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表征视角下对大运河（扬州段）文化空间的研究

朱益佳

摘要：中国大运河作为代表性的文化空间，蕴藏着华夏的诸多文化遗产。文章运用文化循环理论与文化隐喻理论研究运河文化空间里的标识，从文化基因、标识特征与文化隐喻、受众意义与模式的再建构对文化空间的文化进行分析，找出文化空间特征，进而从文化空间特性、文化基因等方面进行保護。

关键词：中国大运河;文化空间;文化隐喻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20-0230-03

大运河文化的核心是生态、真实、动态地反映大运河族群的民俗习惯、岁月传统、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在中国文化中，大运河文化占据了一席之地，探寻大运河文化亦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挖掘。随着时间的流逝，大运河文化在不断进化与发展，所以必须动态地把握大运河文化的发展。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集中、最为典型、最为生动的形态和形式，特别是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标识系统，为我们研究大运河文化提供了落脚点。但是目前大运河文化空间的标识研究多从设计学、环境学、语言学等角度出发，标识与文化隐喻方面的研究尚未成熟。鉴于此，文章拟从文化空间的文化基因、文化空间的标识特征、受众意义与模式的再建构三个维度探索大运河文化空间标识品牌的建造。

1    大运河扬州段文化空间的形成过程

1.1    大运河扬州段的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其中最重要的结晶是在一个民族语言文字系统中，升华为哲学核心理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1]。而大运河文化基因就是运河文化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包括大运河文化的精神内涵和表现形态，后来经由表征系统的转化形成了共享的文化信码。正是由于共享的文化信码，大运河文化的文化特征与模式得以传承与发展。扬州大运河的文化基因呈南北、东西交融之势。因为自隋唐运河开通以来，扬州变成南北的咽喉要道，成为众多文人的集会之地，自然成为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要地。根据文化基因论，文化的形成是动态的过程。地理条件与社会环境等造成文化基因的打开与闭合，进而形成文化系统的分支，即文化系统树。对于大运河文化来讲，扬州段的大运河正是中国大运河文化系统树上的分支。因此要分析大运河扬州段的文化基因，可以从作为根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作为分支的扬州文化两方面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运河文化种群的根，具有其他运河分支文化的共性，是运河文化基因的原始编码。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概括为仁爱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人格精神，忧国忧民、竭诚尽忠的爱国精神，“慎独”的高度自觉的道德精神以及敬老爱幼、尊师重道、温良恭俭让[2]。这些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人际关系与天人关系。同时，在文化基因遗传变异的过程中，这些具有主体基因性质的文化维持着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

文化基因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状态：开放的状态与闭合的状态。具体来说，社会动荡时期，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生活不安定，文化种群处于自卫的状态，文化基因的进化停止，从而陷入“文化停滞”的状态，宋、元、清时这一现象都出现过。如社会动荡不停止或文化种群被毁灭，将会造成文化断层。与之相反的是，在社会稳定时期，文化基因处于开放状态，吸收外部文化，形成“附着基因”“混和基因”“变异基因”，从而完成文化选择。作为大运河的分支，扬州段大运河的文化基因不断吸收与进化，有过开放与闭合，形成了以徽商文化、园林文化、饮食文化、扬曲文化、评书文化、玉器文化、剪纸文化等为主的文化共生体。

1.2    文化空间标识与文化隐喻

根据霍尔的理论，概念需要经过符号表征系统的转化形成符号，进而实现意义流通与消费。在这一过程中，符号的产生与结构必须共享相同的“文化信码”。文化空间标识属于符号系统，那么便离不开“文化信码”进行意义建构，这要求我们从扬州的文化信码、扬州文化空间标识符号源域与目标域的相同特征、扬州文化与文化空间的关系三个维度解读其文化。首先，扬州地区的“文化信码”属于大众化的文化契约，属于主流文化，没有地理、宗教、政治等因素造成“文化隔离”，所以适用主流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与模式解读。其次，扬州文化空间标识的特征方面，因为主流“文化信码”运用的隐喻方式为相似性隐喻，即通过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通过重合的部分将源域与目标域连接起来。如竹因为茎为木质，能抗击风雨，屹立不倒，所以在中国人的思维里，竹便与坚韧不拔、刚正不阿的性格特点联系起来。诗词中也经常吟咏竹的品质，如元稹在《新竹》中说：“扶疏多透日，寥落未成丛。惟有团团节，坚贞大小同。”特征隐喻的思维模式也离不开文化，并涉及深层次的文化隐喻，如上所说的竹，其表层隐喻为坚韧不拔、刚正不阿，深层隐喻为君子，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坚韧不拔、刚正不阿正是君子的品质。最后，文化空间标识与文化呈现出附着关系，即文化空间的标识系统依文化形成、发展、成熟，反之，文化依靠文化空间的标识延续、传播、进化，两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缺一不可。综上所述，在文化空间标识构建的过程中，文化是核心，文化空间标识是形式，文化隐喻是手段，三者互相依存，激发有效的文化互动，描述出基本社会价值和文化特征。

