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悲剧的诞生

摘 要：《2001：太空漫游》在尼采哲学的解读下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悲剧之美。宗教与科学两个价值体系的崩解和求解自身命运的失败作为两个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在赋予这部影片永不衰竭的生命力的同时，又为整个科幻类型带来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考与浪漫的悲剧情怀。

关键词：《2001：太空漫游》;科幻电影;尼采哲学

1 两种信仰体系的毁灭

“科幻电影不是关于科学的，而是关于灾难的，此乃艺术最古老的主题之一。”从《2001：太空漫游》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使宗教受到怀疑，并把它的拥趸推向哲学，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刺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之在五六十年代人类刚刚开启探索太空的旅程，这使人们对科学本身抱有迷信般的希望与恐惧——这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作为一种古老的症状，在战争、艺术思潮、社会运动以及媒介的发展等诸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信仰问题在这一时期经历着比以往更加喧嚣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的思索中，科幻作为一个类型，终于明确了自己应该讨论的问题，事实上，它与宗教、哲学和自然科学向来要解决的那个终极问题是一致的：“我是谁？我从哪来？我要到哪去？”——“这些电影把有关身份认同、意志选择、力量、知识、幸福、社会共识、罪恶、责任等对我们当前的极端状况无济于事的那些陈词滥调全都永恒化了”，因为这一切突然变得与信仰有关，我们的世界突然成了某个永恒使命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用科幻去解剖信仰是再合适不过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加锋利也更加中立了。

《2001：太空漫游》所展示的正是这种信仰的自我解剖。对于这部影片的解读，往往倾向于认为它精神分裂地征用了大量宗教意象去进行隐晦的象征，又使用了尼采哲学的逻辑去完成叙事，而尼采哲学本身又是反宗教的，这使整部影片在这两种信仰之间形成了一种暧昧的氛围，而这种暧昧的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影片本身的多义性。然而，这样的解读只是回避了宗教意象与哲学观点之间的对立，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在这种解读下的科幻电影的中立性被莫名其妙地阐释为“暧昧性”，事实上，正如尼采本人在对宗教的俄狄浦斯式的迷恋中找到了杀死上帝的武器一样，《2001：太空漫游》也在这种朝圣式的表象下进行着对信仰行为本身的毁灭性否定。

在尼采早期的哲学观点中，除了反对基督教与基督道德，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对现代科学主义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科学主义是一种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它只是宗教的一个浅薄的替代品，因为由物理学的变革所引起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总是在变化的，这种永恒的变化说明科学规律本身完全可以被看作人类权益的建构，是一种为了满足我们目前的需要而被定义的规则，或者说，任何的“知识”和“真理”只不过是有效的认知工具，而并非超验的实体。在这种视角主义的观点下，尼采进一步得出，科学并不能为我们提供客观真理，“物理学也只不过是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和整肃（要按我们的意愿，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而不是对世界的真实说明”——客观真理并不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影片把宗教与科学以这种方式摆在一起，其实是以一种冷峻的语气向我们说明了这两种信仰体系之间并没有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存在巨大的区别，相反，它们惊人地相似，不管是宗教还是科学，都只是我们暂时用以解释世界的工具，对于科学的信仰也并不比对宗教的信仰更加理性，更进一步说，如果客观真理是不存在的，那么真正理性的信仰也是不存在的。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这两种非理性的信仰注定会陷入自相攻击的境地：“基督教最终将自己摧毁自己，因为它鼓吹对永恒的超验的‘真理的寻求，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科学，导致了对其自身的形而上学进行毁灭性的研究。”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有限的方法”，在毁灭了基督教的形而上学之后并不能提供一个真理作为答案，这种局限性将导致信仰行为本身的彻底幻灭。

可以说，《2001：太空漫游》正是在向我们暗示着这两种信仰体系的幻灭以及在这之后所留下的巨大的虚无。这是一个关于哲学灾难的悲剧，一个信仰困境，同时也是人类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有关虚无的极限——这个永恒的命题，赋予它永恒的现实意义。

