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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史诗》的英译研究

时间:2024-05-17

景登成

摘要:《苗族史诗》英译本采取的是三语对照的编排方式,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为西方世界研究苗族文化提供了更为深入的全景呈现,极大地促进了贵州苗族文化的对外传播,而其翻译方法也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以及民族典籍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主要从深度翻译的视角出发,研究《苗族史诗》三语对照版中英译部分的文化阐释,以期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典籍与口头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苗族史诗》;苗族文化;英译;文化阐释;深度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0-0227-03

近年来,中国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海外输出逐渐成为学者、译者们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学者、译者开始研究和翻译少数民族典籍,力求为中国文化的“走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而《苗族史诗》苗汉英三语对照版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苗族文化海外传播的进程,这对传承和保护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就《苗族史诗》的翻译体例、深度翻译下的文化阐释以及文化补偿等内容进行探讨,以期为其他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1    《苗族史诗》——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苗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仅在中国就有九百多万人口,是中国第四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地区,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等,有着源远流长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苗族没能形成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字,其文化的传承依赖一代又一代人的口耳相传,虽然大部分得以流传下来,但也有一小部分在这样的传承过程中缺失了,实属可惜。丰富多样的口传文化和传统在苗族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以苗族史诗最为突出、最为经典,影响力巨大。

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主要在贵州黔东苗语地区流传,以五言为主要句式,采取的演唱形式为问答式对唱,当地人又称之为盘歌。叙述的神话故事包括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人类万物产生、洪水滔天、民族迁徙等,而每个故事又涵盖了多个联系紧密的章节[1]。苗族史诗体现了苗族独特的文化和优秀的民族精神,展现了古代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名副其实的苗族文化“百科全书”。

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民族语言文学家马学良带领众师生在贵州台江等地区开展苗族语言调查,准备创制苗文,最后收集整理了上百万字的民间文学资料。后来,马学良又与其他专家学者收集、整理并翻译了不少史诗资料。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之后,马学良、今旦两人编写和翻译的汉语版《苗族史诗》终于在1983年出版。23年后,美国民俗学学者马克·本德尔参考汉语版《苗族史诗》,于2006年在美国出版了《苗族史诗》英译本,引起了不少西方学者的关注。6年后,马克·本德尔与今旦、吴一文等人,投入大量精力重新翻译、编写,最终《苗族史詩》苗汉英三语对照版问世。他们参考了其他已出版的少数民族史诗,删除了旧版苗族史诗中章节间和章节内部重复的部分,充分考虑了内容的完整性和体例的合理性等问题,从而使新版《苗族史诗》条理性和层次感十足。三语对照版的《苗族史诗》极大地推动了苗族文化的海外传播,全新的合作翻译模式也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方向。

新版《苗族史诗》共6个章节(包括序歌、3章古歌和2个单节体),围绕苗族始祖开天辟地、创造万物等神话故事展开,涉及苗族诸多领域。但是,史诗中的许多人物、地名、物品和事件都已鲜为人知,且不少词语及其结构不同于口语。此外,它对于研究苗族始源、原始聚集地、迁徙原因及其过程、古代社会形态等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尽力揭示其内在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    多语对译——史诗全景呈现

《苗族史诗》(苗汉英三语对照版)结合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全景呈现,是中外学者在前人收集整理并创制出来的史诗苗文的基础上,以苗文为依托,汉文为媒介,英文为标的,合作翻译而成的[2]。这种民族志翻译模式是苗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一次创新,为其他少数民族典籍的外译提供了译介体例等方面的借鉴。

《苗族史诗》英译本共计80万字,其中诗行采用汉英两种文字对苗文进行翻译和注释,这能在一定程度上使读者更为直接地了解苗族史诗的全貌。其诗行体例安排为左侧页分为两栏,分别为苗文和汉文,右侧页为英文,每一行一一对应。

