作的主要力量，电视是纪录片播出的主要途径。小部分纪录片由电影厂和电影公司等机构运营发行，由独立电影人创作。在播放渠道上，少量传统纪录片在电影院播放，多数在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放。由此可以发现，传统纪录片的播放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主要受众群——固定的电视观众、纪录片爱好者、部分院线随机观看的群众等。因传播途径的影响，传统纪录片的传播影响力以及受众主体存在局限性。

同时，作为以真实为核心记录真实生活的纪录片，是一种制作周期长、耗费资金庞大的影像作品，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非虚构的纪实影视作品绝不是孤芳自赏的艺术品，其通过交换以扩大影响和实现自身的社会宣传功能与本体价值，从而获得更多的、足够的来自市场的资金，这样才有利于纪录片创作水平稳步提升，进一步推动纪录片市场稳定发展。然而早期传统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尚未形成生产加工和传播纪录片这一完整的产业链条，只有从运营模式、制作体制到传播渠道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才可以保证纪录片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我国纪录片发展要逐步市场化，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立意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只有选题符合大众审美，才能有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进而以需求带动纪录片市场发展，保证资金的回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有序、充满活力的纪录片市场。我国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纪录片市场，只有个人、政府、社会或者基金会专门支持纪录片，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制片人和制片人体系。传播平台相对稀少、宣传力度不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等，都成了限制中国纪录片拓宽市场的枷锁。

1.2    网络纪录片的优势

相较于单向传播的传统纪录片，双向传播的网络纪录片显然更具优势。网络纪录片增加了评论区、弹幕等互动交流方式。与传统影院或电视上的纪录片叙事相比，在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平台的影片已经打破了传统单媒介线性叙事的逻辑结构，并且突出强调屏幕叙事之外的信息、开放式结构、多元化信息以及受众的主体解读。传统纪录片的制作者以专业从业人士或组织机构为主，而网络纪录片不断朝着“全民记录”的方向发展，让与传统纪录片不管是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所创新突破的微纪录片这一形式得以成为焦点。疫情防控期间，网络纪录片呈井喷式发展，其中个人用户“蜘蛛猴面包”制作的《武汉日记2020》和央视推出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这两部微纪录片反映出了媒介融合时代，UGC（用户生产内容）和PGC（专业生产内容）网络纪录片的优势与特征。最先体现的是网络微纪录片的时效性，从武汉封城之初开始记录，制作周期短，摄制完成后即可上传，人们通过其镜头了解武汉最新的真实情况。其次是不同生产模式下统一主题与类型的表达方法与特征的呈现，用户“蜘蛛猴面包”的生产模式具有显著的UGC特征，以他的传播动机和兴趣点为主要摄制对象，同时在传播平台与受众产生双向互动，根据受众兴趣或需求选择摄制对象与主题，这一系列表现方式呈现出不稳定和碎片性的传播特点。央视推出的以PGC为主导的《武汉：我的战“疫”日记》展现了各行各业的人在疫情期间的真实表现，生产动机从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点出发，呈现出专业性和职业化的特点[1]。这些都是全媒体时代网络纪录片的生产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革，这种情况会在大众传播视角下不断演变，从而进一步远离传统电影产业的播放环境[2]。

与此同时，年轻受众逐渐成为观看纪录片的主力，成为网络纪录片的最大受众群体。据资料统计，18～35岁的用户占80%。2017年，腾讯视频纪录片观众数量较2016年增长370%，其中30岁以下的占大部分。纪录片开始突破时代的局限，走进更多年轻人的视野，更多年轻人由于兴趣、专业的需要，开始接触纪录片。抓住年轻受众的喜好和特点将成为网络纪录片成功的基础。例如，哔哩哗哩平台的纪录片在内容上善于吸引年轻群体的目光。在选题立意方面，多以新奇、潮流、时尚为突破口，更专注于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同理心[3]。

用户年轻化意味着实验性纪录片影像或将成为核心竞争力，其是突破了原有纪录片形式的实验性产物，将向老套的纪录片和商业类型片发起冲击。这些纪录片不仅是平台的大胆尝试，也能激发更多年轻人观看纪录片的欲望，同时为纪录片的形式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纪录片的策略创新

大众传播视角下，纪录片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从以电视台为核心转向在商业视频网站中大放异彩，个体、独立制片等机构也在全媒体时代和纪录片形成契合点，在创作上有了新的创作语法与美学特征，展现出了当下创作形态的多元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记录话语、观照现实，在传递人文主义价值关怀的同时，彰显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传统精神与大国担当。一直以来，英雄主义作为各类艺术创作题材之一，其塑造的英雄精神是推动民族和国家前进的动力因素。因此，影视作品中的英雄叙事也是传达主题思想、表现人类意志的创作手法之一，战“疫”纪录片对英雄形象的构建是中国意志的精神符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

