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苏州义学发展中的官方作用

陈希强

[摘 要]清代苏州科举繁盛，这离不开义学的发展。清代苏州义学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保护。体现在直接创办义学、经济支持和法律保护等方面。

[关键词]清代；苏州义学；作用

义学，又称义塾，是教育中蒙学的一种。苏州，文化昌盛，这在科举方面更能体现，“据民国《吴县志》记载，隋唐至清末，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共有进士1538名，其中状元32名。清代全国状元114名，江苏有49名，苏州一府为26名，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占了16名。古有‘状元之乡的美称。”[1]如此卓著的科举成果离不开苏州各类教育机构的存在与支持，其中就包括义学在内。（注：本文论述的苏州包括吴县、长洲县、元和县、昆山县、新阳县、常熟县、昭文县、吴江县、震泽县）

清代苏州义学规模不断扩大，根据苏州地方志的记载，截至到光绪时期，苏州存在过及现有义学共计45所，和同期其他地方相比是十分显著的。这离不开苏州官府的支持。

首先，官府直接参与义学的创建。通过对苏州地方志的统计，到光绪朝，苏州历史上及现有义学共45所，其中官办义学比例为66.7%。乾隆和同治时期为苏州兴建义学高峰期，这主要得益于当时苏州的地方官，即乾隆年间担任苏州知府的觉罗雅尔哈善和同治期间担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他们二人直接或间接分别兴建了19所、6所。

民国《吴县志》中《觉罗雅尔哈善建义学记》一文，觉罗雅尔哈善对义学兴建缘由，之前义学兴废原因以及六门义学的择师、择生、经费来源都作了说明。“古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皆小学也……近代郡县皆有学校，学校之外别有书院，而城郭乡聚之间又或分置义学以训民间子弟。即古县群小之遗意，然或作或辍，视为具文者多矣，吴中自宋元明来，人文之盛甲东南，近奉诏旨辟建书院，延师课士，地之渥也。顾士之棣书院者，选之四方其尤，然后得入，童蒙不兴焉。今郡城人户无虑百万能延师自课其子弟者，十不得一，岂无聪颖可造之资徒，以单门寒贱，负笈无所徒，肄业无所资……郡之六门，旧有义学，皆假馆寺院，又无恒产，兴废不常。遂倡勋绅士侥费斯美好义乐输者，众不劳而交集；爰度地于王废基居城之中，及阊、胥、盘、葑、娄、齐诸门内建塾，凡七计田□一所人之息，修辅膏火有备，乃慎择塾师，选子弟之秀者，徒游其中，立课定规，随时省察。”[2]

太平天国运动对苏州义学造成了极大破坏，如榭麓义塾，咸丰庚申毁。这也是丁日昌重视义学兴建的原因。“江南戎炉后，庶政不缉，日昌集流亡，除豪猖，设日报词讼册，定钱漕科则，下其法各省；又以州县为亲民官，疏请设局编刻牧令诸书。八年，奉敕训勉臣工，日昌条上六事，曰：举贤才，汰虚冗，益廉俸，选书吏，输漕粟，变武科，言和旨要。”[3]

其次，在经济上进行支持。义学要想得以良好地运转和发展，离不开资金的保证。官府经常带头进行劝捐，捐钱、捐田，将充公庙田拨给义学。如吴江县同里镇义学，“按本镇义学旧设僧寺，是年知县始捐俸置地，劝诸绅士捐建”。[4]昆山县蓬阆镇义塾，“同治三年，昆山知县金吴澜酌拨充公庙田二十七亩有奇”。[5]

最后，积极保护义学发展。为了防止义学拥有的义学田、房屋等财产被一些人占为己有，尤其是被吏胥侵蚀。官府会明文规定把义学的管理权交给创建者，官员不得参与管理，从而维护义学的独立发展。如吴江县的盛泽镇义学，该义学是由邑人倪兆鹏创设，“乾隆元年奉旨义学义田仍听本人经理，不可交官收以致吏胥侵蚀。巡抚顾琮因饬县牒学将原田归兆鹏经理。”[6]

此外，官府通过立碑保护义学。如《吴县永禁滋扰义学碑》就专门对义学的保护作了明文规定，“特调江南苏州府吴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朱为据禀给示勒碑永禁事。据胡宁受等禀称：窃等在治北亨三图桃花坞地方捐资公置房屋九间，内设义塾，延师教读，并供奉上圣像，凡附近一带贫家子弟，听其负笈入塾，以期仰副圣朝教育蔚文之至意。现在择日兴工告竣，即须举设，恐有无知之徒作践滋事，环叩给示勒碑永禁，以垂永远，等情。到县。除批示外，合行勒碑永禁。为此示，仰该地方邻佑人等知悉：现据胡宁受等捐设义塾，如有贫民子弟，听其负笈入学，毋须无知棍徒作践滋扰，有妨善举。如敢故违者，许即指禀本县，以凭提究。该地方倘敢徇庇藉扰，察出并究。均各凛遵毋违。特示”。[7]

当然，官府之所以如此重视和支持义学，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利用义学来更好地统治，如道光六年，襄阳知府周凯手订的《义学章程》的序言说得十分明白，“近因各乡村蒙馆太少，义学不设，以致风俗犷悍，好勇斗狠，轻生犯上，皆由蒙童失教之故。本府与诸牧令劝谕绅，就地设义学，以教贫民子弟，成为安身良民。”[8]

参考文献：

[1]詹一先主编《吴县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901页。

[2]民国《吴县志》卷27《舆地考》，《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07页。

[3]《清史稿》卷448，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13页。

[4]乾隆《吴江县志》卷8《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9，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04页。

[5]光绪《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4《学校》，《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1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6]乾隆《吴江县志》卷8《学校》，第405页。

[7]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8—349页。

[8]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