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山歌的传播研究

摘要：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山歌的传播有了新的变化。本文以贵州省盘州市的山歌活动为研究个案，通过对该地区的山歌演唱者和爱好者进行访谈并观察，发现该地区的山歌传播活动主要有以下特征：传播主体多元;山歌传播方式多样;传播内容具有双向性，丰富的传播内容既满足了民众日常娱乐生活需求，也成为许多新兴媒介的传播内容。本文认为，该地区的山歌传播在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上作出了许多新的改变，建构了新的山歌文化，使贵州山歌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新的突破。

关键词：山歌;传播;媒介;民族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22-0-02

0 前言

山歌是中国民歌的基本体裁之一，具备强烈的原生性特征，是民众生活中最为活跃和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以山歌为主要内容开展的活动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交通的畅通和各种新兴媒介工具的使用使地区间交流增多，但在内部和外部的不同音乐文化因素产生交流的过程中，山歌文化中的原生性特征被逐渐削弱，山歌的传播过程也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盘州市是贵州省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主要少数民族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等[1]。山歌是他们民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为了发展经济和文化，各民族之间改变过去社区和族群内的传播方式。一方面积极向外传播自己的山歌文化;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他们将各种流行因素融入本民族的山歌中;此外，他们还积极运用新兴媒介，改编或创造新的山歌，在山歌的文化传承和传播上作出许多重大的改变。本文以贵州省盘州市胜境广场内的山歌活动为研究个案，通过对该广场内的山歌活动进行观察，试图对该地区的山歌表演活动作深入研究，并发现该地区山歌传播的独特性，这些特征展示了该地区的山歌传播在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上作出了许多新的改变，建构了新的山歌文化，使贵州山歌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新的突破。

1 山歌传播活动的特征

1.1 传播主体多元化

盘州市是该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中心，吸引了周边各个民族的山歌演唱者来开展山歌表演活动，其中作为盘州市目前最大的文化交流广场——胜境广场，则成为盘州市境内开展山歌表演活动最频繁的场所。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山歌演唱者，有汉族、彝族、苗族等演唱者。在对彝族的山歌演唱者张大哥进行访谈时，他说：“在广场唱歌的人多得很，有汉族的，有彝族，还有苗族的，反正来自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从上述访谈来看，不同地区、民族的山歌演唱者共同构建了这个公共空间内的山歌表演活动。

此外，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山歌的演唱虽然多为两人对唱，但在二人对唱的过程中，常常还有很多人围观或旁听，也有多人轮流对唱、你一句我一句的情况。在这个空间内，并非只有专业的演唱者才能参与，公共空间内的任何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成为主导，这种特性决定了山歌传播主体的多元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传播主体的多元性对于促进山歌的传播也有很好的作用。美国学者马克·斯洛宾在《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地域、区域、跨区域”音乐文化传播景观分布模式。地域涉及“族群”或更小的村落、邻里等群体范围的研究。区域比“族群”范围更大，其形成是因为广播、电视等媒介的普及。跨区域可大至全球范围，传媒景观的发展导致这种情况大范围增加[2]。过去，由于环境的闭塞，语言不通，少数民族山歌的传播活动只在族群内部进行，传播主体单一，山歌的传播只在本民族内进行。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客观条件的改善，以及出于对外发展和交流的需要，族群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一方面山歌演唱者们向外传播自己的山歌，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断吸收其他族群的山歌，从而使提高自己的山歌演唱水平以及促使民族的山歌文化得以传播。笔者在访谈彝族的山歌演唱者张大哥时，他说：“彝调以前就在马场和淤泥河唱，不会想要去唱给外面的人听，何况他们也听不懂唱什么，现在喜欢出来耍，所以就去其他地方唱唱彝调。”笔者在调查时参与了一次山歌碟片的现场录制，张大哥作为彝族人，穿的是白族的服裝，他扮演的是一个一心追求爱情的白族小伙，但唱的内容主要是汉族山歌，中间掺杂着几句白族山歌，他们的录制就在广场内进行，围观的人很多。在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内开展的山歌表演活动，传播主体多元化。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山歌演唱者共同促成了广场的山歌生态，使广场的山歌表演满足了民众的生活娱乐需求，在促进山歌文化的传播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1.2 山歌传播方式多样

