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者与记者身份再思考

李焱 佟杰

【摘 要】移动互联相对于传统互联网成本更低、全天候无死角的特点更为突出。“公民记者”“公民新闻”在这种环境下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从公民记者的定义切入，发掘其在移动互联时代的角色演变，并由此從角色、情感以及功能三方面论述整个职业新闻记者身份的重新发现与界定。

【关键词】公民记者 公民新闻 身份变迁

2013年4月15日，发生在美国波士顿国际马拉松比赛现场的爆炸案除了唤起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又一次集体忧惧以外，那天通过CCTV观看现场伤亡报道的观众，也会为赫然出现在新闻直播间现场联系镜头里的、字幕信息显示为“前方记者”的王石感到吃惊。而后者作为中国著名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会主席、曝光率最高的中国企业家之一，在中国大众心目中早已是所谓“业界传奇”“成功人士”的典范模型。虽然在那场伤亡惨重的爆炸案中，这个巧合造就的小插曲不足为道，但正好出现在事故现场的商界明星临时担任电视台记者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客串”，在某种意义上却昭示了近年随着互联网普及不断被新闻学术界提上议程的“公民记者”现象的落实。

从草根记录者到自发的分享者：移动互联时代中的公民记者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一众媒介环境学家已经如先知般地窥见了彼时初露苗头的互联网将是一个彻底改变世界的怪物，大卫·鲍伊在电视采访中将互联网视为即将全面重塑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外星来客，但如果当时的天才预言家们来到移动互联迅猛发展的今天，他们会更加惊异于这种神奇力量的现实影响力。

作为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各自独立发展后互相碰撞融合的新兴事物，移动互联的诞生和普及看似偶然（毕竟互联网和移动电话在此之前已经平行发展了数十年之久）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技术和社会需求上的双重必然性——移动通信技术真正将互联网的即时性、海量性和互动性发扬光大。移动互联在一般社会传播中呈现出种种新特点：随时随地的全天候、形式多样内容灵活、沟通成本进一步降低等等，这些特点往往是在传统互联网传播特征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深或放大。在此种语境下，公民记者的界定和特点也自然而然产生新的变动。

广西师范大学韩月敏在硕士论文《论新媒体时代的“公民”记者》中，结合以往诸多学者的研究经验，将公民记者定义为：“那些在新闻报道事件传播过程中，充当记者角色、发挥记者作用，但并非专业新闻机构出身，有着区别于专业记者报道动机和手段的普通民众。”在移动互联背景下，我们明显要对这个定义进行一定的修补和填充——移动互联网相对于传统互联网在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全天候、无死角、低成本和高度的去中心化，这种环境下公民记者与传统互联网公民记者的差异，就如同微博与博客的差异一般。博客的本质在于记录，其特异点（相对于传统报纸电视媒体）在于其草根性。而微博的本质在于分享，其特异点则在于全民性。公民记者从传统互联网向移动互联时代的转变，即是草根记录者向全民自发的分享者角色转变（一个偶然出现在事件现场、以纯粹的分享动机对事件进行传播的微博用户，与奋战一线，奔走寻找素材再进行博客撰写的周曙光，显然并非同一种公民记者），移动互联环境下种种方便快捷的传播渠道如微信、微博也加速了事件在短时间内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新闻的进程，而这个过程里，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可能因为偶然的、短暂的参与从而扮演了公民记者的角色。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公民记者定义为：在全民化、全天候的网络环境下，对某一事件成为具有高关注度和影响力的大众新闻的进程中，以灵活的形式（区别于传统互联网比较单一的图文模式），往往以分享为动机对这一过程构成推动乃至主导效果的任何普通公民，都可以视为公民记者。

从公民记者的演进再探记者身份的变迁

在“公民新闻”“公民记者”等现象崭露头角之处，新闻业界和学界就已经开始了对新闻记者角色身份的再思考。这里也不乏那种典型的技术崇拜者发出诸如“职业记者即将消亡”“新闻专业主义行将过时”的威胁论或灭亡论。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虽然公民记者话语权不断扩张、公民新闻越来越普遍，但职业记者并未因此消亡。而有关记者角色身份的探讨也一直难有定论。湖南大学何佳妮在其硕士论文《中国新闻记者职业身份探究》中，就角色、情感以及功能三个方面对记者的职业身份进行定位，这一切入角度对我们在新的传播环境下重新认识记者身份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启示。

1.角色变化：从传播者到把关者、筛选者。传统职业新闻记者无疑在信息相对匮乏、传播渠道相对稀缺的年代里，扮演了一个事件传播者、拓展者的角色。新闻采集、新闻撰写以及新闻发布都被并不丰富的器材和通道所限制，职业的记者在这种传播环境中实际上扮演了一个具有信息特权的传播者；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大多数人都具备发声的渠道和传播的能力，这时候职业的新闻记者已经基本不具备原有的信息特权，但还具备应有的职业素养，记者从传播者转向新闻信息筛选者和舆论把关者也在情理之中。

2.情感变化：从冷眼旁观到参与建构。传统新闻记者职业道德中，保持一个旁观者的中立、自然甚至冷漠，是毋庸置疑的正面品质。但在移动互联网语境下，一个姿态被动的职业记者是没有立锥之地的，对于新闻事件全民性的围观热情，社会并不缺乏旁观者，这种局面中职业新闻记者理应调整自身情感认知，从以往的观察者转变为亲力亲为的参与者，为廓清社会舆论、构建社会和谐与公平付出作为职业记者的汗水。

3.功能变化：从大众书记员到议程设置者。传播者、旁观心态也注定造就一种社会“书记员”式的身份功能。传统的职业新闻记者的社会功能往往局限于单纯的记录，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去中心化的传播情境、多元化的传播主体乃至低成本、即时性的传播渠道，使得记录不再是职业记者专属的职能，而成为普罗大众皆可完成的日常行为。此种环境下，职业记者理应充分利用自身职业素养，引导舆论走向，区分信息价值，充分发挥其议程设置之功能。

反思：职业新闻记者身份变迁中的新闻道德

公民记者的普及与职业新闻记者身份的演变，也催促着我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处境进行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的，传统的新闻道德是不排斥任何一种记者形态的，无论是职业记者还是公民记者，都可以凭借其社会责任感、对真相公理的执着和积极参与其中的姿态，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做出应有的贡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务长克罗内尔关于新闻道德一句陈述非常适合放在本文结尾处：“我们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新的技术，而在于古老、传统的价值。”

（作者单位：抚顺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何佳妮.中国新闻记者职业身份研究.[D].湖南大学.2011.10；[2]韩月敏.论新媒体时代的公民“记者”.[D].广西师范大学.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