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夏初期丝绸之路是否畅通的初探

赵焕震

[摘 要]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是联系东西方的纽带，在中东西方交流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唐朝的灭亡，古丝绸之路一度中断。由于年代久远，所存资料极少，人们长期以来认为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几乎完全中断的。而黑水城西夏文献得出土，经过整理之后发现了极为重要的西夏法典——《天盛律令》。《天盛律令》中记载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和西夏商贸往来的史料，这为我们研究西夏时期丝路情况提供了大量材料，使人们以往对西夏时期陆上丝路贸易有了全新的认识。故本文对西夏初期期丝绸之路是否畅通进行一下简单的探讨，其对西夏商业的研究而且对西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医

一、浅析西夏早期丝路贸易的“中断之说”

西夏王朝（公元1038年—1227年），为区别于夏朝，历史上以都成位置命名为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政权。西夏的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这个时候党项族开始兴起。其中拓跋赤辞投降唐，被赐姓李，迁其族人至庆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封为平西公。自此在此定居。唐末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平黄巢起义有功，再次被赐姓李。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另一种说法是西夏皇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北魏鲜卑之后（注：《宋史》卷485《夏国传》上，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这些史料表明，早在唐末，党项政权就活跃在河西地区，但当是其只是一个弱小的部落政权。根据西夏早期的史料，一是《宋史》卷四九零，《大食传》、《回鹘传》中记载道“大食国与北宋往来，其入贡路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乾兴初，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钞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由广州至京师”；二是《宋史》卷四九零，《大食传》、《回鹘传》记载“甘州数与夏州接战，夜落纥贡奉多为夏州钞夺。及宗哥族感悦朝廷恩化，乃遣人援送其使，故频年得至京师”；故学大家依据这些史料而认为西夏初期丝路贸易贸易是中断的。

从第一条史料记载而得出，大食国（阿拉伯帝国）在北宋年间就已日趋衰落，失去了对中亚的实际控制，但中国仍统称为大食国。与北宋往来的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中亚的阿拉伯政权，它们不从距中国很近的中亚地区而是从很远的阿拉伯湾到中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为陆路已在其的控制之下。由于阿拉伯帝国的海上贸易十分繁荣，而且中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的商贸往来也多数来自沿海。唐朝前期大力经营西域，丝路贸易十分繁荣，各国商旅云集，长安被称作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当时中亚王朝的使臣、商旅还是大多沿古老的陆路来到中国而不是海路。宋史记载自来自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这时西夏并没有正式称帝，党项族政权势力并不是十分强大，北宋政府竟然放弃便利的陆路而舍近求远，只令其由海路出使是颇为牵强的，况且这只能说明是北宋阻碍了丝绸之路（陆路）上的中西方商贸往来而不是西夏；再仔细分析史料，我们发现，“其入贡由沙州，涉夏国，抵秦州”，这说明大食到北宋的贡使并没有走海路，而是绕到夏国也就是西夏。（这可能是与之贸易，因为如果大食贡使进入西夏地区被扣留的话，宋史一定会有记载而不会漏过，这个是抹黑对手的极佳理由）。所以我猜测北宋政府令其走海路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大食国（阿拉伯帝国）航海发达和西夏的侵扰，而是为了破坏西夏与各国的交往，在经济上封锁西夏，使其不能因此获利。（当时西夏物资匮乏，生产落后，大部分都是通过贸易所得，这更可以看作是北宋从战略、经济的层面考虑而非单纯的害怕西夏侵扰）；既然西夏可以通过丝路贸易获得大量急需的战略物资，获利丰厚，就更没有可能去破坏丝路贸易，故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丝绸之路（陆路）并没有因为频发的战争而中断。

第二条史料记载的是西夏初期与回鹘频发战争，西夏多次劫掠回鹘贡使，后来在”宗哥族”（吐蕃）的护送下，才能安全到达宋朝。仅仅通过这则史料，就得出因为频发的战争导致丝路贸易就此中断明显过于武断。历史上，河西地区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发，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割据政权亦多如牛毛。在这种情况下，商旅贸易肯定是会收到一定的影响。五代末期，中原连年战乱不休，早已放弃了对河西走廊的争夺，故在宋初时，“各割据势力和部落首领要时时通过——和定来调整彼此的利益和冲突，而贸易在很多时候也取决于各部和各地的和定关系”（注：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第3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因为利益冲突，西夏与回鹘在河西的争夺是极其激烈的，加之当时的和定和盟约都是极不可靠的。西夏当时正处在上升期，急需大量的物资，所以劫掠贡使是很正常的，此举更有可能是西夏在相互利益争夺之中的非常规手段，不能简单推断出西夏阻碍了丝路的畅通。

