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陶元庆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

唐也栋

摘 要：本文探讨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陶元庆的书籍装帧的设计风格，剖析其内在的封面设计的审美理想和文化主张，同时将其与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风格进行对比，找出二者的相似点，阐述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产生的重大影响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图案与寓意的结合及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关键词：陶元庆；鲁迅；书籍封面；设计；影响

陶元庆（1893～1929）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美术家和美术教育家，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他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鲁迅先生相识，之后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大胆创新，与鲁迅先生合作设计多个书籍封面作品。从侧面来说陶元庆是鲁迅先生发掘的一位封面设计师，他的装帧设计开启了我国书籍装帧设计采用新图案作装饰的先河，在中国装帧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鲁迅对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在民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为人生”派艺术家创作的现代书籍封面设计风格因陶元庆逐渐发展壮大。因此，陶元庆的封面设计风格对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内容和设计形式的统一是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的重要特征。“为了达到内容和设计形式的统一，设计者必须对原著的内涵有深刻的了解，知晓著作者的文化心态及审美主体的审美标准。通过提炼书籍中的精神内涵，用美的形式使书籍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力。”[1]陶元庆对日本的图案颇有研究，这使他在创作《苦闷的象征》封面设计的过程中能够有意识地支配各种设计元素，根据该书的内容运用多种艺术手法设计其封面：画中有一半裸女子，在红与黑及灰色线条交织的图形中展现出革命的思想性，设计师的目的是使物象与观者之间能够准确快速地沟。书的形式与书的内容完美契合，同时他也注意避免书籍内容的低级图解，在创造过程中运用形式美的法则发挥和组织各种设计因素，从而使形式与内容达到统一。

陶元庆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风格。陶元庆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与鲁迅的翻译充分展现了厨川白村对文艺问题的见解。鲁迅从小热爱美术，留学日本归来后更是对日本的艺术有独特的情感。因此鲁迅能够理解陶元庆的设计的立意和基调，陶元庆也可领悟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一书的内容及感情。二者的精神素养和审美需求非常契合，在书籍封面设计方面相互促进，成就了《苦闷的象征》的诞生。随之，鲁迅对陶元庆的极大肯定使鲁迅的封面设计风格受到陶元庆的设计风格的影响，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有了进一步的突破。例如，1931年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一书，鲁迅第一次用中国传统装帧方法装帧西洋画册，十分精美。鲁迅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认知及受到陶元庆设计风格的影响，在书籍装帧方面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法则运用自如，与陶元庆共同将民国时期的书籍装帧设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 图案与寓意的结合

图案与寓意的完美结合是陶元庆书籍装帧设计的另一重要特征，更是陶元庆引领新民国时期书籍装帧设计的方向之一。《彷徨》的封面设计是陶元庆成功表现图案与寓意完美结合的著作之一。在《彷徨》中，他主观地调动各项设计元素，通过符号本身传达出一种在结构上与人的情感相似的信息，完成物质对象的形体结构与主体的心理情感结构相呼应的过程，与鲁迅想要表达的思想相得益彰。由此可见，陶元庆在鲁迅的鼓励下大胆革新，将书籍设计的图案抽象化并完美契合了寓意，这使他开始由美术家的身份向书籍封面装帧设计家转变，影响范围也普及文学领域。

由于文学家与艺术家其自身具有自主性，陶元庆对鲁迅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在两种不同思想的指导下书籍封面设计在图案与寓意结合方面存在冲突与平衡。因此，二者在文学与艺术之间的差异性使合作存在分歧。1926年10月29日，鲁迅在致陶元庆的信中还说到：“《坟》这是我的杂文集……可否给我作一个书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坟的意义绝无关系的装饰就好，文字这样写：鲁迅《坟》1907～1925（因为里面的都是这几年中所作），请你组织进去或另用铅字排印均可。”[2]但陶元慶在设计时没有遵循鲁迅的意见，而是主观地采用高度概括的几何化造型手法，运用线条和形状等视觉传达语汇向大众传递书的情感和思想。或许在当时，陶元庆几何抽象化的图案与寓意及夸张前卫的表现手法还不能被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完全理解，但陶元庆的这种设计风格却对之后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及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陶元庆逝世后，二者在抽象几何化图案及寓意的契合方面慢慢由暗性的技法冲突转变为内部的思想平衡。在鲁迅的字体设计风格这一特点上我们可以找到陶元庆图案几何抽象化设计的影子。不得不说，陶元庆的书籍封面设计思想不仅对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对鲁迅的文学艺术创作也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3 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

20世纪初，现代主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的变革而登上历史舞台，众多海外学子纷纷回国促进新艺术教育及西洋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陶元庆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风格与中国民族气质相结合，其书籍装帧设计风格具有浓厚的时代精神。《故乡》中采用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是陶元庆表现民族性方面的典型案例。《苦闷的象征》用简洁夸张的线条描绘的半裸女子以及《若有其事》中用线条和色彩表现重叠交错的形体和动作，充分展现了陶元庆在结合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基础之上赋予作品的新的时代特征。

与之相似的是，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中民族性和时代特征结合得也较为巧妙。鲁迅的书籍封面设计善于使用红色，这种红色近似于国画中的胭脂红。醒目而稳重，使古朴的封面更加清新和典雅。这与陶元庆对国画等传统文化的热爱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陶元庆自小学习国画，对颜色颇有研究。因此，鲁迅在与陶元庆的密切交流中耳濡目染地提升了对颜色的视觉感受。1926年《呐喊》再版时，封面用枣红色书面纸，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可以说，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中对民族性的批判继承也成为鲁迅书籍封面设计的一大特色。陶元庆的设计风格与鲁迅的中西结合思想不谋而合，二者对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问题达成共识，对当时的书籍设计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简而言之，陶元庆在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图案与寓意的结合及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融合等设计特点方面对鲁迅的书籍装帧设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于自主性，陶元庆对鲁迅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二者的交流与融合是一个长期的互相影响的过程。合作中由于二者的文学思想与艺术追求不同，鲁迅与陶元庆之间必然存在着冲突和平衡，也正是因为冲突和平衡的复杂交错造就了当时鲁迅与陶元庆的书籍设计风格，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的探讨时要时刻保持对立和相互的态度，这对当下的书籍装帧艺术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黄可.陶元庆与新文艺书装帧[J].读书，1980（1）：152-154.

[2] 李允经.漫谈（彷徨）初版本封面画[J].鲁迅研究月刊，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