今旦等汉译者为了让汉语诗行和苗族史诗工整的五言体相对应,在符合传统汉语诗歌表达习惯的同时,又不至于损失信息,最终采用了七言体,力求以诗译诗[3]。但是,因为汉英诗行不对等,很难实现以诗译诗,因此该译本不追求形似,而是以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原文的含义为首要任务。另外,汉语注重抽象思维,而英语注重具象思维。汉英之间的这种思维差异不仅是苗族史诗英译过程中最为突出的矛盾,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如果译者能处理好这一矛盾,巧妙地在这两种思维之间自由切换,尽力避免硬译、误译或者错译,那么便可大大提高英译本的可读性[4]。

3    深度翻译——民族志的文化阐释

美国翻译理论家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基于文化人类学的深描理论提出“深度翻译”[4]。深度翻译,又称“厚语境化”,具体指的是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通过添加注释、脚注、评注等方式,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中,进而使被翻译的文字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互融合。换言之,深度理论就是通过多种副文本,进一步深化和扩充原文本身构建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使其更为全面地呈现在译人语读者的面前,帮助读者更加深人地感受、理解源语文化。若是将原文本比作房屋设计图,那么注释、脚注等就相当于建造房屋的材料,最后呈现的就是真正的房屋,即将原文本从抽象化为具体。

此外,该翻译理论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强调作者意图,二是强调语境,三是强调充分关注差异。和行为一样,文字背后隐藏着作者的某些意图,或浅显,或晦涩。要了解其意图,就必须把握语境,将文本“厚语境化”。在翻译的过程中,文化差异是一大难题,只有正视差异、直面差异,才能更好地传播文化。

3.1    副文本

20世纪70年代,法国著名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erard Genette)提出“副文本”这一概念,具体指的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的材料,如前言、后记、标题、献词、插图等其他沟通手段[5]。

在翻译研究中,副文本主要指正副标题、序言、后记、献词、注解、插图和附录等,并且它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功能。例如,插图旨在向读者提供具象化的事物,加深读者对异域文化中陌生事物的认知。

副文本在《苗族史诗》三语对照版中主要表现为序言、章节导语、尾注和附录。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思维的差异性等,目的语读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在外译的过程中,原文本的意义和内涵总是会出现空缺,甚至还会出现误解的情况,这时就需要通过副文本对其进行必要的补充,从而尽量避免或减少意义的流失。

第一,序言。马克·本德尔所写的序言简要介绍了苗族史诗的重要性、起源、苗族科技文化、精神文化以及特有的祭祀活动,让西方读者大致了解了苗族文化的背景及发展过程。

第二,章节导语。该书在每一节的开头部分均附有章节导语,以概述本节史诗的主要内容。

第三,附录。附录主要包括“苗族史诗歌骨歌花对唱实例”“苗文声韵调表”。前者展示了苗族史诗叙事内容的过渡方式,一般采用即兴的“歌花”,后者重点介绍了苗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这样的对唱实例和语音信息,对西方读者理解史诗演唱方式和内容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尾注。该书的尾注都置于每一节的末尾,用来解释原文中重要内容的背景信息。对比各节史诗汉译和英译的尾注数量发现,英译的尾注基本上都多于汉译的尾注,在20节中,共有15节的英译尾注多于汉译尾注,5节数量一致。可见,本德尔在英译过程中作了更多文化阐释,希望西方读者能更加深入地感受苗族文化。

3.2    文化意象的缺失与补偿

苗、汉、英三种文化背景之间的许多文化意象不同,由于苗语和汉语同属于汉藏语系,有些意象可以找到对应的词进行翻译,而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却完全没有对应的词,这属于文化意象的缺失。若是直译,必然会引起读者的困惑,因此,通常只能采取意译或者加注等方式,以期西方读者能明白其大意。

例1:

老大名字叫做子,    The first was called said,the “rat”Earthly Branch,

老二名字叫做丑,    The second was called hxud,the “ox”Earthly Branch,

……    …

他俩原是戌和亥。    They were called hxenk and hat,the “dog”and “pig”Earthly Branches.

在《铸日造月》中,十二个太阳与十二个月亮都造好之后,分别以十二地支依次命名。例如,第一个太阳和月亮都命名为子。但是,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他们根本不存在十二地支这些文化意象。不过,好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使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十二生肖比较了解,因此本德尔在英译时直接移植苗文中的十二地支名,通过同位语,翻译该文化意象。但即便是这样,本德尔依然觉得可能会出现表意不清的问题,于是为了传播“地支”这个文化意象,他还通过尾注的方式,对十二地支和十二生肖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例2:

还有两个长长的,    There were still two very long ones.