从具体的传播方式来说，山歌文化的传播有个人的内向传播、人际传播、现场式展演和媒介式传播等形式。有时候这些方式是分开的，有时则是交叉出现的。在山歌的传播方式中，个人的内向传播算是最早和最传统的。这种内向传播是发生在个人体内的内向传播活动，即传播信息的主体和接收信息的客体是同一个人，对信息的接收认知都发生于人体内部。即使是在公共空间内进行的山歌演唱，这种传播活动也时刻在进行。

人际传播是指发生在两者或两者以上，双方面对面，而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交流活动，山歌是一个参与性很强的活动，最传统的表演方式就是两人对唱或者若干个歌手对唱[3]。正如之前提到的，山歌的演唱虽然多为两人对唱，但在两人对唱的过程中，常常还有很多人围观或旁听。甚至也有多人轮流对唱、你一句我一句的情况。这样的场合中，所有一展歌喉的人都可能成为传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除了发生在山歌演唱者之间的人际传播，还有山歌演唱者和听众之间的传播，山歌演唱者借助演唱传递讯息，听众作为讯息的接收方，借此来满足需求，其中传受双方的角色并不一定是固定的。笔者在调查时发现，一些听众在山歌表演时会在旁边接词，山歌演唱者便会邀请听众参与山歌演唱;此外，在广场内不只存在一个山歌演唱者，通常会有至少两个人演唱山歌，因此会出现一个山歌演唱者结束自己的演唱后去观看另外一个山歌演唱者演唱的现象，此时传受双方的角色发生改变。

现场展演式是一种即时的传播，相当于现场直播，但不通过任何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讯息。之所以把这种传播方式单独列出来，是因为这种传播方式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有限定，在时间上必须是即时的，空间上要求传受双方必须同时在场。这种传播方式是广场山歌区别于其他传播方式的一大特点。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广场内观看山歌表演活动的多是年迈的老人，其中有少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年人。老年人在身体和心理上与中年人、年轻人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他们对于媒介的使用并不熟练，不能像那些使用媒介极度熟练的中年人和年轻人那样使用手机或者各种短视频软件收看和收听网络山歌，他们只能通过这种现场的观看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其次，老年人在时间上比较充裕，长时间观看山歌演唱使他们养成了习惯，是山歌最忠实的支持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有“只有老年人才喜欢听山歌”的想法。

笔者在这里所指的媒介式传播是指通过各种电子媒介传播山歌的传播方式。在《大众传媒背景下山歌的传承和传播机制——以广西宜州市为例》一文中，研究者认为在以电子媒介为主的大众传媒背景下，当代山歌的传承和传播呈现双重特质：既是传统人际传播的载体，亦是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内容[4]。关于这一点在笔者所进行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如今所有的传播活动都无法避开大众传播媒介，只有将其作为载体并在其中不断发展，才能创造新的更具活力的山歌文化。

在学者孙信茹的研究中，他认为随着大众媒介和新兴媒介的广泛普及，非遗文化存在的空间进一步扩大，加上人员和信息的流动，新的传播技术手段的使用，文化原有的特质被重新书写[5]。同样，山歌的传播也必须借助各类媒介的帮助，不管是电视、影碟机还是手机，这些媒介都对促进山歌的传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各种媒介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地点分别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有时候几种媒介同时使用。而如今以手机为主的新兴媒介则在众多媒介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各类手机直播软件到短视频软件，手机在如今的山歌传播活动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首先，山歌爱好者通过手机这样的新兴媒介，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传统社会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他们既乐于接收这些信息，也善于利用其中的“关键词”为山歌创作增添新的素材和个性。这是新兴媒介为山歌活动利用的一个方面，也体现了山歌文化受大众传媒影响而出现的灵活变化。

