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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报界生态之嬗变

时间:2024-04-24

张丹

[摘 要]本文以1861~1931年这70年间日本报纸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了日本政府在办报环境中的影响与作用,从而得出结论: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关键词]日本报纸;报界生态;两面政策;言论统治

明治时期,日本近代报纸登上历史舞台,并在此后的政治沉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报纸在政治斗争的作用得到社会的承认,政府也对报纸采取了相应的政策。日本报界从其产生之日起,日本政府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统制需要,对其采取了或控制或利用的两面政策。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与日本政治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并在很大程度上受日本政治状况左右。

一、“明治维新”时期宽松的办报环境

从日本报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除了“文明开化”政策的刺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报纸发行环境甚为宽松,只要具备一定的人、财、物等条件,“并不需得到官方许可就能随便发行报纸”(1)。

维新动乱时期名噪一时的报人福地源一郎于1866年随幕使出访英法时,为英国记者敢于直言不讳的勇气所折服,回国后便决心创办报纸,“以痛论时事”(2)。1868年福地源一郎创办《江湖新闻》,并在该报上多次发表支持幕府的文章,痛陈新政府的弊端。他认为新政府的大权并没有回归天皇,而是落在了萨摩和长州两藩手中,明治政府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新幕府而已,从而言辞激烈地抨击了明治新政府。

当时堪与《江湖新闻》齐名的当推荷兰裔美国人王尔德(Eugene M.Van Reed)于1868年创办的《横滨新报藻盐草(3)》。上野战争时期,面对国势衰微、四民凋敝、国体混乱的日本国内状况,王尔德通过《横滨新报藻盐草》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并对明治政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夫国必有一政府,其威力内足以服国民,外可以御敌辱,故国内万民应奉戴一政府”(4)。王尔德的上述主张在当时的舆论界可谓先知卓见,被认为是“日本报纸进行政论的开端”(5)。

面对上述情况,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于1868年4月28日发布布告,称“新著并翻刻书类在获得官许后方可刊行”(6),但却未明确指定审查机关,再加上当时新政府羽翼未丰,势力还很薄弱,因此此举并未对当时的报纸产生太大的影响。

然而明治新政府进驻江户后,立刻取缔了所有“佐幕派”报纸,并以“国事犯”的罪名逮捕了福地源一郎,处以20余日的监禁,《江湖新闻》底版被没收,并被勒令停止发行。市政裁判所于6月5日发布布告,宣称“今后未获官许的报纸一律取缔。应将所有木版上缴,十日之内不得存留。若有藏匿者,即为邪门外道之事。”(7)接着又于6月8日公布了“太政官布告第451号”,明确规定报纸必须得到官方许可方能刊发,否则给予没收处分。

随后明治新政府于1869年制定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新闻法”——“报纸印行条例”,规定报纸只要对当时的政治和法律不妄加评论,即可获准出版发行。此举不但消除了报纸对政府的批判,导致了“佐幕派”报纸迅速走向溃灭,而且使得政府更加巧妙地控制了当时的舆论。

二、“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报业的统制政策

1870年代后明治政府内部出现分歧,报纸也卷入其中,成为政论交锋的舞台,批判政府的文字时常在报纸的“社说”与“投书栏”中出现,让政府中的那些藩阀巨头们坐立不安。由此明治新政府开始转变态度,逐渐放弃了此前所推行的宽松的言论政策,加强了对报纸的控制,甚至施以重典。

1873年10月9日,明治政府修改了“报纸印行条例”,增加了许多限制报纸出版发行的条款,收紧了对报纸的控制,不再对报纸进行无限制的支持,但并未对违反处罚作出明确规定,对言论自由仍然留有一定余地。

1875年6月28日,政府又对上述“报纸发行条目”进行了改订,发布了新的“报纸条例”。“报纸发行条目”的目的是实现政府对报纸的指导,而“报纸条例”的目的则是对那些刊登批判政府言论的报纸进行取缔,与“报纸发行条目”相比,内容更趋系统、完备,它详细规定了报纸发行人的责任细则,对报纸的发行手续作了种种繁杂、严密的规定,并首次明确了严厉的处罚规定,这使得政府对追究责任人的“过失”有章可循。这表明,政府已经放弃了宽松的言论政策,转而试图以法律来压制言论自由。

