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行与唐代星占术

王逸之

[摘 要]五行学说是构建星占术数文化的理论根基，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观和方法论。以此作为切入点，对隋唐五星占进行剖析，揭示出占星学说的虚妄本质及科学合理性。从而揭开占星文化的神秘面纱，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

[关键词]五行；星占；唐代；文化

一、引言

星占术亦名占星术，指依据星宿运行活动变化去推算世间诸多事宜的一种术数。其主要以星宿的具体空间方位、形态大小、明暗色彩、活动轨迹及状态的变化进行相关预测，包括日食占、月食占、五星占、云气占、流星占等。原始先民在上古时代，就对星象进行了观测探索。夏商周三代，先民进行星占的主要为掌控星体活动变化和节气时令两者之间的规律，以便确切把握稼穑农桑等生产活动。迨至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等哲学理念的相继渗入，星占学也就被盖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二、五星释义

我们常说的“七曜”即是日月五星，其别名亦称太阳（日）、太阴（月）与太白（金星）、岁星（木星）、辰星（水星）、荧惑（火星）、填星或镇星（土星）等。譬如《乙巳占·日占第四》有曰：“日为太阳之精，积而成象人君”，《乙巳占·月占第七》又云：“月为太阴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列之朝廷，诸侯大臣之数也。”占星家给其注入了丰富的内涵，《汉书·艺文志》亦详细解释了五星的星占含义：“岁星所在国不可伐，可以伐人。荧惑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之宿国受殃。太白，兵象也。……太白，犹军也。辰星，杀伐之气，战斗之象也。填星所居，国吉。”

星占学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根基，构筑起了一幢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理论大厦。诸凡国之政事、自然灵异等皆尽入其彀，被历代统治阶层尊之为统御之术。兹体驳杂繁复，本文只做五行与五星之间的探析。

三、五星占

《五星占》被誉为迄今最早的行星占星学专著，其于1973年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汉书·艺文志》又把五星星占学意义进一步拓展，与“五常”、“五事”相嫁接。由于五星占名目称谓不胜其杂，篇幅所述有限。故而本文以“荧惑犯太微”一斑，而窥“五星占”之全豹。

荧惑形态盈盈如火，亮度又变幻无常，给人一种迷惑难解之感，故以此名称之。君臣之间关系常以荧惑寓指，《乙巳占·荧惑占第二十八》有曰：“荧惑之政者，人君命大臣，三公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如果帝王身边股肱勋臣有祸患，即是“荧惑犯太微”（太微象征“天子庭”）。因为太微垣内一共有二十星官之众，其中的每一星官又包含了若干小星，若要厘清则须分而论之。

如“荧惑犯三台”《隋书·天文志》载：“三台六星，两两而居，起文吕，列招摇，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开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曰中台，为司中，主宗。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所以昭德塞违也。”《新乐府·司天台》中也有白居易的相关诗句描述：“耀芒动角射三台，上台半灭中台坼。”诗中所说“三台”，即象征国之三公（上台为太尉，中台是司徒，下台即司空）。陈寅恪先生指出，此诗为讽喻杜佑而作。从唐宪宗元和二年以降，杜佑一直多次上书辞官未被准许。杜佑于元和七年身患重疾，又上奏“复乞骸骨”。唐宪宗下诏曰：“又固辞年疾，乞就休闲，已而复来，星琯屡变，有不可抑，良用耿然。”[1]唐宪宗虽然允其辞官，然真正原因非是杜佑年老病危，乃为“星琯屡变”。

又如“荧惑犯上相”，《全唐文·为星变陈乞退状》载：“近伏见荧惑顺行，稍逼上相，实惧天谴，以致身灾。武德七年。荧惑犯左执法，右仆射萧瑀逊位；贞观十五年，荧惑犯上相，左仆射高士廉逊位；国史之内，此例至多。臣人微才轻，位忝上相。……特免上公，退归私第。……旧里悬车，不惭于汉相。臣不任祈恩皇迫之至。”其父李吉甫亡故之因，才是李德裕缘何固辞相位之由。昔日李吉甫在安邑之时，“荧惑掩太微上相”，吉甫言：“天且杀我”，上奏辞官未果，不及一年乃卒。[2]

此外，尚有如“荧惑犯舆鬼”、“荧惑犯上将”等，然而万变难离其宗。其理论内核原则也是大同小异，用天上太微垣星官来对应比附世间宰臣而已。

四、结语

五行理论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朴素唯物的认识论，其符号象征体系包罗万象。其具有三大特性，即简单性、抽象性与非逻辑性。透过纷杂多样的事物现象而抓住了本质联系，闪烁着辩证思辨的智慧光芒。冯天瑜先生曾说：“阴阳说解释宇宙的起源，五行说解释宇宙的结构，尽管两者都带有主观臆想和迷信色彩，但它们以积极的态度探索自然，其中不乏天才的思想因子，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萌芽。”[3]作为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存在的星占术数文化现象，其发展演变只有依附于一种理论学说，才可以长期存在。而作为“中国人的思想律”[4]的五行学说理论体系，则无疑具备了先天优势。倘若即便当时不存在五行这一学说理论，它也会必然去寻求其它学说作为其理论根基。故而五行学说理论被星占术数所利用，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断不可因为星占术数文化中，一些对五行理论的歪曲误用，进而去否定五行理论的合理价值。

参考文献：

[1]刘昫：《旧唐书》卷147《杜佑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982页。

[2]欧阳修等：《新唐书》卷146《李吉甫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744页。

[3]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4]庞朴：《阴阳五行探源》，载《稂莠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356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课题项目编号：13SB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