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官学化

江超

[摘 要]明清时期是中国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书院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前代。但是，在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书院的官学化越来越严重，书院越来越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徽州书院作为全国书院的一部分自然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然而，徽州书院的官学化与其他地方书院的官学化虽然有着相同点，但它也有着自己的特点，特别是官学化的途径。本文将从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途径进行研究。

[关键词]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官学化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最早出现于唐代，在宋、元、明、清时期开始盛行。书院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趋势，即书院的官学化。什么是官学化？在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中是这么说的：官学是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创办并管辖的学校，其管理者由政府委派，经费由政府提供，教学内容由政府规定，完全服从国家需要，纳入统一的国家学制系统。而书院的官学化，就是书院朝向官学变化，失去其独立性，亦即将书院变成官学的问题。（1）书院的官学化早在南宋时就已经出现，元朝开始盛行，明清时期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使得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据统计，明代有书院1962所，（2）清代有书院4365所，其数是唐、五代、辽、宋、金、元、明各朝书院总和的1.49倍。（3）明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7.21%，（4）清代书院中官办比例为56.67%。（5）可见在明清时期官力以成为创办书院的主要力量，而就算对于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政府也加强了管理，书院的官学化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在这种背景之下徽州地区的书院自然不可避免官学化的命运。徽州地区的书院是如何官学化的，与其他地区又有什么区别？值得我们去研究。

一、明清徽州书院官学化的原因

（一）国家为了统治的需要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就很重视教育。如“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风俗，莫先于学校。”（6）“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7）又如“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8）为了发展教育统治者都大力办学，明清时期中央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明朝政府规定：“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生员之数，府学四十，州、县依次减十。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学官月俸有差。生员专治一经，以礼、乐、射、御、书、数设科分教，务求实才，顽不率教者黜之。”（9）清朝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教育制度，如《清史稿》中所说“有清学校，向沿明制。京师曰国学，并设八旗、宗室等官学。直省曰府、州、县学。”（10）虽然统治阶级重视教育，但是官学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于是就出现了官方，民间大办书院的浪潮。为了对教育、思想的控制，统治阶级不可能放任书院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大力支持书院的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加紧对书院的控制，这就不可避免的使书院官学化。

（二）书院自身的需要

明清时期虽然是书院发展的繁荣时期，但是在明清时期书院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书院的发展与政府的支持是密切相关的。明朝出现过四次禁毁书院事件：第一次嘉靖十六年，御史游居敬上疏斥责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于是皇帝下令“毁其书院”（11）；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吏部尚书许赞再次上疏，指斥“抚按司府多建书院，聚生徒，供亿科扰”，请求撤毁，“诏从其言”（12）；第三次是万历七年，张居正“不许別创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吏部郎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海内士大夫多附之，‘东林之名自是始。既而‘梃击、‘红丸、‘移宫三案起，盈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13）清初，统治者对书院采取了抑制政策。顺治九年，清政府命令“各提学官督率教官，务令诸生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別创书院，群聚结党，及号召地方游食之徒空谈废业，因而起奔竞之门，开请托之路”。（14）从上面的史料我们能看到，书院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当政府禁止时书院的发展就进入沉寂期，而支持时就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书院为了求生存、拥有合法的地位，必须要获得政府的支持，这就不可避免的接受政府的管理，纳入官方管理体系。

（三）科举的要求

古代的士子们读书大部分都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想取得功名必须通过科举，“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15）想要参加科举，必须要通过学校，书院得不到政府的承认，那么在书院读书的学子就不能参加科举。而且科举考试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怎么考试，考什么内容是由政府决定的，因此书院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也都要受到政府的限制。如乾隆九年的规定：“书院肆业士子，令院长择其资禀优异者，将经学史学治术诸书，留心讲贯，以其余功兼及对偶声律之学。其资质难强者，且令先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史学治术对偶声律。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能兼长者酌赏，以示鼓励。再各省学宫陆续颁布圣祖仁皇帝钦定《易》、《书》、《诗》、《春秋传说汇纂》，及《性理精义》、《通鉴纲目》、《御纂三礼》诸书，各书院院长自可恭请讲解”。（16）可见，清朝对书院的教学能容，管理制度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二、书院官学化的途径

大部分的学者认为“官府对书院掌教聘任权的控制”，“官府对书院经济、田产的控制和干涉”是书院官学化的主要途径。（17）如清朝政府规定“各省书院公费，各有恩赏银，委员经理。或置产收租，或筹备赏借，以充膏火。不敷，在存公项下拨补，每年造册报销。”，（18）“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查定例省会书院，恩赐努币赡给师生膏火，该督抚汇报奏销。其府、州、县书院，或绅士出资创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俱报该管官查核。是各省府、州、县书院，惟在地方官妥为经理，自不致有名无实。”（19）但是，这并不是徽州书院官学化的主要途径，徽州书院的许多山长并不是由官府任命，大部分经费也不是来源于官府，不受官府的管理。如：祁门东山书院的山长“由五乡绅士公议敦请，每年以十月为期，订送关书”（20），黟县碧阳书院的山长“山长以邑人公议延请，经费由典商领本生息，官吏俱不为经理。院中司事二人，由公举；司匣，每都一人，各举。”（21），休宁海阳书院的山长“请县申详，其山长听邑人公议延聘，膏火支放不经官吏”（22）。徽州书院的官学化的途径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书院学生招收的官学化