与新的报纸条例同时公布的还有“谗谤律”。该法令对冒犯、诋毁皇族、官吏以及华族、士族、平民的行为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例如“冒犯乘舆者,处以3月以上3年以下监禁、50日元以上1,000日元以下罚金”(8)。

通过这两个法案,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取缔言论自由,日本新闻界进入了所谓的“言论恐怖时期”,由于对“诽谤”的定义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解释不够明确,面对这两个法案,报界皆感到无所适从。对此,《朝野新闻》的末广重恭评价说“我们就像被关进笼中的鸟,就像自由驰骋的野马被关进栅栏”,甚至有人对此评论为“重蹈秦始皇焚书坑儒覆辙”(9)。

明治时代,报社主笔、记者大多为才华横溢、具有独特见解和人格魅力的社会名流,他们深受社会各基层的尊敬,特别是当时的读者层大多为知识分子,因此政府的言论统制对社会的冲击是比较大的。“虽然媒体通过设置话题能够影响公众舆论,但在一定条件下,公众舆论通过非正式渠道,比如公共情绪,也能够影响媒体”(10)加之当时的报纸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政府试图通过压制来控制报纸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反而导致政府处于不利的境地,更加激起一些有识之士对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行径进行斗争。

1876年6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等22名报社记者在“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公布一周年之际,于东京浅草寺召开“新闻供养大施饿鬼会”,由成岛柳北在会上诵读了“祭新闻纸文”,其中写道:“三千余万人民各自具备五官四肢,然皆蠢然如虫,口不能吐一言,笔不得草一论,唯以政府之令、官吏之言为最高无比道理加以尊奉而已。” (11),从而对政府妄图扼杀新闻自由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据统计,在1875年至1880年之间,因触犯言论统治政策而引发的“笔祸事件”达到200件以上(12)。但攻击政府言论统制政策的言辞依然不绝于耳。鉴于此,政府又于7月5日颁布太政官布告,称“已经允许发行的报纸、杂志、杂报一旦被认定为妨害国家安全,应禁止或停止其发行”(13),从而更加强化了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之后,各报社纷纷组织力量,或刊登介绍西方自由民权思想的文章,或延揽雄辩名家发表演说,向大众灌输自由思想,号召人们推翻藩阀政府,争取自由民权。在这其中《东京曙新闻》临时总编永田苏武在报上发表社论,大力推崇“国民自尊精神”,主张实行立宪政治。1880年8月19日,政府以谗毁、诽谤天皇为名,对永田苏武处以两年监禁、100日元罚款。

对于该时期日本报界的状况,小池洋次郎在其著作《日本新闻历史》中作了恰如其分的表述:“明治二年,官始允许新闻杂志刊行以来,日尚浅年未久,于西于东,新闻杂志愈出愈盛,其数十百而犹不足也。虽然期间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或触条例则罹法网,或犯谗谤律则科罚金。又蒙禁止者有焉,又命停止者有焉,纸面之改良,题号之更正等,沿革兴亡实可惊者多焉。”(14)小池的话从侧面表明,当时日本的言论统治政策是极其严厉的,最终的结果便是导致报纸“朝兴而夕亡,昨倒而今起”。

三、“政党政治”时期的两面政策

明治政府在处理与报纸的关系的时候,也常常感觉到报纸“好像是一些或近或远地散布在政府周围的、不可捉摸的、有时甚至带有天然离心倾向的存在”(15)。这就使得政府对报界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也使它不断地为夺取和保持舆论的主导权而费尽心机。

