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3
陈纪英
同性恋、贝宝“黑帮”帮主、硅谷创投教父、天才、脸书的早期投资人——这就是彼得·泰尔的外部标签。
但是这位传奇人物免不了普通人的纠结和矛盾,泰尔从创立贝宝、投资脸书等互联网项目中获益颇丰,但他却是硅谷的批评者。他认为人们对互联网倾注了过多的关注和热情,而忽视了航天航空、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新药研发等关涉到人类利益的更为重要的领域。所以,尽管这些领域也许从投资上来说并不划算,但是他仍然任性地参与投资。
泰尔的这种批评同样适用于中国,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热潮,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把创业创新限制在互联网领域。而哪怕在互联网领域,中国似乎一直都在模仿美国。
尽管泰尔尚未投资过中国项目,但是他对中国的未来创新很乐观,他认为中国可以学习硅谷,并迎头赶上,进入第一梯队。
以下这篇文章根据他在黑马学院举行的论坛上的发言,和会后的采访整理而成。
《从0到1》,是我在斯坦福大学2012年给学生上课时候的一些思想。在上课过程当中,我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让我发现做企业与搞科学不同,因为科学可以不断地做实验,有个清晰的公式和模型可以指导你,无论实验多少次,结果都一样。
但是做企业是不一样的,特别是科技企业,有人成功过一次,你第二次再去重复他的模式,就永远不会再成功了,不管是脸书还是谷歌。
莎士比亚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很多人愿意去模仿,从小孩牙牙学语去模仿父母的话,没有模仿就没有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从众心理非常普遍。但是,光有模仿是不够的,要不断抽身出来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
所以,我提出了“奇点”的概念,奇点就是独特性,每一个伟大的公司都是非常不同的,这和通常人们熟悉的商业理论并不一样,这些理论总是教人如何竞争。但是,过于激烈的竞争可能是个致命错误。人们应该通过努力和创新,达到超越竞争的状态。
所有的公司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种是垄断公司,他们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团队,或者是这个国家或者这个行业唯一做这一件事情的人,那么你就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且利润非常高。
另外还有一些公司,陷入了疯狂的竞争,其实它们很难把业务做好,我不喜欢这类公司。比如说开餐馆,这个业务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人在做,在北京不好做,在旧金山不好做,在硅谷也不好做,因为餐馆太多,而且顾客最终很难去把各个餐馆区别开,不管是印度菜、西餐,或者中餐,没有哪一种餐馆是有绝对优势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有一些公司非常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构建了某种垄断。比如谷歌,谷歌在2002年就成为领先的搜索引擎,过去13年,它们几乎没有面临任何竞争。而且产生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每一年都是如此,它无疑是一个赚钱机器。
但是很遗憾,这种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对比关系,大家理解得并不很充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这个社会上对于垄断有着非常复杂的看法,似乎垄断总是以非常糟糕的形式来出现,比如创造人为的短缺,哄抬价格等,所以我们有《反垄断法》,我们试图限制垄断。
所以,如果你是谷歌的CEO,你不会在全世界到处说,我们是垄断的,因为这么说是危险的,美国政府已经对微软进行了反垄断调查,但谷歌的垄断甚于微软。
如果这个世界是静态的,所有的机会已经被发现,所有的企业已经建立起来,这种情况下垄断的确是糟糕的。在这样一个世界,垄断会阻止进步,他会成为收税者,他会制造人为的稀缺。但是我们真实世界是动态的,有很多新事情可做,有很多领域人们还没有进行充分探索,所以可以能通过建立独一无二的公司,来实现垄断。
如果有一个大公司要找大市场,这是对的。如果你是创业公司的时候要从小开始,如果你迅速获得垄断,那么你要从小市场开始才可以。然后逐步垄断这个小市场,因为最关键的不是市场的规模大小,而是你所占市场份额的大小。
创业公司可以从一个相对而言较小的市场开始,然后努力从小处扩张。
比如脸书,它最初的市场只不过是哈佛大学的12000名学生,大部分投资人都会说这个市场太小,不可能靠这么小的市场发展企业。但是脸书的服务从0开始,在十天之内达到市场份额的50%,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起点,然后不断地扩张到其他大学,实现了正向循环。
反过来说,美国过去10年中,一个比较大的失败就是清洁能源行业,这个行业投入了巨额资金,但是大部分公司都了关门。从2005年到2008年,清洁技术公司说他们的市场有万亿美元之巨。但事实上,这样的市场竞争特别激烈,所有公司都没有绝对优势,在巨大的万亿美金海洋里都只是条小鱼。
因此,最初的市场从小要有边界,从中取得一些真正的优势,再发展壮大,但是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你的技术不能只比竞争对手好一点,而是要好很多。
比如,亚马逊最初是在线图书销售商,可以比实体书店的书的量多十倍,这样就产生一个质变。随后,借助网络效应,使用这个服务的人越多,企业就获得了垄断地位。
但是一般来说,你不可能在第一天就获得这种网络效应,有时候我们还看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也是一种类型的垄断,随着你的规模越来越大,你的产品可以更便宜,你就可以获得很大的规模经济优势。
当我们决定投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被误导。比如说脸书的投资,前三年脸书只是一个哈佛大学校园的社交网站,投资者也不知道使用频率高不高,多不多,好不好。直到脸书后来向更大的群体开放之后,普通人才发现它的价值。我们早期投资了50万美元,回报非常惊人。但是,一开始我们也低估了脸书,这里面有盲点。
有什么样的系统性的偏见,阻碍了我们发现这些伟大的企业的价值?