2    大运河扬州段文化空间标识形象与文化隐喻

大运河的文化空间具有符号与文化的双重属性。文化空间的这些标识形象既有深厚的文化烙印，又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与品牌形象塑造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可从文化空间的标识与背后的文化中寻求塑造品牌形象的关键。

2.1    古村落的文化隐喻：臧陈社区官南

在文化空间标识里，古村落算是一个重要代表，它与民居建筑的外观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可以根据民居建筑的特点研究古村落的文化隐喻。宝应县射阳湖镇臧陈社区官南是最早的原始村落，此地建筑端正雅致，外形体量较高大，覆以青瓦。在附属房屋部分也建有宽窄不同的单向坡屋顶，并有马头墙等标志建筑，是典型的徽派文化的象征。院中的天井在徽州的地域文化观念中与“财禄”相关，聚水即聚财，天井能聚水为财之源。天井是一种内向型的建筑方式，聚合成一个家族，表现出宗族聚族而居的观念。

建筑内部装饰以圆形为主，如座椅的雕饰等，因为圆形四周无角，光滑平整，是和的象征。此地民居粉墙黛瓦，色质简淡，仅存白与黑，营造出安静、祥和的意境，是人际关系和谐的象征，与儒家文化中的“礼之用，和为贵”和道家文化中的“和其光，同其尘”对应。从扬州古镇的建筑来看，扬州的民风文化可以归结为以区域和血缘为主的宗族观、遵法守礼的价值观、以和为贵的道德观，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并且与徽州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有所交集，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

2.2    扬州方言的文化隐喻：扬州评话

语言在文化多样性中一直占据基础地位。扬州评话作为扬州方言的代表，可以从文化隐喻角度分析其题材、表演技艺、表演者，进而研究方言文化空间。首先，从题材看，从一开始取自经典名著的《三国》《水浒》《隋唐》，到说书人自己创作的反映底层人物、借以讽刺社会的《清风闸》《飞陀传》，说书题材不断丰富，由文学小说题材逐渐向扬州的市民生活题材转变，这一过程也是扬州市民生活文化不断被挖掘、整理、艺术化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扬州市民文化的自信度、受众接受度、评话艺术成熟度的不断上升。其次，表演技艺多样化。从明代单一的说书形式，到后来各种戏曲、口技的加入，扬州评话所包含的艺术种类更多，扬州方言的文化空间亦在这一维度上得以发展。最后，扬州评话的艺人不断增加，到同治、光绪年间，艺人已经达到了二三百人，一时间出现了“八骏马”    “八大红伞”等著名艺人。评话艺人群体的扩大是扬州方言这一文化空间中评话这种小众文化逐渐主流化的表现，也是清代扬州在盐商影响下经济与文化达到发展顶峰，在市民娱乐活动方面的体现。

2.3    节日岁时的文化隐喻：烟花三月旅游节

我国的节日岁时与天文观、夏历历法等密切相关，而一个地区或民族特有的节日便是其独有的文化空间。扬州以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扬州琼花节、二分明月文化节等为代表，形成了扬州节日岁时的文化空间。烟花三月取自李白名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三月是扬州文化中岁时观念的体现，与我国传统的纪年文化与岁月文化相通。烟花三月旅游节本身是扬州节日岁时观的重要标识之一，隐喻着扬州人对扬州的自豪感，扬州是诗文文化、旅游文化、历史文化汇集的文化空间。且旅游节这一文化空间标识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不断出圈，体现了时间性的文化空间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具体来说，是文化空间的文化记忆借助节日品牌载体扩散，受众接受、复制、传播文化空间的文化，这得益于文化空间在时间维度上的传播，其是超越空间限制的文化空间。时间性的文化空间往往以传统岁时为基础，随后生根发芽。但是新时代文化流动频率加快，同一空间里存在多种文化角力，导致传统岁时观念退化，这亦是保护时间性文化空间的一大难题。