清朝政府对书院学生的招收与考核有着严格的规定，如：乾隆元年的“上谕”中规定“负笈生徒，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肆业其中。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不得滥入。”（23）上述史料中，规定了书院招生的标准“乡里秀异、沉潜学问”。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徽州书院的招生也受到官方的控制，招生人数要按照政府的规定。如府属紫阳书院“向取内外课生童六十人給予膏火”（24），歙县古紫阳书院“肄业正额生监八十人，童生四十人”，“凡肄业者，由学政于六县生童中挑选，有馀缺以文高试前列者补”（25），黟县碧阳书院“正额生监四十人、童生二十人”（26），祁门东山书院“生员膏火十三名”、“童生膏火拾名”（27）。

（二）书院学生管理的官学化

明清时期政府对书院学生的管理制度有明确的规定，特别是清朝，如：乾隆元年的“上谕”中规定“书院中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立之仪节，以检束其身心；仿《分年读书法》，予之程课，使贯通乎经史。有不率教者，则摈斥毋留。”（28）徽州书院对此也有严格规定，如祁门东山书院“在院生童外出，须告明司事人登注日期，以凭查核。”（29）黟县碧阳书院“或因有事回家亦告知司事，禀明院长告假，每月不得过五日”（30）各个学院对成绩优异的学子还给予奖励，对差生给以惩罚。如祁门东山书院“未有膏火之生监，又能连取三次超等前五名者奖给膏火一半，如四次又取超等前五名奖给膏火全数；其本有膏火者，课文接连三次不录扣除膏火一半，四次不录膏火全扣不给”。（31）

（三）教学内容的官学化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内容都是以四书、五经为主，如《明史》中所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为之八股，通谓之制义。”（32）而清朝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科举制度。为了在科举中高中，打败竞争对手，提高生徒的科举竞争能力，徽州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着四书、五经来展开，教授学生学习写作八股文，并制定了严格的课艺制度，科举考什么，书院教什么，使生徒埋头于四书、五经之中，心中不知其他。

三、结语

明清时期徽州书院的官学化，在徽州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中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在于，在官方的大力支持下，徽州书院的数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徽州的书院有90几所，正如当时所说“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33），

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而书院数量的增多为徽州地区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支持，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书院的官学化使书院的生徒与官学的生徒一样享有参加科举的权利，使他们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改变自己的命运。对书院的经费支持、规章制度的制定使书院能够正常运行，不至于造成书院没有经费或秩序混乱。消极的一面在于，书院的官学化使徽州书院失去了学术自由，生徒们整日埋头于四书五经，考取功名之上，成为了科举的附庸，甚至有的学生纯粹是为了膏火而待在书院。使书院失去了创办之初那种发扬学术、传播学术思想、各种学术思想互相交流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最终走向了消亡。不管怎样，徽州书院的重要作用还是不能忽视的，它推动了徽州地区的文化发展，培养了一批大家，正如方志中所说：“自文学盛于东南，新安比之邹鲁，博雅之儒，彬彬如也。”（34），在中国的书院史上，徽州书院也是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1]李琳琦：《徽州教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周德昌、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明清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5]张廷玉等撰：《明史》校点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6]赵尔巽等撰：《清史稿》校点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7]《钦定大清会典》影印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8]《大清会典事例》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

[9]道光《徽州府志》[M].道光七年刊本，

[10]《明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国五十一年刊本.

[11]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2]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3]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史》第3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14]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15]同治《祁门县志》[M].同治十二年刊本.

注释：

（1）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225页。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页。

（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

（4）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71页。

（5）邓洪波：《中国书院史》，上海：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14页。

（6）《明太祖实录》卷四十六。

（7）《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12页。

（8）《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14页。

（9）《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86页。

（10）《清史稿》卷一○六《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099页。

（11）（12）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10页。

（13）《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817页。

（14）《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五《礼部》。

（15）《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5页。

（16）《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五《礼部》。

（17）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803—814页；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5—85页；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17—319页；胡青：《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2页，都有提及。

（18）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58—859页。

（20）李琳琦：《徽州教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21）（22）李琳琦：《徽州教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23）周德昌、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明清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4）（25）（26）（27）李琳琦：《徽州教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3页。

（28）周德昌、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明清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29）（30）（31）李琳琦：《徽州教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32）《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93页。

（33）道光《徽州府志》卷三《营建志·学校》。

（34）同治《祁门县志》卷二六《人物志·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