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文化学角度看《误杀》结局的改编

时间：2024-05-17

摘要：2019年上映的电影《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这是导演柯汶利拍摄的首部剧情长片，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一部好的电影不仅要讲好一个故事，更重要的是传达“意味”，《误杀》的成功正在于此。本文从《误杀》结局的三个改编出发，对影片隐含的群体无意识现象、呼唤社会个体良知、期盼公正和谐的社会生态等文化学现象进行分析，进一步展示该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价值。

关键词：《误杀》;群体无意识;良知;社会生态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08-00-02

电影《误杀》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讲述了主人公李维杰生活在警察经常欺压百姓的地区，他的女儿平平在被警察局长的儿子素察迷奸之后误杀了他。李维杰为了保护家人，利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制造不在场证明，与警察斗智斗勇。

《误杀》叙事明快紧凑，情节一波三折，是一部优秀的犯罪类型片。但这部影片有一点争议之处，即结局。《误杀》的结局相较于原作有三处明显的改编，这些改编之处正是电影《误杀》的高明之处。只有在符合国情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是改编，深化影片的主题内涵，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1]，这样的改编影片才会具有更能引起本国国民共鸣的社会文化意义。《误杀》改编的情节展现了社会中的群体无意识现象，表达了对社会个体良知的呼唤，体现了对公正和谐的社会生态的期盼，这正是这部影片隐含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所在。

1 颂叔的微笑——展示群体无意识现象

在《误杀》的结尾，有记者采访普通民众对于李维杰和暴乱的看法的情节。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李维杰的看法的所有民众中，对于李维杰都是持有的肯定和支持的态度，在这一段时间内，电影的画面一直是黑白的。而当记者问到颂叔对于李维杰的看法时，颂叔却微笑不语，此时视角从角色转向了观众，打破了第四面墙，画面也逐渐由黑白变成了彩色。电影画面的色彩转变暗示着对于颂叔态度的肯定，视角的转换则意味着要观众自己思考李维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场景充分表达了对于观众的理性回归、自我思考的期待。此时，颂叔的微笑就成了对群体无意识现象的讽刺。

《误杀》的英文片名是“Sheep Without Shepherd”，直译为“没有牧羊人的羊”，意译则是“乌合之众”。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曾在他的作品《乌合之众：群体心理研究》中提到过群体无意识现象。在群体中个人才智和个性都会被大大削弱，异质性会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特性品质会占据上风[2]。所以当人处于群体中时就往往具有了缺乏理性、情绪化、易被煽动等特征。

勒庞的群体不是指简单的一群人的集合，而是指心理群体，一群人在目标、情感、观念上有了一個共同的方向才能成为一个群体。在影片中李维杰居住的地方，警察欺压百姓已经成为常态，居民对警察或多或少都有所怨言。因此李维杰能成功地让“证人”相信自己，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使用的蒙太奇手法的高明，也是因为相较于滥用职权、欺压百姓的警察，他们更愿意相信平时与人为善的李维杰。在警民关系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地区，百姓很容易被这一个看上去像是恶警伤害无辜的事件煽动，成为一群乌合之众，引发一场严重的暴乱。但是暴乱的产生却不仅仅是因为李维杰一家受到迫害。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和犯罪者的社会属性有极其密切的联系[3]。李维杰的事件仅仅是一个引子，暴乱与其说是民众为李维杰打抱不平，不如说是民众抓住这个机会来集体发泄对于警察长期欺压百姓的不满。其实在大多数时候，让人精神崩溃的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大事，这些所谓的“大事”只是一个契机。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琐碎生活里日积月累的不如意[4]。

《误杀瞒天记》中也有主人公利用民众对警察施压、迫使警察将自己一家无罪释放的情节。但是相比《误杀》中严重的暴乱与巨大的舆论影响，《误杀瞒天记》中主人公仅仅是叫来一群人看热闹，并没有引起社会上的大范围关注。《误杀》中这一情节的设计是神来之笔，不仅充分体现了群体无意识现象，而且还使观众对于社会中的群体无意识现象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在影片中，莫名其妙出现在坟墓中的羊尸、棺盖上带血的抓痕人人可见，但是却没有人关注。那是因为比起疑点，民众更不想放过这一个可以光明正大反抗警察压迫的机会。所谓的群体无意识现象，并不是人成了群体中的一员才具有无意识的特征，而是他们内心对于发泄欲望的渴望迫使他们成为一个群体。当人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时候，他的部分欲望会由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遭到压制。而当个体拥有了一个使有同样欲望的人结合起来的契机，这些人就会自动放弃自己的理智，迅速地集结成一个群体来发泄潜意识中的欲望。一方面，从数量上来说，群体往往拥有比个体更强大、更势不可挡的力量;另一方面，处在群体中的人往往会有“法不责众”的思想，作为个体发泄欲望所要承担的责任在群体中就会大大削弱甚至消失。