鉴于报纸强大的宣传作用,明治政府开始转变其策略,对报界采取了软化、收买、拉拢的怀柔政策,并收到了一定成效。首先,政府大肆收买民权派报纸,从而达到分化、削弱民权派报纸实力的目的。政府不但收买了《东京日日新闻》将其转变为御用报纸,还通过种种手段加强了对《邮便报知新闻》、《明治日报》、《东京曙新闻》以及《朝野新闻》、《东京横滨日日新闻》的拉拢和控制,其中之一便是支付补助金。自1882年5月至1885年4月,明治政府每月向《朝日新闻》提供补助金500日元。1885年8月,一次性支付《明治日报》补助金15 000日元。除此之外,政府还对报社编辑和记者进行了拉拢和收买。一些报社记者出身的人后来有的进了“元老院”,有的成为政客,当上国会议员,有的甚至成为大臣、首相。在这个时期,在严厉的言论统制以及政府的怀柔政策的双重打击之下,极少人能够尽报社记者于一生,报社成了一些人窥测政局动向,问鼎政界的撬门砖。比如古泽滋、岛田三郎、矢野文雄、犬养毅、小松原英太郎等人,早先都是报界的名人,深受读者喜爱,但后来都先后进入政界,担任要职。这在日本新闻史上是比较典型的现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报纸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政治变革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政府还暗中挑唆各政党报纸互相揭短,加剧政党之间的矛盾。1882年,政府拉拢自由党的后藤象二郎说服板垣退助赴欧考察,并承诺费用由三井财团承担。然而政府却暗中将该消息透露给立宪改进党机关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和《邮便报知新闻》,从而制造出板垣退助之行是被政府收买所致的舆论。结果报道一出即引起自由党内部大哗,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主编马场辰猪等人坚决反对板垣赴欧考察,反对无效之后,愤然退出自由党,而接替马场的古泽滋则早已和政府有了勾结。此后,《自由新闻》名誉主笔中江兆民也脱离自由党,自由党失去了重要的骨干力量,此举使得政府不但削弱了自由党的势力,还沉重打击了《自由新闻》。“政府通过控制信息来源的方式等来控制媒体。媒介希望从政府获得相关信息,因而比以往更依赖权利机构的帮助”(16)。

然而政府的上述正反两方面的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相反却促进了民权运动的高涨。1883年4月16日,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第12号,公布新的报纸条例,除了对1875年制定的“报纸条例”进行整顿之外,又增加了诸如缴纳保证金、扩大对报纸进行管制的范围、加大处罚力度等内容,进一步加强了对报纸的压制和控制,致使许多报纸被迫停刊,一些在自由民权运动中表现活跃的报纸也逐渐丧失了生气,报纸上再也见不到笔锋犀利的文章。

政府一方面加大对现有报纸统治的力度,另一方面也想方设法积极引导舆论导向,“官报”的创办即是这种努力的具体表现。1882年,政府授命参议山县有朋出面主持“官报”的筹备事宜,以压制自由民权论。1883年7月2日,在山县有朋的提议下,太政官文书局正式发行“官报”,山县在倡议书中说:“纵观世间形势,新纸杂报皆以慷慨激烈为主,攻击政府,诽谤朝廷……政府应向大众广为传播其主义、旨趣”,而“官报”就是“政府公然发布的新纸,以阐明其主义政道”(17)。此外,在“官报”筹备的最后阶段,山县有朋确立了“官报为经,私报为纬”的办报格局。这里所谓的“私报”是指政府暗中资助报社而发行的半官方报纸,开始主要采取“政府购买”的方式,到后来特别是“官报”创刊后,政府除为其提供“助成金”外,还规定所有官吏必须阅读官报,这使得御用报纸《东京日日新闻》丧失了大量读者,遭受巨大打击,社长福地源一郎因此大失所望,最终辞去社长职务,离开该报。

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其中在第29条中作了如下规定:“日本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发行和结社的自由”。也就是说,这些权利是在宪法框架内的有条件的“自由”,政府有权通过法律随时取缔报纸的自由言论。而且在第76条中还规定:“法律、规则、命令等现行法令无论使用何种名称,只要不与本宪法矛盾,均有效力”。也就是说此前制定的报纸条例、出版条例、集会条例等依然有效。

以“大日本帝国宪法”为基础,日本政府制定了数量众多的言论统制法案。1893年,第5次修订的“出版条例”以出版法的形式固定下来;1909年又将第4次修订的“新闻纸条例”制定为“新闻纸法”。这两个法案都详细规定了禁止刊登的事项,以及对违反此法者的行政、司法处分。在如此严厉的言论统制之下,大量报纸遭受处分,日本报界遭到了可怕的打击。

