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时期北方草原三个典型农业生产中心的形成——兼论农业中心与汗庭选择的关系

时间：2024-04-24

杨学跃

（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宁夏银川 750021）

我国古代大漠南北（北方）的气候主要特征是寒冷干燥、温差奇大、无霜期短、降水稀少。就气温和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而言，其中缺水比气温更是制约其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有的农作物的生长期较短，如荞麦、糜子等农作物只需60-70天，这在我国古代气候处于温湿时期，北方大部分地区都能得到满足。这就规定大漠南北（北方）的农业生产只能分布在水源充足、灌溉便利、土壤肥沃的河湖平原和山谷地带。纵观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农业发展史，就可知道在蒙古大漠南北曾有三个农业相对比较发达的中心区：一个是以色楞格，鄂尔浑，土拉，克鲁伦河等河的河谷地带为中心的漠北地区；一个是河套和岱海地区，黄河穿越其中；一个是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这个地区有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上中游）、教来河（上游）、大凌河（上游）流畅其中。还一个小中心即居延海地区，黑河流入此地。

一、考古时期北方草原三个农业聚居中心的形成及其变迁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国古代北方（内外蒙古）草原，新石器时期遗存集中发现在以下三个地区，既以河套和岱海地区为中心的内蒙古中南部；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内蒙古东南部；以色楞格，鄂尔浑，土拉，克鲁伦河等河的河谷地带为中心的漠北地区。且这些遗存反映这里的居民都是以农业为主。其它地区没有或很少发现新石器遗存，说明我国古代北方在新石器时期出现三个聚居中心地带，这三个地带后来又成为了北方草原三个相对而言的农业生产中心。

考古学家在北至阴山、南到长城、西起伊克昭盟东部、东抵岱海和黄旗海左近的内蒙中南部地区及以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流域为中心的内蒙东南部地区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内蒙曾有几千年的以农业为主的历史时期。其中在内蒙中南部，史前考古发现在这个地区有大量的聚落遗址，尤其是在鄂尔多斯、土默特平原、岱海地区更为密集，出现了聚落遗址群，且还在包头等许多地方发现了一定数量的石围墙、石砌房基、祭坛等。在这些遗址中发掘的工具，基本上是石磨盘、石磨捧、石锛、石刀、石斧、石铲等农业生产及磨制谷物的工具。从时段来看，这些遗址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仰韶时代典型遗址有庙子沟、红台坡、东滩、王墓山、狐子山、西园、阿善、朱开沟、白泥窑子、海生不浪等等；龙山时代典型遗址有圪臭沟、园子沟、合同夭、大庙坡、西白玉、老虎山、板城、阿善、白泥窑子、朱开沟、大口等等(1)。这些遗址发掘至少可以肯定，大约从距今7000年的时候起，这里就已经有了较发达的原始农业文化，为此严文明先生特别指出：“过去一些没有到过内蒙古的，或者对这里的工作不甚了解的人，往往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为这里已经到了边境，蛮荒之地的游牧地区。其实这里从仰韶早期开始一直以农业为主，发展水平也不低。举个例子，这里龙山早期已经大量使用白灰装饰房屋，象老虎山和园子沟那样的窑洞和半地穴式房屋差不多用白灰抹地和用白灰抹墙裙，做工非常讲究。中原地区虽然龙山早期也用了白灰，但大量推广还是龙山晚期”(2)。田广金、史培军先生通过对内蒙中南部环境考古研究得出：“在龙山文化到青铜文化之间，即距今3800-3300年期间，可能存在着有典型的农牧交错文化。由此可见，从环境条件的分析，本区的牧业文化起源于农业文化后期，且以农牧交错为特征，真正的畜牧文化当以青铜时代文化最为典型，即在距今3500—2500年期间发展完善起来的。”(3)