本文专门去访谈了一个身份特别的人。侯大哥是一个山歌碟片销售商、山歌演唱者和山歌创业团队组织人，他在胜境广场开展山歌表演的时候，一边表演，还一边销售刻录的山歌碟片、U盘和播放设备等，“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圈，放置在简易铁架上的电视上正播放录制好的演唱视频，两台放置在侯大哥周围的手机保持着直播画面，他拿着话筒跟着电视屏幕上的歌手一边演唱一边回复周遭围观人群和收看手机直播的观众提出的问题……这样的画面可以证实在山歌传播过程中多种媒介会共同出现，共同构成一场完整的山歌表演活动。电视和影碟机构成一个整体，各种各样的山歌内容不断从电视屏幕和音响里面出来，主要负责现场吸引人们的作用;手机直播现场情况，吸引了现场以外的观众的注意力。

此外，笔者在对罗敏进行访谈时，她说：“刚刚注册火山小视频一个月，火力已经有8000多了，我还会在快手上开直播，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用火山小视频，关注我的人要多点，一天要直播七八个小时。”由此看来，在山歌的传播过程中，山歌演唱者们通过各种媒介开展自己的山歌表演活动。一方面，他们会将山歌录制成视频，通过刻录的方式销售碟片、存储器和播放器，从而获得金钱;另一方面，他们还会使用手机上的各种视频软件，通过录播和直播的方式上传山歌演唱的视频，以此吸引粉丝，获得关注。

1.3 传播内容丰富，题材多样

过去山歌承担着传承教化民众的功能，特别是对孩子的教育。然而，由于现代学校制度的日益完善以及义务教育政策的普及，教化功能更多为学校教育所代替，山歌的教化作用不再像过去那么明显，相应地增加了许多其他内容，如歌唱政治时事、感叹个人遭遇以及调侃社会不公等。

此外，山歌所具有的自我娱乐的功能逐渐增强。过去可能仅是田间地头辛苦劳作之余的放松和调剂，现在的山歌则是塑造个人形象的重要工具。在山歌表演中，演唱者通过歌词内容塑造个人鲜明的个性，一些演唱者会根据对歌的对象或者场所来调整歌词内容，幽默贴切的歌词和演唱更容易吸引听众。再从艺术本身的角度来说，山歌的音乐、内容等将受到流行音乐和其他音乐元素的影响，发生一定的变化。事实上，这一点在目前也已经体现出来，如前面所提到的张大哥，已经尝试在彝调的演唱中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如汉族山歌的音乐、唱法等，这些都是以往的彝调中从未出现过的。而这些新元素的加入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同时也让非本族人士对彝调的山歌予以更多的关注。

2 结语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山歌的传播有了新的变化。其传播活动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传播主体多元;传播方式多样;传播内容具有双向性，丰富的传播内容既满足了民众日常娱乐生活需求，也成为许多新兴媒介的传播内容。因此，不管是从传播主体、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上，山歌的传播都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山歌文化得以建构，贵州山歌的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有了新的变化和突破。

参考文献：

[1] 索晓霞.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傳承方式初探[J].贵州社会科学，1998（02）：42-46.

[2] 马克·斯洛宾.西方微观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J].民族音乐学，1992（36）：1-87.

[3] 董秀团.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民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以云南大理白族调为例[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0，29（04）：105-110.

[4] 覃慧宁.大众传媒背景下山歌的传承与传播机制——以广西宜州市为例[J].民族艺术，2004（02）：74-79+108.

[5] 孙信茹，赵亚净.非遗传承人的传播实践和文化建构——以大理石龙白族村为研究个案[J].当代传播，2017（03）：21-24+29.

作者简介：田蝶（1995—），女，贵州盘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