1925年,日本政府又公布了旨在镇压革命运动、统制国民思想、压制言论自由的“恶法”——“治安维持法”。该法案规定:“组织以变革国体或否定私有财产为目的的结社或者知情而加入此等团体者,处以10年以下徒刑或监禁”。1928年,政府又对“治安维持法”进行了修订,将最高处罚由10年改为死刑。修订后的“治安维持法”的内容遭到了议会的反对未能通过,但是政府随后却采用了颁布“紧急敕令”的方法强行公布。对此,日本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在《朝日新闻》发表评论,批评此举“简直是对宪法的蹂躏,是权利的滥用。”(18)1929年3月5日,强烈反对此法案的议员山本宣治被右翼分子暗杀,日本的“黑暗政治”逐渐走上了法西斯道路。

修订后的“治安维持法”不但给政府提供了将新闻舆论逼入绝境的法律依据,还为言论统制机构的设立大开方便之门。此后,除了在各府县设立特别高等警察之外,还在陆军宪兵队设立了思想统制部门,加紧了对报纸等舆论的监督和控制。至此,战前的言论统制体制已经形成并渐趋完备。

综上所述,自1861~1931年的70年发展历程中,日本报界的生存环境随当时的政治状况而变化。当统制阶级需要借助报纸的宣传力量来巩固其统制地位时,就会对报纸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而统治阶级一旦感到报纸的宣传不利于自己的统制时,就会动用权力的力量对报纸实行打压和控制。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总是对报纸实行控制和利用的两面政策,而反过来报纸则努力在政府的控制和利用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某个历史时期的报纸生存环境事实上就是该历史时期内权力架构的反映。简言之,日本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是权力博弈的舞台,报纸生存的空间永远不会出现权力的真空。

注释:

(1)茶本繁正著:《战争与传媒》,三一书房1984年版,第29页。

(2)福地源一郎:《新闻纸实历》,民友社1894年版。转引自茶本繁正:《战争与传媒》,三一书房1984年版,第29页。

(3)《横滨新报藻盐草》报头“横滨新报”四字由汉字书写,“藻盐草”三字由假名“もしほ草”标记,有“随笔、杂录”的意思。

(4)《横滨新报》1868年5月15日。参见茶本繁正:《战争与传媒》,三一书房1984年版,第30页。

(5)参见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9页。.

(6)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第19页。

(7)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第19页。

(8)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第34页。

(9)参见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68页。

(10) 孙继强:“南京沦陷前后的日本媒体——以主流报纸为中心”,载《阅江学刊》2010年第一期,第96页。

(11 )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74页。

(12 )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第71页。

(13 )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第36页。

(14 )小池洋次郎:《日本新闻历史》,严严堂1882年版,第81页。

(15 )周光明:“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第78页。

(16 )孙继强:“试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战时体制”,《求索》2010年第2期,第199页。

(17 )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第56页。

(18 )《朝日新闻》1928年10月15日。

参考文献:

[1]茶本繁正:《战争与传媒》,三一书房1984年版

[2]福地源一郎:《新闻纸实历》,民友社1894年版

[3]春原昭彦:《日本报业通史》,新泉社1987年版

[4]伊藤正德:《新闻五十年史》,鳟书房1943年版

[5]周光明:“日本步入近代化过程中的政府与新闻媒体之关系”,《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2期

[6]小池洋次郎:《日本新闻历史》,严严堂1882年版

[7]孙继强:“从战时日本报界的发展看新闻专业主义与政治的冲突”,《日本学刊》2008年3月

[8]孙继强:“战时日本同盟通信社的历史考察”,《日本研究论集》2008年12月

[9]孙继强:“南京沦陷前后的日本媒体——以主流报纸为中心”,《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

[10]孙继强:“试论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报界的战时体制”,《求索》2010年第2期

[11]孙继强:“战时日本主流媒体的‘满蒙观”,《求索》2012年第9期

[12]孙继强:“论战时体制下日本报界的法西斯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4期

课题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报界研究”(11FSS00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战时日本报界研究(1931-1945)”(10YJC77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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