在内蒙东南部，这一地区发现最早的是兴隆洼文化，位于老哈河以东牦牛河西南低丘陵西缘，大约距今8000年左右，从发掘的陶器与磨制石器确认属于新石器时期。在发掘的石制工具中，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的石锄、石铲、石刀、石斧和磨制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捧等。同时还发掘了大量半地穴房屋，这些房屋排列整齐，形成聚落，聚落外还挖有围沟。(4)这表明远在8000多年前，这里就有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且以农为主。稍后的新石器文化是赵宝沟文化（距今8000-6000年）、著名的红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这些文化遗址都发掘大量的石制农业工具和相当数量的聚落遗址，从出土的农业工具和发掘的房屋的数量、结构及所处的位置来看，其农业处于不断发展中。如在赵宝沟文化遗址中发掘了相当数量的石耜，在红山文化遗址中发掘了叶型掘土工具和桂叶型双孔石刀等许多大型的农业生产工具且加工精细，而在富河文化遗址中发掘了很有规模的房址，大的如富河沟门遗址，有近百处，小的如金龟山遗址，也有四十多处（不一定是同时），说明当时聚居的相当密集，农业之发达可想而知。这种发展一直延续到青铜器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在这类文化遗存中不仅发掘了大量的房屋遗址而且还发现了许多有围墙的“城堡”一类的防御设施，每段围墙内有二三十处房址，“例如在朝阳的喀左即发现约三百处之多，比现代的居民点还要密集。更有趣的是，在赤峰以北沿着英金河又密布着连成一串的石筑小城堡，它们恰恰和燕长城相邻和平行”(5)。在出土的生产工具中，以石质和骨质的农业用具为最多，其中以精细磨制的石锄、石铲、石刀、石斧最为大宗，据此有学者认为“从农籍工具适应不同用途分化而反映的生产技术发达状况而言，它也并不低于黄河流域同时存在的农业文明”(6)。因此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可以说从兴隆洼文化一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这段4500年多年时间里，这里一直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大约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3000-2800年），这里的农业开始衰退，开始了从农向牧演变的历史(7)。

在漠北地区，在研究其新石器时代古迹方面作出特别贡献的是1948年的奥古拉德尼可夫工作队（蒙古历史——民族学调查团）和谢尔——奥扎布考古队。新石器时期所反映的生产状况与内蒙古地区的基本类似，只是其遗址的分布范围更加宽泛。但是集中地亦在色楞格，鄂尔浑，土拉，克鲁伦河等河的河谷地带，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色楞格流域的巴颜咱格地方的新石器古迹。在这里不仅发现了许多的村落遗址，还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农业生产和生活工具，如石杵、石磨盘、石磨捧、石锛、石刀、石斧、石铲等等。这表明在新石器时期漠北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其从农向牧转化也是发生在青铜器时代(8)。

综上所述在新石器时代在我国古代的漠南漠北曾出现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三个聚居中心区，后来在青铜器时代都经历了由农向牧转化的历史过程，其成为典型的游牧经济应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几个世纪里，也就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几个世纪里。在这段时间里，北方草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气候从温湿逐渐向冷向干转变(9)，这使得北方草原逐渐变得不适宜农业生产；另一件是马开始用作放牧，考古学家证实了骑马之出现于东欧草原、伏尔加河地区和哈萨克斯坦草原是公元前两千年代中叶，但是游牧养马业和游牧畜牧业的产生是在公元前1000年代最初几个世纪（其地区还包括南西伯利亚）(10)，这与我国古代北方在新石器时代的古遗迹中很少发现马骨，而在青铜器时代的古迹中到处可见到马的遗骸相印证，可知我国北方地区把马用作游牧是在青铜器时代。目前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次农牧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气候环境的变迁(11)，但我以为马的驯养并用作放牧的工具也是其从农向牧转变的关键，就畜牧生产而言，马被用作放牧的工具的意义不亚于农耕民族把铁用作生产工具所带来的划时代的生产革命的意义。因为，在马没有用于放牧生产以前，离人们聚居较远的草场是无法利用的，而马一旦被利用，远距离“逐水草而徙”的大规模游牧生产成为可能，这样便迅速地扩大了草原土地资源的利用范围，于是畜牧生产的能力就会成倍甚至几十倍增长，大大的改善了畜牧生产的经济效益以及畜牧生产所能养育人口的规模。就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人口规模而言，从事游牧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养育功能可能都超过了当时的原始种植业的经济效益和养育功能。现代养羊学的研究表明，在自然放牧状态，草甸草原放羊一只约需8市亩草地(12)，据科学统计估算处于半湿润、湿润地区的草甸草原每一公顷产鲜草为3000-4500公斤，处于半干旱地区的草原每一公顷产鲜草为1500-3000公斤，处于干旱地区的荒漠草原每一公顷产鲜草为750-1500公斤，处于干旱地区的荒漠地带每一公顷产鲜草为750公斤(13)。考虑到我国北方草原大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根据产草量折干旱半干旱地区的草原是草甸草原的载畜量的三分之一弱，则在北方草原放羊一只需25市亩草地，则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为1500市亩）可放牧60只羊，如果人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达到10平方公里的时候，则其人均可拥有600只羊，现代北方每只羊的肉产量均为26市斤（不包括内脏羊乳及头脚等部分）(14)，则人均可拥有15600斤羊肉；而从事农耕，由于人的体力有限，在古代手工劳作的情况下，即使进行十分粗放的原始耕作，一人充其量只能耕作100市亩。根据学者研究，汉代，居延海地区从事粗放耕作的汉人，一汉亩平均产量约7.5斗上下，1汉石约为32市斤麦，则在居延海地区1汉亩产量约为25.6市斤麦，而1汉亩约当今0.6912市亩。以此计之，则汉在居延海地区，今一市亩能产麦粮约46.3市斤(15)，100市亩地可产粮约4630市斤。即使羊肉与粮食的价值及食物热量完全相等，15600斤羊肉远远大于4630斤粮食的价值和热量。因此在人口十分稀少、人均所占有的土地资源十分辽阔、原始农耕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情况下，游牧生产很显然比农耕经济要有优势。与此同时，气候从温湿逐渐向冷向干变化，也使得这里的气候越来越不适宜农业生产，农业歉收是经常发生的事，农业的生产效益越来越低，而这种气候变化给牧业带来的结果却与农业恰好相反，它不仅使这里的森林逐渐缩小，草原面积不断扩大，而且较干的气候更适宜牧业的生产。在这种气候环境下，尤其在马用作放牧情况下，游牧生产越来越优于原始种植业。基于这种情况，我国北方民族根据环境的变迁和经济效益的高低肯定会选择游牧生产。于是从农向牧转变的历史过程便在气候环境变迁和马被用作放牧的工具的共同推动下完成了。