2 李维杰自首——呼唤社会个体的良知

良知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孟子》，它是一种是非之心，是道德的准则与标准。对社会个体良知的呼唤即是对社会个体道德修养的呼唤。而教育对于人的一生有奠基的作用，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塑造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教育，道德修养的形成也是如此。因此要想呼唤社会个体的良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对个体的道德教育。真正正确的教育不仅仅要重视个体的文化知识，更应该使个体积累足够的道德知识。使个体形成度义择善的道德理性，才是教育最重要的部分[5]。

在影片中，素察受到的教育无疑是极其失败的。素察的父亲都彭一心扑在仕途上，平时对孩子不管不问。而在得知素察差点戳瞎了别人的眼睛时，他却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素察进行打骂。都彭这样做不是出于对素察的关心，只是担心儿子的行为会带来负面新闻，影响他竞选市长。这样的态度非但不能使孩子改正错误，反而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使他犯下更大的错误。素察的母亲拉揾也并不在乎素察的行为是对是错，她只是坚持自己的袒护和溺爱。素察犯错后，她非但没有一丝责怪，反而温声安慰儿子，并利用权柄和金钱帮儿子摆平祸事。一个人的性格举止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6]。素察从小就在父亲的严厉冷漠和母亲的溺爱纵容中长大，并不能分辨善恶，甚至觉得犯罪是一件十分稀松平常的事情。这样的教育使得素察完全没有良知的概念，以至于越来越肆无忌惮，最终做出迷奸同学的事情。

虽然现在有很多人意识到了道德教育的缺失，开始重视道德教育，但是有一部分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父母和师长的人格和言行会对孩子的思想、行为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不言之教[7]。通过榜样的作用，能使受教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很大的影响。

李维杰的女儿安安在考试时只考了70分，但是她为了得到奖励用修正液将分数修改成了100分。此时李维杰表情凝重，背景音乐We All Lie响起。“We all lie”意为“我们都在撒谎”，表明了安安在李维杰通过欺骗的手段赢得胜利后也学会了通过撒谎来得到奖励。We All Lie是韩剧《天空之城》的片尾曲，而《天空之城》就是有关于青少年教育的故事，这个配乐隐含了要对安安进行道德教育的意思。

李维杰之所以选择伪造证据摆脱罪名，就是为了保护家人，但是这样的保护实际上也对年幼的女儿安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早期教养形成的习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沉淀成某种较为稳定的品质[8]。一旦安安在幼时就习惯于通过欺骗的手段获取奖励，并且没有了解到这种行为的错误性，那么随着逐渐长大，她就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攫取利益。年深日久，安安的良知就会越来越淡薄，到最后很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为非作歹的“素察”。

因此在电影结尾李维杰选择自首，并不仅仅是因为对于害死素察和引发暴乱的愧疚之情，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给女儿安安树立了不好的榜样，让女儿学会了欺骗。他通过自首来以身作则，教导女儿要学会诚信，让安安时刻谨守道德底线，保留自己的良知。这个结局这正是李维杰对于社会个体良知的呼唤。

3 批判警局——期盼公正和谐的社会生态

在影片结尾的采访中，记者询问民众对于李维杰和暴乱的看法，有很多人表现了对从前的警局的批判。有人说：“那个男孩可是警察局长和议员的儿子。”这个人的言下之意就是死者就是由于父母的权势才敢为非作歹，素察死亡这件事能引起轰动也是由于他父母滥用职权。有人说：“人们不再相信法律了，这就是原因。”也就是说暴乱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民众不相信警察会公正执法，他们害怕无辜的人会受到伤害。有人说：“羊有草吃就够了，才不会在乎你会不会薅羊毛。”这句话表现了民众对于安稳生活的期待以及对于警察的敲诈勒索的无奈和隐忍。从这些话很明显可以看出，民众都不再相信警察和法律，只能行使私人正义。这样的上层阶级对民众有绝对掌控权的社会是畸形的[9]。在和谐、公正、正常的社会生态中，社会官民之间应该是平等、共生、相辅相成的关系。官民之间应该处在恒常的交流状态[10]。