公元10世纪时期，北宋政府为避开西夏的侵扰，开辟了从天水经青海至西域的通道，史称“青海道”。青海丝路以羌中道为基础干线，连通河湟道、西蜀道、吐蕃道、雪山道等路线，成为宋以后一条新的商路。“青海道”其中有五条小路，从羌中-湟水通往白龙江的西蜀道，含松潘道、岷山道；沿羌中-湟水逆行从祁连山各口进入河西走廊、张掖的南山道；沿湟水西南通往河源的白兰道；湟水向西域的羌中故道，尤其沿湟水的的羌中古道西夏当时并没有完全控制，所以我认为史料中出现的西夏抄掠回鹘贡使更有可能出现在河西走廊而不是所有的青海道，而且西夏也没有能力完全控制青海道，各国贡使还可以通过其他通道进入中原进行商贸往来，故我认为西夏前期虽然战争频发，但丝路贸易（陆路）并没有中断。

二、西夏前期与西域各国商贸往来的史料分析

历史上，由于连年征战和北宋政府对西夏政权的封锁，西夏统治者常常面临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故其非常重视商业税收。早在宋仁宗七年，西夏遣使北宋庆贺元旦，所带礼物甚多，据记载“其所贸易约八万贯。安息香、玉、金青石之类，以估价贱，却将回。其余硇砂、琥珀、甘草之类，虽贱亦售”（注：龚鼎臣：《东原录》。）。以上物品都是大食所产，并不是西夏地区生产的，这说明如果这些物品如果不是通过战争所得，即通过贸易得来，毕竟劫掠商队所得不会太多，而且容易防范，（商队大可由其余青海道进入中原而非仅经过河西走廊，况且当时西夏并没有完全控制河西），这从侧面反映西夏也西域各国的也是有经贸往来的。而根据《宋史·夏国传》的记载“西若天竺、于阗、回鹘、大食、高昌、龟兹、拂林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篚亦至，屡勤馆人”，充分表明宋朝与西域各国交往频繁，丝路贸易没有因为西夏阻隔而趋于荒废，甚至“筐篚亦至”非常繁荣。《宋史·于阗传》记载：“知秦州游师雄言：‘于阗、大食、拂国等国贡奉，般次踵至，有司惮于供赉，抑留远方，限二年一进。……从之”，这条史料也充分证明西域各国于北宋商贸十分繁荣，商旅络绎不绝，甚至使成了沿途北宋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加以限制。综上所述，丝路贸易并没有因为西夏的兴起而中断是有说服力的。

三、仁宗时期丝绸贸易达到鼎盛。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或《西夏法典》，是仁宗时期颁布的一部重要的法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印行的法典，在西夏历史上占有这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李氏王朝有部落制的游牧奴隶社会走向成熟的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与《唐律》一样，是一部包括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军事法、诉讼法等各部门法“诸法合体”的综合性法典，吸收了唐、宋王朝法典中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十恶”、“八议”、“五刑”的基本内容，更主要的是吸收《宋刑统》的内容。《天盛律令·敕禁门》其中记载：“大食、西州国等使人、商人，是客人给予罚罪，按不等已给价□当还给。大食、西州国等买卖者，骑驮载时死亡，及所卖物甚多，驮不足，说需守护用弓箭时，当告局分处，按前文所载法比较，当买多少，不归时此方所需粮食当允许卖，起行则所需粮食多少当取，不允超额运走。这条史料的发现证明西夏与大食和西州回鹘的经贸往来频繁，令人惊讶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交易粮食、牲畜、弓箭等重要的战略物资，虽然西夏与西域各国也有战争，不过既然可以交易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这也从侧面说明西夏与西域各国大多时间还是和平相处的。而“已过敌界”则说明仁宗时，西域等国使团和商队并没有因为西夏的封锁而中断贸易，可以通过西夏境内与宋辽进行商贸交往。以上表明，西夏不仅没有阻碍路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相反非常重视，商旅络绎不绝，贸易十分发达。

综上所述，西夏历代统治者对商业贸易都是十分重视的，西夏初期，统治者就十分重视丝路贸易并大力经营，故到仁孝时期丝路贸易才能达到鼎盛，由此推断，我们已不难得出西夏初期陆路丝路基本畅通这一结论。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著，《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版

[2][明]宋濂等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