二、汗庭的先择与农业生产中心的关系

我们纵观整个北方主要游牧民族的发展史，其汗庭或牙帐（政治中心）的先择都未离开大漠南北三大相对而言的农业生产中心即以色椤格，鄂尔浑，土拉，克鲁伦河等河的河谷为中心的漠北地区；环科尔沁沙地及以南地区；河套地区。

匈奴单于建汗庭于今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其大会诸部落首领的地点是龙城，在今阴山一带，属河套地区(16)；鲜卑的檀石槐建牙帐于弹汗山，在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属河套地区；拓拔鲜卑的政治中心在盛乐，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属河套地区；柔然建汗庭于今鄂尔浑河上游东侧(17)；突厥建汗庭于于都斤山，在今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之北山；回纥（回鹘）建汗庭于哈喇巴喇哈逊，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西南鄂尔浑河上游处；契丹建都于临潢，属环科尔沁沙地及以南地区；蒙古建汗庭于和林，属鄂尔浑河流域。成吉思汗的四个斡耳朵亦未离开上述地区，第一斡耳朵设在克鲁伦河之库迭额·阿剌勒，亦称大斡耳朵，是汗国的政治中心；第二斡耳朵设在撒阿客额儿，第三斡耳朵设在斡耳朵土拉河的黑森林，第四斡耳朵设在色椤格河支流伊德儿河。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和史料，在匈奴、回纥、蒙古时期的汗庭及周围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匈奴至少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在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和图瓦河等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灌溉便利的河湖一带，已逐步出现了定居农业，而且还相继出现了城镇，这已被俄、蒙考古学家所证实，如C·B·吉谢列夫研究认为：“虽然匈奴时代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已建立具有城堡的小城镇，在这些城镇里，除了驻防军队以外还有定居的农业劳动者。这样的遗址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发现过十几处”(18)。回纥的都城及周围则是城内房屋多，人口稠，工商业云集，城外乡村环绕，耕地连片(19)。考古发现此城现存城址占地25平方公里，城墙高10米。在首府城内以及在鄂尔浑河河畔农业地区周围，几乎每一户都有台架或磨，以备碾磨粮食之用。都城以外，鄂尔浑河及色楞格河沿岸的其他回纥城市，也有定居区及农业区。(20)蒙古在它的政治中心地区及周围的农业生产规模和水平虽不及匈奴和回纥，但从《蒙古秘史》和张德辉的游记所反映农业生产情况来看，亦是相当可观。

关于柔然和突厥的农业生产的史料和考古资料都很少。柔然仅有一条，如前述：“正光三年（522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为田种，诏给万石”(21)，耕作地点不清楚，根据匈奴、回纥、蒙古的农业分布状况及柔然当时所处政治环境来推测，其中心应在其汗庭的周围及漠北其他河流地区。关于突厥的农业生产，学者们已经有详细的研究，其农业生产中心有两个，一个是河套，另一个是其汗庭的周围及漠北其他河流地区。我们来看西突厥历史发展，亦可看出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与农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据林干先生归纳，西突厥先后建汗庭的地方是伊犁河上游、龟兹北之三弥山、石国北之千泉。除此之外，还有几个活动中心是吐火罗、碎叶城、碎叶川、恒逻斯城。其中石国的千泉地处碎叶城和恒逻斯城之间，曾有三个可汗建汗庭于此，因而是西突厥最重要的政治中心。(22)伊犁河、龟兹早在汉代就是西域重要的农业生产地，而其它西突厥活动中心地区也都选择了既适宜牧业又适宜农业的地区，且农业有相当的水平和规模。千泉：“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水土沃润，林树扶疏。暮春之月，杂花若绮，泉池千所，故以名焉。”(23)；碎叶城（《大唐西域记》称之为“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葡萄，林树稀踈。”(24)；恒逻斯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25)；碎叶川“细叶川（即碎叶川，今中亚楚河），……川长千里，有异姓突厥兵数万，耕者皆披甲，相掠为奴婢。西属怛逻斯城，石〔国〕常分兵镇之，自此抵西海矣”(26)，这个材料还反映了西突厥的部民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半农半牧，并非是我们想象那样即他们是以游牧为生。而且其整个活动中心区域都是处于农牧交错地带，《大唐西域记》卷第一《载窣利地区综述》载：“自素叶水城至羯霜那国，地名窣利，人亦谓焉……虽富巨万，服食鹿爨氈僔，力田逐利者杂半矣”。西突厥分裂频繁，故其汗庭所在地不断的发生变化，但不管它如何变化，其汗庭的选择和其活动中心从没偏离过农业生产基地。