比如Airbnb,还有Uber,投资者对它们进行评估时,都是自己的心态和偏见在左右,甚至让他产生错误的投资。因为投资者很有钱,不愿意睡在人家的沙发上,所以就认为大家心里都是这样想的,这种系统性的偏见总是存在。
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投资模式或者流程,但是这些模式一旦固化到一定程度,你必须要小心了。我以前的同事埃隆·马斯克,也是特斯拉的创立者。他在2008年创立了另外一家公司SpaceX,进入航天业。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成功,后来这个项目做得还不错。他们有美国旅行局的投资和合约,而且因为火箭上天要先预付定金,所以整个资金现金流的状况非常好。
但是,最初我要说投资这家企业,我们合伙人不喜欢这个企业,认为火箭公司的投资实在是太愚蠢了。确实,这样一个企业好像是非常疯狂的,我们并不了解火箭。但是其他的投资机构,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对火箭同样一无所知,而且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对火箭公司进行投资。因此,如果我们对火箭稍微学习一下,并且进行投资,那么我们的优势就会比别人大很多,如果把这一点系统性的想清楚,是非常有利的。
我总是把全球化放在X轴上,也就是复制现有存在的东西,从1到N做同样的事情,而科技创新我放Z轴上,也就是从0到1,做新的事情,是一种纵向的深入发展。
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IT领域有一些进步,但是在其他领域进步不大。我想未来几十年能够出现更多创新,这样不仅是美国或者西欧面临的挑战,而且也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挑战。中国此时此刻是非常接近这样一个时点的,它将走上前线,中国要在未来几十年取得进步,必须要创新,要领导全世界来做前所未有的事情。
尽管,我喜欢计算机、喜欢互联网、喜欢移动互联网,但是,我也希望其他领域取得进步。比如说医学,比如说治愈癌症的药物等等,比如说提高农业产量,比如说我们能够拿出更清洁、更安全、更廉价的能源等等。
对于硅谷来说,我是一个批评者,我觉得他们吸引了太多注意力。我们应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有所创新。IT业务可以迅速地获得客户,而且客户黏性很高,IT行业成功记录多,而IT之外的创新领域更有挑战性,比如航空业。美国一百年航空业的总利润没多少,而谷歌每年利润500亿美元,美国航空是1800亿美元。航空旅行当然比搜索引擎更重要,但是如果看谷歌的市值,比美国所有航空公司加起来的总市值高好几倍。
因此,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在IT以外的许多行业,建立成功的垄断公司非常困难,很难有定价权,而且这些市场接受新事物非常慢。所以,过去三四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聪明人,都跑去干IT而不干别的事情。在美国,有非常具有创造力的电脑游戏,但是研究治疗癌症的药物的人才太少,因为研究新药很复杂。85岁的人中,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痴呆症,如果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也有很多挑战,进展很缓慢。
互联网行业尽管有许多创新,但是我认为从业者要更谦卑一点,我们并没有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还有许多领域我们都面临挑战。
人们老是说中国追赶世界,他们不需要做创新,他们只要复制就可以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很不公平。总体来说,中国有很多世界级企业家,他们富有企业家精神,对于商业模式进行了创新,对他们企业所在的行业进行了创新。
2015年2月27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彼得·泰尔(Peter Thiel)应邀出席“2015创投极客论坛”,首次在华作公开演讲。图/CFP
这种山寨现象,将会很快结束,中国现在非常接近发达世界的边缘。中国已经有了不少创新,但是如果想在今后十年二十年取得重大进步,就要学习硅谷。如果只是山寨,中国没有前途。
大家老说中国人急功近利,但是,如果我和一个创业者面谈,他说自己创业不想赚钱,我也会表示怀疑。完全不赚钱,完全不追求利益,这是不对的。如果对于钱百分百痴迷,也是是不对的,所以,不能把创新和金钱对立起来。
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不可能一夜之间提高,我们需要有耐心,一家伟大的企业是一步一步慢慢建立起来的。但是,通常来说,我们下一个季度下一个月做什么,有非常精确的计划,但是十年之后做什么、二十年后之后公司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很多人不会想。而伟大的创新者不但善于管理细节,也精于长远战略,他们的视野更宽广,他们会想20年以后整个世界会怎样,他们愿意花时间创造更好的世界。
其实,我对于硅谷也有批评,硅谷很多其他领域的创新远远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了扎克伯格或者马斯克,但是下一代的创新者在哪里?
我很担心,教育成了深入思考的替代品。我在加州长大,那里竞争非常激烈,当我念初中的时候,整天想怎样进斯坦福大学,我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要去斯坦福大学,可能是它的名声很大。但是最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了斯坦福大学。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纽约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我发现所有人都不快乐,所以我离开了,这个过程类似越狱。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他发现,学校里的竞争激烈程度要甚于军事、政治、外交。学生们沉迷于竞争,盲目地学习而不提问题,不问自己为什么学习。
在硅谷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非常成功的企业创始人,他们好像都不太善于社交。比如,扎克伯格并不是给人印象很深,他非常内向非常安静。我见他之前已经花一年时间研究社交媒体。其实,在他还没有见到我的时候,我就决定投资他了,虽然他特别不擅长谈话。
在美国我们有商学院,大家喜欢去读MBA,这些人社交能力非常厉害,他们多才多艺,但是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很多人,像安然公司前老总,现在坐牢,也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的。在过去的泡沫当中,正是这些商学院毕业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我们要对这些现象提出警惕。
这样的惯性思维方式必须打破,这样的价值观应该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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