3    大运河文化空间的双重保护

空间性的文化空间应注重物质与文化双重保护的理念。在物质价值方面注重原生态的保护，原生性是其重点。在文化价值方面应将文化与文化物体相结合，避免文化与载体的脱节，而使文化空间退化，造成“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局面。文化空间的空间形式作为大众常见的文化遗产形式，对其的双重保护应做到以下三点。第一，空间性的文化空间因为物质的属性，常以实物的状态出现，需要与自然景观遗产区别，区别在于是否有文化的在场。第二，空间性的文化空间因为没有要求景观价值，加大了保护难度，景观的在场往往能带来附加的经济价值，也能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同时，空间性的文化空间中存在缺少景观价值的一类，这加大了保护文化空间的难度。第三，应根据空间性文化空间的特点，注重文化载体与文化内涵的双重保护。一方面注重文化场所的完整性、原生性，另一方面注重正确解读文化场背后的文化内涵，结合本地文化与传统文化，建立正确的保护机制。

时间性的文化空间与空间性的文化空间相比，因为没有场所的优势，所以保护程度不够，文化流失较为严重。如我国的传统节日、传统习俗等，其生存空间正被快餐化的西方文化节日蚕食，面临着传承与发扬的困境。文化空间内涵流失严重，文化的传承遭遇阻碍，所以在文化空间的保护上应当同等重视空间性与时间性，树立文化遗产保护的空间意识与时间意识。做到时间性的文化空间保护不仅仅只存在于文件、政策中，而要落到实处，如对岁时习俗的政策扶持、相关产业的开发、品牌形象的推广等，同时运用影像设备等将时间性文化空间的文化以物化的形式保存下来，让文化有迹可循，并不完全依靠文化记忆。此外，因为时间性文化空间的岁月特性，可将此类文化空间按时间节点归类，进行分类管理与保护，以减少保护成本。

文化空间的完整性是保护文化空间不被割裂。文化空间的形成往往依托于民族与区域，而其存在的前提是成员的交流，是以宗族与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是一个整体的、流动的、进化的社会群体。如只对某一群体、某一文化进行保护与隔离，无疑会造成文化的流通“阻塞”，并且完全不能反映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核心价值的文化空间，亦无存在的必要，特别是偏向空间的文化空间更是如此。生态性的要求是尊重自然，减少人为干涉，避免文化空间遭到破坏。如游牧改为定居，放弃母语，建立水坝，表面上是与现代化接轨，但对文化空间来说，却是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文化空间与自然、民族生态紧密相连，生态性与文化空间相互依存，坚持原生态文化空间亦是正确解读文化空间隐喻文化的前提。生活性的原则是指文化空间是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成熟与发展的，是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将某地的传统民俗活动搬到舞台上，成为“表演”与“作秀”的内容，文化空间将失去原有的生存环境，自身的文化系统会被破坏，进而丧失生命力与活力，很多古镇已经失去了作为文化空间核心的人与文化。所以从生活性而言，文化空间的保护切忌只采取杀鸡取卵式的保护方法，对文化的传承来讲，这种方式只能是缘木求鱼。文化的真实性是指文化空间的保护应遵从“文化选择”，如上文所说，文化基因有开放与闭合的过程，在此期间，复合基因、附着基因等基因形式会不断影响主体基因的状态，在适应环境中完成基因进化。这一过程是文化优胜劣汰的过程，符合文化发展规律，如出现人为干涉，文化空间的价值将被大大削弱甚至扭曲。

中国大运河文化基因的挖掘应当深入运河历史，包括运河的辉煌传说与事迹，筛选出的文化空间形象标识，可以是空间性的，也可以是时间性的，关键在于能反映民族特性、区域特点、宗族特性等。在选择文化空间标识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空间特征与隐喻的文化重合度较高的文化空间标识，并且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信码”下完成隐喻的文化解读。

4    結语

大运河的文化空间经过了文化基因的形成、标识系统的成熟、文化意义的建构三大环节。这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了文化空间文化的循环模式，由基因到标识，再到意义的再生产与再消费，是文化保持活力的基本模式。同时，大运河的标识是经历了时间的洗礼，不断流传下来的文化表现形式，具有符号与文化双重属性，这对打造千年运河品牌有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东.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与现代传承（专题讨论）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 河北学刊，2003（5）：130-134，147.

[2]钱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几点想法[J].学术月刊，1996（5）：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