鲜卑在入主中原以前，河套一直是其活动中心之一，而河套的农业生产一直没有完全废止，定都于盛乐以后，农业得到了初步发展，并建盛乐新城，盛乐一带应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农业生产中心。前秦灭代国后，对拓拔鲜卑采取“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课之冶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27)，这说明早在先秦之时拓拔部已开始定居式的农业生产，到后来定都平城时，都城周围已是农牧交错了。1975年，在呼和浩特的北魏墓出土了磨、碓、井、仓以及陶驼、马、羊、猪、犬等物(28)，反映了其定都平城前后已经是农牧并举了。至于契丹的临潢，开始作为契丹的核心部落迭剌部在此进行了一定的农业耕作，后来仅汉民在此地区耕作的就有40万，显然是个农业中心。

总上所述，任何一个有势力的游牧民族的政治中心即汗庭所在地，一直选择大漠南北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方，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巧合。虽然大漠南北三大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心也是水草丰美之地，是游牧的理想场所，但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的水草之丰茂绝超过了三大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心，打开中国土地资源利用图，我们就可知道三个中心都处于半干旱地区的半荒漠草原地带，而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等东蒙草原却是草甸草原，其每公顷的产草量是前者的1至3倍不等，也就是说其每平方公里的载畜量是前者的1至3倍。然而所有强大的游牧民族都没有选择它们作为自己的政治中心，可能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其没有农业开发的历史基础，从而得不到农业地有力的补充，难以形成人口相对密集的政治中心。与之相反，三大相对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中心既有利于游牧业的发展，当人口相对过剩后或部分人的饮食习俗发生部分转变的时候，又可从容从事农作，缓解食物来源的压力，故其汗庭必然会选择既有利于牧业的发展又适宜农业生产之地。

注释：

（1）田广金.内蒙古中南部仰韶时代文化遗存研究；又《内蒙古中南部龙山时代文化遗存研究.载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55-85；又海洋出版社，1991：140-160。

（2）严文明.内蒙古史前考古的新阶段.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13-16。

（3）田广金，史培军.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环境考古研究.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131。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10）。

（5）苏秉琦.建国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

（6）刘砚民，徐光冀.内蒙古东部地区青铜时代的两种文化.内蒙古古文物考古（创刊号），1981。

（7）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1991。

（8）谢尔·奥扎布.论蒙古的新石器时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学术著作集（第一辑）.乌兰巴托，1956：4（蒙文）；道尔济苏伦.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石器时代的研究.科学委员会出版社，乌兰巴托，1956：4（蒙文）；谢尔·奥扎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考古研究.田吟风，等.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余大钧，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9）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

（10）瓦·符·把托尔德.突厥蒙古诸民族史（注释④）.载内田吟风，等.北方民族史与蒙古史译文集.余大钧，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307。

（11）严文明、田广金、史培军、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都持这种观点.参阅上述注释中诸先生的著作。

（12）李志农.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373。

（13）全国通用初级中学教材《初中地图册》第三册第29页，中国地图出版社编制出版，2002年版。

（14）李志农.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138。

（15）扬际平.秦汉农业：精耕细作抑或粗放耕作.历史研究，2001（4）。

（16）史记：索隐引崔浩说：“西方胡皆事龙种，故名大会处为龙城。”其地望，一般认为在阴山附近。

（17）丁谦.魏书蠕蠕传考证。

（18）[苏]c·b·吉谢列夫报告.南西伯立亚和外贝加尔湖地区古代城市生活的新资料.考古，1960，（2）：45。

（19）[英]米诺斯基.中古时期的突厥人、伊朗、高加索人.伦敦1978：第一编295.转引自程溯洛回纥游牧封建汗国的兴衰（744—840）.西北民族研究，1990（2）。

（20）c·b·吉谢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维埃考古学.1957（2）.程溯洛回纥游牧封建汗国的兴衰（744-840）.西北民族研究，19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