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陵蕃酋像的几个相关问题

摘 要：唐代帝陵陵园内设置蕃酋像当始于太宗昭陵。此类形象设置均应对应真实的历史人物原型，只是当时标记的文字信息现多已漫灭，作为显示重要特征的头部也基本无存，故对其身份的判断造成了巨大的阻碍。本文将根据已出土的石刻本身，对唐陵蕃酋殿内石刻服饰出现的近似性、手势变化、引领形象等作出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这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袍服；手势；引领形象；排列

唐陵蕃酋像通常可以通过石刻头部的五官、佩饰、冠帽及发辫的样式，再结合所着服饰来辨别族属，但其头颈部历经千年基本损失殆尽。现在已发现的唐陵蕃酋像头部较完整保存下来的有：昭陵1件（现存昭陵博物馆）、乾陵2件（现存乾陵西侧蕃酋殿）、泰陵1件（现存泰陵文管所）、崇陵1件（现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宋陵神道上也设置有客使形象，且多数保存完整，可以为唐陵蕃酋像缺失的头部提供一定的参考，但宋陵客使像设置的位置与唐陵不同，其放置于神道两侧石刻序列的中部（即文武官南侧），体量略小于文武形象；在南门外置一对武士像，这在唐陵中也有发现；[1]南门内至陵台之间设置有宫人像。唐陵蕃酋像除头部以外能够第一时间引发思考的便是石刻形象的服饰和最直接体现礼仪的手部。

首先说服饰，它主要指袍服本身、带饰，还应包括鞋靴及裤裙。笔者在统计此类已出土的石刻形象时，发现右衽团领窄袖袍服的在总数中所占最多，且差异不大。这类袍服的领口呈闭合后的团领和打开后的翻领两种造型。团领时常于右侧领边处刻画一枚圆形领扣；翻领时则常在靠近外翻的领角处刻画扣、扣结及类似装饰。桥陵文管所内保存有1件头部缺失的蕃酋像上半身，所着团领右侧圆形领扣刻画得十分清晰。乾陵61件蕃酋像多数穿着无鲜明差别的窄袖团领或翻领袍服，唯头部和带饰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别。其中多数为右衽团领，少数为左衽（东侧2件，西侧9件），鲜见翻领形象。少数穿着左衽宽袖或窄袖袍、右袒衣、斗篷等具有鲜明外族特征的服饰。根据唐代史料中关于诸国服饰的记载，因其所处维度和从事农牧的不同，着装习俗多不类当时的中国，而且各异，所以才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太宗诏阎立本画《外国图》和贞观三年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2]

史料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袍带的赏赐和相关制度的记载：开元十八年，吐蕃使臣悉猎来长安“（帝）甚礼之，赐紫金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3]可见，这些前来朝见的各国使臣常会得到唐朝皇帝的此类赏赐，袍带和鱼袋都在其中。这或许是唐陵蕃酋像许多穿着十分相似的一部分原因。此外，从众多已出土的唐代胡人俑和壁画中各类人物的穿着，也能看到这种团领窄袖袍服在当时的中国和周边地区都十分流行常见。“其常服，赤黄袍衫，折上头巾，九环带，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虽谒见君上，出入省寺，……一切通用。”[4]处于唐王朝西面丝绸之路上诸国的着装，现可以从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高昌、回鹘供养人（榆林窟第39窟）等形象看到，其相貌、冠、袍身的纹饰各具特色，袍服样式又同为团领窄袖袍。而明显受到唐朝服饰制度影响的主要为东北亚的渤海、新罗——贞观二十二年，新罗“因请改章服，从中国制，内出珍服赐之”。[5]唐陵蕃酋像中还有多种其他样式的服饰形象，从昭陵到中晚唐诸陵。张建林先生《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6]中将明显有别于团领窄袖袍服的服饰划分为三类，笔者认同其划分：第一，体现佛教影响的着装。右袒式，如昭陵第11；泰陵文管所存有1件；崇陵第12（西侧）、21（东侧）、25（东侧），而第11（西侧）为佛教通肩式着装。第二，外披斗篷。端陵东西各出土2件，皆跣足。第三，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此类见于昭陵、乾陵、崇陵。