在影片开始时，李维杰曾经提到了《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一句台词：“这些围墙很有趣，最开始你憎恨它，慢慢你习惯它了，最后你依赖它了。”在《肖申克的救赎》中，这句台词后面还有一句“这就叫做体制化”。这句话其实就是代表了李维杰对于制度的态度。人生而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是制度枷锁下的自由[11]。人虽然会时刻厌恶制度带来的束缚感和压迫感，但却必须依赖于制度而生存。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绝对的黑与白，所有人都是善恶并生的[12]。始终保持清醒与理智的圣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一旦制度失去了对人的约束力，人就会游离在道德和责任之外。此时，人们就会释放藏在理性和社会性下的动物性[13]。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与无序，处处充满暴力、野蛮和欲望。而法律代表着道德的最低点，它作为制度的一种，作用就是约束民眾，不跨过道德的底线。当社会的一切都在法律之下运行，和谐公正的社会生态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误杀瞒天记》主人公成功脱罪让人觉得大快人心、理所当然，建立在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下，即检察长的儿子在与主人公的妻女搏斗的过程中当场死亡，那么主人公的妻女将其误杀就属于正当防卫，在法律上并不负有责任。如昆山龙哥被反杀事件，杀人者最终就被无罪释放。因此《误杀瞒天记》中主人公一家都无罪释放是符合正义的。但是在《误杀》中，素察并不是在平平和母亲的正当防卫过程中死亡的。

《误杀》将原作中的听经改为观看泰拳比赛，这既是为了使电影符合泰国的文化背景，也是为了引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吞舌。人在被打晕后会出现吞舌现象，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就可能会窒息死亡，李维杰很清楚这一点。而素察对李维杰妻女的欺凌和李维杰观看泰拳被运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剪辑在一起，拳手受伤倒地的同时素察也被打晕过去，这表明素察也和拳手一样出现了吞舌现象。李维杰在向妻子阿玉确认过素察身上没有出现血迹时就可以肯定素察并没有当场死亡，而是失去了施暴能力后被活埋，最终窒息身亡。如果李维杰一家人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那么就代表“恶”的胜利。素察固然有错，但这并不代表他可以被肆意屠戮，真正审判他的错误的应该是法律。

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后，有人劝他逃离雅典，但是苏格拉底却断然拒绝。他认为自己是被国家判处死刑的，如果他选择了以逃走来换取活下去的机会，法律就会因为他的行为丧失权威，失去对民众的约束力。一旦法律失去了约束力，社会的公平正义就很有可能不复存在。苏格拉底用他的死亡维护了法律对于民众的约束力，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主人公李维杰选择自首就和苏格拉底选择慷慨赴死一样，是出于对社会和谐公正的维护，是对畸形的社会关系最终得以修正的期盼。

4 结语

戏剧、影视不仅仅是博人一笑的消遣，而要对观众起到教化的作用，要引起观众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误杀》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犯罪电影，也是一部具有社会性和思想性的电影。它对于原作结尾的改编使这部电影有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展现了社会中的群体无意识现象，表达了对社会个体良知的呼唤，体现了对公正和谐的社会生态的期盼，使这部电影除了娱乐性外还具有了艺术高度。

参考文献：

[1] 龚仪.试析电影《误杀》的结局改编[J].汉字文化，2020（11）：124-125.

[2]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34-35.

[3] 许凌云.浅析《驿路》中的社会性表现[J].戏剧之家，2019（22）：106-107.

[4] 姚佳.浅析由小说改编的电影——以《大红灯笼高高挂》为例[J].戏剧之家，2019（29）：96，98.

[5] 顾雯清.古代书院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J].汉字文化，2020（20）：189-190.

[6] 徐菲.浅析《如父如子》中的亲情观[J].汉字文化，2019（10）：39-40.

[7] 许建邦.《世说新语》中名士风流与家庭教育的矛盾[J].汉字文化，2019（14）：131-132.

[8] 孙名瑶.论宋朝蒙学教育及其当代启示[J].汉字文化，2019（14）：86，90.

[9] 王贺明.论沈从文爱情小说中的荒诞感[J].戏剧之家，2019（26）：222，224.

[10] 康洁.论苇岸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中的生态伦理观[J].戏剧之家，2019（17）：215-216.

[11] 蒋仕杰.浅析华纳DC电影中的“小丑”形象[J].汉字文化，2020（14）：1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