2 理解世界与自身命运的失败

如果说《2001：太空漫游》对尼采哲学的引用既不是为了否定基督教道德，也不是为了宣扬超人哲学或者权力意志之类的哲学观点，而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切入，展示信仰本身的非理性，从而同时毁灭对宗教与科学的盲目崇拜，那么它在这个基础上会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洞——人类总有一种想要去认识世界的渴望，如果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向我们提供答案，那么我们无所依凭的精神将处于一种悲观的虚无主义中，或者说，这部电影所展示给我们的并不只是灾难本身，还有灾难过后面对废墟、面对无法重建的价值体系时所产生的无助感。这就是《2001：太空漫游》为科幻类型注入的第二种悲剧精神，它是一个永恒的失败：人类永远无法解释自身的宿命，也无法真正理解宇宙的意义，它使古典悲剧中那种必然却又无从预知的宿命降临在全人类身上，同时将我们身处苍茫、一无所知的处境无情地揭露了出来。

就如同尼采在《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与假》中所论述的一样，《2001：太空漫游》隐晦地表达了一种人类智慧的困境。尼采认为，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语言本身是“比喻性”的，它以一种借喻的方式与“真实”世界相连，而这种借喻并非连贯的对应关系，它是随机而偶然的，这种做法简化并且冻结了世界的混沌和复杂性。于是，只要“真理”和“知识”存在于语言之中，那么它们就无法告诉我们任何关于真实世界的事情，或者用视角主义的观点去解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总是被激情和欲望、被我们的心灵的运作方式所驱使，这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是一种“采录”的方式，而支持它的只有各种形而上学的假设，“人类长期以来把事物的概念和名称作为永远真实的东西来相信，同样也养成了他们借以居于动物之上的那种骄傲：他们真的认为在语言中掌握了关于世界的知识”。

这种将真实世界与表象世界分开的观点使《2001：太空漫游》的影像语言呈现出一种超现实的状态——或者就这部电影来讲，一种“超语言”的状态——抽象而又跳跃的镜头语言、充满未来感的视觉效果与古典音乐的搭配、极其简练的台词，都旨在使观影体验脱离现实，就仿佛它要呈现的只是一连串混沌的思考。并且，它拒绝解释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感到库布里克和阿瑟·克拉克似乎在通过这部电影去求解什么东西——去求解一个永远无法被解答的问题。

这可以说是《2001：太空漫游》最迷人的地方。事实上，由科幻所营造的美感很大程度上存在于这种“无法解释”的神秘中，但是它本身的精神基础却是一个关于失败的悲剧，是一种隐含的对自身宿命的忧虑以及无法满足的求知欲。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出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科幻电影中对外星文明的描绘往往被看作对苏联“红色威胁”的戏剧性呈现，或者被解读为对核威慑的恐惧，本片中的黑色石板也往往被解释为上帝的喻体，但是这些求助于异化力量的解释无疑是偏离了科幻类型的中立精神的，科幻不旨在提供任何答案，它只能展示我们的惶恐、希望与迷惑，而无论是“惶恐”“希望”还是“迷惑”，都必将是失去价值的。《2001：太空漫游》借助尼采哲学所要告诉我们的，正是这种尝试解释所带来的必然的失败，或者说，这部影片所要呈现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本身。

如果如福柯所说，尼采标志着一个开端，由此当代哲学才能开始重新思考，那么《2001：太空漫游》则标志着这样一个开端：科幻电影彻底从恐怖片、视觉刺激、冷战隐喻等价值捆绑的阴影中走出来，借助哲学的话语，第一次宣告了自己的自由。它不仅否定了我们出于已知的价值对自身命运的解读，还否定了解读的可能性，影片中所展现的这种注定要走向虚无的信仰以及始终面临未知宿命的生存困境，作为科幻类型独有的精神内核，为后来众多的电影所继承。

参考文献：

[1] 戴维·罗宾逊（英）.尼采与后现代主义[M].程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苏珊·桑塔格（美）.反对阐释[M].程巍，译.译文出版社，2011.

[3] 凯斯·M .约翰斯顿（英）.科幻电影导论[M].夏彤，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付竞萱（1994—），女，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理论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影视理论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