战“疫”纪录片对当下疫情进行反映，通过英雄叙事以小见大，通过个人表现群体，通过社会表现国家，展现中国力量和民族精神，给予群众精神鼓舞。在叙事语言上，战“疫”纪录片的创作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每部纪录片对生命都有独特的表达方式。《武汉，我的战“疫”日记》通过个人记录的方式，展现人民群众对现实的真实看法;《冬去春归》用解说的方式，客观反映疫情给社会带来的重创和群众与疫情的抗争;《我是医者》从医生的视角表现医生对病人的救助以及和病毒的对抗。大众传播视角下战“疫”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也存在一些共性，共同构建出中国抗击疫情的艰难时刻，具有极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按照线性叙事方式客观还原疫情危机与对抗的发展过程，这种符合现实生活发展流程的叙述方式更易于被大眾接受，从而使所叙述的内容和传达的意志清晰明了，起到弘扬正能量与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影视作品的叙事视角决定了创作团队对题材和人物的选取，各个叙述视角也表现了不同的主题思想。战“疫”纪录片通过不同的叙述视角，从多方面表现英雄人物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反抗精神[1]。

***总书记指出：“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对英雄的界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英雄可以是承担社会责任的精英人士，也可以是普通岗位上一个平凡的人。疫情局势的扭转离不开各方人士的奋力拼搏，战“疫”纪录片的镜头记录下了疫情防控期间的人生百态，用英雄叙事构建了一个个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既是对现实的客观记录，也是对英雄人物的最高致敬，让他们的故事得以流传保存。战“疫”纪录片关注英雄人物的故事，传达创作者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进一步增强了民众对民族的认同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将民族精神内化于心。

3    大众传播视角下网络纪录片的定位与创新发展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中国影视产业的制作生产也迅速向互联网靠拢，各类新媒体平台上的视频作品成为网民消费的对象，网络纪录片也不例外。目前我国网络纪录片的主要来源包括自制、电视台纪录片改版的网络版本和对外购买引进。由于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关注纪录片，加上流媒体平台会员制的产生，更多制作优良、内容丰富的纪录片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近几年，由于大众对视频内容要求的提高以及版权意识的普及，更多的观众愿意开通会员观看纪录片，流媒体平台也开始使用会员费制作网络纪录片。在大众传播视角下，人人都是自媒体，一些视频网站开通渠道，让每个人都可以上传自己的纪录片作品，因此一段时间内纪录片制作质量参差不齐。个人、流媒体平台与传统纪录片拍摄团队的相互冲击也使得纪录片乃至电影行业都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不断更迭发展。

当前，我国的网络纪录片类型逐渐丰富，随着拍摄团队和平台的逐渐丰富，社会关注视角逐渐增加，社会类、人文类、风光类、美食类、探险类、历史类等丰富的题材类型和主题出现。但同时，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网络纪录片一定是基于商业元素进行多方考量的，所以跟风热的现象层出不穷。以美食节目为例，自从《舌尖上的中国》出圈之后，一时间美食节目层出不穷，眼花缭乱，2019年只在腾讯一家就出现了《舌尖上的重庆》《舌尖品鉴团》等18部纪录片，而真正进入受众视野的却寥寥无几[4]。

纪录电影的定位立足于真实的展现，而展现的内容也因独具魅力、能集中表达传播者的思想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从民族角度讲，网络纪录片包含大量的民族题材纪录片，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族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国家政策的缩影，它代表着国家的发展策略。从地域角度讲，网络纪录片和传统纪录片一样，农村题材占据重要的部分。实行改革开放后，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成为现代文明的象征，所以镜头也慢慢开始向城市转移，且各地不同的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纪录片风格，这些地域性的纪录片作品也丰富了网络纪录片的类型。网络纪录片开始将视角转向生活中的个体，以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生命为记录的对象。部分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弱势群众，这种视角的丰富和转变，更加有利于全方位展现现实生活，记录我国发展的全貌，这也呼应了作为第六代导演的视角转移变化。

4    结语

信息时代，人们开始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各类短视频软件层出不穷，因此纪录片乃至整个电影行业在这个时代不应该守株待兔，而是要迎合时代，作出改变。若网络纪录片将自身适当缩减为适合碎片化阅读的时长，则极易出现浅阅读的弊端。该怎样引导观众将碎片化的时间打碎重整，怎样浅阅读积累后重新构建深阅读，是纪录片制作者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尝试创作网络纪录片时，不妨在缩短每一集时间的基础上，增加制作集数，形成短视频系列片，而之后每一集都是前一集的升华，通过一集一集的层次提升，帮助观众进行深阅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纪录片其实是长纪录片的解体。网络纪录片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同时，应该对人类社会生活起到前瞻性的引领作用，至少要在记录现实、反映存在的问题的同时，畅想未来，并积极引领受众的意识。面对纪录片市场的多种问题，国家要不断引导，帮助其走上积极、健康的道路，而产品内容更是核心竞争力，要把握住当前受众的心理，制作出优良、健康的纪录片。对网络纪录片进行深入思考可以发现，在媒体融合环境下，以商业元素为主导的受众选择，同时对主旋律传播内容的把控，掀起了纪录电影的创作高潮，媒体融合背景下的纪录片制作方式也在影响和预示着电影行业发展的方向与未来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卢伟，张淼.记录与纪录：记录性Vlog与网络微纪录片的边界探析[J].当代电视，2020（5）：65-71，101.

[2]王之月，俞哲旻，彭兰.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纪录片创作：以澳大利亚SBS广播公司的纪录片节目为例[J].新闻界，2015（15）：51-55.

[3]马广军.精品网络纪录片的新型创作思路综述：基于对《了不起的匠人》《百心百匠》等的分析[J].电视研究，2018（3）：58-60.

[4]彭锦.网络视听行业“十三五”发展回顾[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