其次说手势。昭陵残存的12件蕃酋像中可见5件翻领形象，并且12件中多数为左衽，手势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并无统一的礼制体现。根据其阐扬先帝徽烈、以旌武功的设置目的可知，其表现的应是皇帝生前朝堂之场景，但又为突显其政治影响的广大而有意不同。乾陵蕃酋像中，绝对多数双手合握于胸前，在手部顶面中间凿刻有长方形槽，原本应当插置有笏。除少数上身缺失无法判断外，明显不同的仅东侧最后一排1件左手于前握弓的形象；东侧第11着左衽交领袍服，腰间束带织物材质，于正前处打结的形象。而持笏的手部造型又有多种样式的呈现：第一，右手上左手下，如西侧第7。第二，左手包握右手持笏，如东侧第8、西侧第1。第三，右手包握左手持笏，如东侧第7、9、16～19、21～24；西侧第5。第四，左手上右手下，如东侧第3。第五，不露手部持笏，如东侧第25、26。

关于引领形象的学术关注始于乾陵章怀太子墓墓道东西壁之客使图，其绘制年代最早为神龙二年（706年）以雍王礼陪葬乾陵的中宗时期，画中除了六位外国使臣的着装引人关注外，前面几名唐朝引导官员的衣着也十分鲜明，当为鸿胪寺官员或是三省官员中的“通事舍人”；[7]沈从文先生称为“赞礼官”。[8]引领者着交领宽袖袍服，东侧为笼冠、褒衣博带的朝袍、内露中单、高履；西侧为幞头、短袍裤褶、乌靴，均持笏引領在前。使臣穿戴鲜明特色的服饰，行各异的礼节形式立于其后，构图这样安排既鲜明区分彼此，又可产生整体群像变化丰富的效果。此时壁画中出现了引领的形象，而在实际陵园地面置像中却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此类形象。现在如何能判定哪些持笏形象不为蕃酋像？又为何时在唐陵出现？当放置于何等位置（即与蕃酋殿和蕃酋像的关系）？为何地装束？下面将具体来看。

史料中未见关于昭陵设蕃酋像时有引领官员的记载，也无实物和相对应的基座遗迹，故此时应尚未放置此类形象。乾陵蕃酋像中绝大多数为持笏形象，从手部造型来区别此时是否已经存在引领的角色是有相当难度的。定陵神道西侧也发现了蕃酋像残块，拼对后约为1件，但手部没有保存；另于东侧采集到1件当与蕃酋像同等体量石刻的左手部残块，其上部如同乾陵的多数形象一样，为顶面中间凿刻有长方形槽，应为持笏造型的蕃酋形象。桥陵现存可断定为蕃酋像的约有3件，其中文管所内1件仅存上半身、无头部的石像残段，其双手于胸前作叉手礼，为右手包握左手；而现神道西侧翁仲北、西侧门阙南存立的1件无头部、着右衽交领窄袖袍服的形象，拢袖拱手（不露手部），手部顶面中间凿刻有长方形槽，原应持笏。因为同是出土在蕃酋殿范围内，是否可以判断其性质并认为当叉手礼出现的此时，双手持笏造型已不再为蕃酋形象所使用，而是特定只用做表现唐代官员正式场合手部姿态的标识。也就是说，首先，同出一地且体量相近，能够说明唐陵石刻中的此类形象的性质不同于宋陵南门内设置的宫人形象。其次，同时出现的两类石刻中一类持笏，一类叉手礼或拢袖或垂臂；袍服细看也可以发现存在有一定的差别，所以应为引领使臣的唐朝官员形象。