谁来将它捡取了?    Who came to pick them up?

……    …

去了两个长长的。    So the two long ones were taken away.

还有两个重重的,    There were still two very heavy ones,

……    …

还有两个短短的,    There were still two very short ones,

本例为例1的下一段,在这段中,分别出现了“长长的”“重重的”和“短短的”。由于苗語和汉语的思维习惯,对于这类抽象的形容词,中国读者往往能大致理解其本意,但是由于英语思维强调具体,即便通过语境西方读者知道这说的都是太阳,但是“长长的”    “重重的”以及“短短的”与“太阳”搭配时十分奇怪,会使西方读者困惑不已。本德尔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采取尾注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文化阐释,指出这里的“长”指的是“白天的时间长”,“短”指的是“白天的时间短”,而“重”在苗族口语中,通常指“热”。译者采取直译加尾注的方式,既保留了源语形象,又有效地弥补了直译在此处的意义缺失,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真实含义。

例3:

妞香婆婆拿火来    Grandma Niux Dliangb took the fire,

烧了顾禄的房屋    And burned up Ghed Lul's house,

……    …

從辰到辰才烧完    And from the snake day to the next snake day when it finally died out,

本例是《古枫歌》第二节“寻找树种”的首段,叙述的是妞香婆婆用火烧了顾禄的房屋,即种子之屋,大火从辰日一直持续到下一个辰日,其英文译者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但是译者在此处做了尾注,向西方读者进一步阐释了在本节中,大火会持续十三个晚上其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传统的苗族日历中,十三天为一个周期。这里的文化信息其实并不是很重要,即便不阐释也不会影响读者的理解,而译者在这里进行文化阐释的一个深层考虑就是尽可能地为读者提供一个丰满立体的语境,使西方读者了解文本中潜在的文化信息。文中凡是陌生化的文化意象,译者都进行了文化阐释,可见译者的良苦用心。

例4:

种子着的蚊蝇装,    The seed were garbed like flies,

一飞飞上九重天。    They flew up to the ninth level of heaven.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有九层,分别为宗动天、经星天、土星天、木星天、火星天、日轮天、金星天、水星天和月轮天。而但丁在《神曲》里也描写了九层不同的天,分别是月天、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前七层分别住着不同类型的灵魂,后两层分别代表着基督的胜利和天使的凯旋。虽然中外都认为天有九层,但并不对等。本德尔在这里选择不进行文化阐释的最大原因就在于这里文化意象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并不大,即便是用尾注对其进行大篇幅的阐释,也只会加重读者的阅读负担。在进行文化阐释时,也需要考虑其意象的重要性和相关性。

4    结语

少数民族典籍根植于特定文化,文化与文化、思维与思维之间的差异大大加大了典籍外译的难度,在英译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一些手段尽量消弭两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隙。在《苗族史诗》的英译中,译者本德尔在深度翻译理论的指导下,采用直译的同时又利用副文本(主要是尾注)对缺失的文化信息进行补充,以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保留源语特定的文化意象。而不足之处就是读者需要停下来了解苗族文化意象背后的特定含义,这或多或少地会打断读者的阅读,影响其阅读流畅性和阅读体验。不过,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取舍的方面也不同,为了保留源语文化特性,同时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这样的深度翻译也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翻译方法。

参考文献:

[1]今旦,吴一文,马克·本德尔.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2:1-336.

[2]吴一方.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苗族史诗》三语翻译刍论[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6-12.

[3]吴一文,刘雪芹.《苗族史诗》汉译与英译的若干问题:《苗族史诗》汉文译注者吴一文教授访谈录[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30-36.

[4]王治国.《布洛陀史诗》对外传播的文化阐释与深度翻译[J].民族翻译,2015(1):19-23.

[5]刘欢,曾文华.文化典故的深度翻译策略:以《浮生六记》两英译本为例[J].东方翻译,2015(5):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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