基于上述分析，加之桥陵的修建（开元四年）晚于章怀太子墓客使图的制作10年，也就完全有可能设置有此种引领功用的石刻。而且从泰、崇、庄、端陵的出土发现来看，蕃酋殿范围内的持笏形象均为1～2件，且数量保持稳定；其他以叉手礼为主要样式。在此类石刻中，引领者形象均外着右衽团领袍服，有的袍下加襕。此外，除手部与蕃酋像容易区别开之外，带饰的区分上也能找到一定的规律：单铊尾带鞓，其腰后部分饰有銙，仅右后侧穿系悬挂竖长方条状的鱼袋，并无如同蕃酋像腰间一般的诸多悬挂佩戴、插别腰刀等丰富装饰的特点。泰陵及之后的诸唐陵所出蕃酋像手部造型以叉手礼为主，且均为左手包握右手造型。泰陵出土有9件蕃酋像，未见持笏形象。建陵出土有1件持笏形象。崇陵出土有2件持笏形象，东西各出1件，其余形象手势各异。庄陵蕃酋殿范围内发现约11件石刻，其中西侧蕃酋殿内出土有2件头部缺失的持笏形象，另外4件为残段，具体情况不明；5件现存放于三原县东里花园内西侧，当均为蕃酋形象。据《旧唐书·敬宗本纪》和其他文献对于相关诸国的记载，在敬宗登基以后来朝的有渤海、新罗、契丹、奚、回鹘、吐蕃、牂牱、南诏等。从已发现的蕃酋像来看，确有吐蕃贺正使臣的形象，作垂袖状。贞陵出土有6件，其中2件持笏，拢袖拱手和露手叉手的各2件。查阅史籍可知，武宗时来朝的有渤海、新罗、日本、契丹、室韦、回鹘、黠戛斯、牂牱、南诏、昆明等。方亚光先生《唐前、后期来华使节的特点及其作用》[9]一文中也有关于各国遣使来唐信息的详细梳理。从已发现的端陵蕃酋像来看，确有黠戛斯、渤海使臣的形象，所着为团领窄袖或宽袖袍服，袍下两侧开袴。端陵东西蕃酋殿分别出土有石刻5件和6件，据文管人员指认还有9件存放于前述的东里花园内，其中2件持笏，在所有出土的实物中占1/11。但这2件造型存在不同，笔者推测其并不为一地之物。其中1件体态较宽厚，背部有残损，颈肩部有幞头后面的两垂角，腰后饰銙呈“排方”状，而与之相似的是2013年发掘东西两侧蕃酋殿时在南门东侧石狮附近找到1件持笏形象，原始位置已不详，但据考古勘探，未发现出土地周围有对应的夯土基础存在，可能为后来移至此地填埋。

庄、端二陵出土的蕃酋像中可以找到两件装束和姿态相同的形象，虽无文字的直接证实，单就造型推测，当时在设置此类形象时，一国使臣的形象存在有树立为两位的情况，当为主使和副使之类的安排。圆仁（日）著《入唐求法巡礼记》中，记述的日本遣唐使中有正、副大使等人员设置，“入唐副使石川朝臣道益明州”。[10]故石刻上如此设置当有据可寻。

昭陵因其地势而将神道建筑修建于缓坡的九嵕山北麓，两侧建筑中的蕃酋像均面对神道，呈纵向两排。乾陵蕃酋殿位于南门门阙北临、南门址南的两侧，也成东西对称的正反“L”形（或常称“曲尺形”），蕃酋像集中放置于南部，呈面对神道的纵长方形排列，而建筑的北侧或为列戟之用。自乾陵后诸唐陵出土的蕃酋像均无法找到原本对应的摆放位置，但此类石刻当顺应建筑走向去排列放置。桥陵西侧蕃酋殿于2008年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其为反“L”形长廊式建筑，[11]其南北边平行于神道且长于东西边。随着唐陵考古工作的开展，将来能够依据此类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其面积数据，比对石刻放置的间距迹象，推测每座唐陵蕃酋像安放的具体特点和规律。

参考文献：

[1]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J].西安：考古与文物，2013（5）：82-90.

[2] 刘昫，等.旧唐书：南蛮 西南蛮（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一百四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74.

[3] 刘昫，等.旧唐书：吐蕃上（卷一百九十六，列传第一百四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31.

[4] 刘昫，等.旧唐书：舆服（卷四十五，志二十五）[M].北京：中華书局，1975：1938，1951.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东夷列传 新罗（卷二百二十，列传第一百四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51.

[6] 张建林.腰刀与发辫——唐陵陵园石刻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J].西安：乾陵文化研究（四），2008（12）：78-84.

[7] 张红娟.章怀太子墓东西《客使图》场景分析——论接待朝官非鸿胪寺官员[J].西安：文博，2014（02）：51-54.

[8]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31-335.

[9] 方亚光.唐前、后期来华使节的特点及其作用[J].济南：齐鲁学刊，1988（6）：88-92.

[10] 圆仁（日）.入唐求法巡礼记[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J].西安：考古与文物，2011（1）：11-23+91.

作者简介：胡春勃（1980—），男，山东泰安人，文学硕士，考古发掘研究实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