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民兵排

郭昭塘

文革期间，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

1967年秋，运动进行到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校革委会决定把揪出来的性质严重的黑帮分子（这里我仍采用当时的叫法，并不说明我现在仍是这样认为的）以系为单位集中关押，以便审查。为了看管他们，各个系都抽调人员组成民兵排。我就是被抽调的人之一。为了把问题说楚，我这里费些笔墨倒叙一下。

一般人只知道上海是革命造成反派第一个起来夺走资派的权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其实，黑龙江省的革命造反派夺权并成立革命委员会比上海还要早些。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是在1967年2月5日成立的，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在1967年1月31日成立的。只是为了确保上海的“第一”地位，有意把黑龙江的事压下来拖后宣布。那么，为什么黑龙江省革委会成立如此之早呢？这里又要扯远一点。黑龙江省出产粮食、石油、煤炭、木材，人称傻、大、黑、粗四大样。这些产品很多都是以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的形式调往外地，当时的黑龙江省领导认为价格偏低，吃亏了，可能有点牢骚吧。中央认为该省领导不听话。于是就把省委书记欧阳钦调往东北局任第三书记，明升暗削权。又把全国供销社主任潘复生调来黑龙江任省委书记。他是作为沙子掺进去的。文革一开始，一些学生起来造省委的反。相应地，另一些学生就来保省委。在保省委的学生组织中有一个名叫林小琳的女学生，她是林彪前妻刘新民的女儿。正当两派紧张对峙的时侯，突然公布了林彪给林小琳的一封信，信中说，你林小琳不听话，对我没有感情，你的行为不代表我，等等。信一经公布，保省委派组织立即土崩瓦解。林彪为什么要把他的家信莫明其妙地公布出来呢？其目的就是为了摧垮黑龙江省的保皇派组织。外人不知晓，但林彪是知道内情的。他知道中央对黑龙江省领导有意见，正好借此机会整肃他们一下。而林小琳站在保派立场则会干拢运动的顺利进行。再加上省委书记潘复生自动站出来造反，弄得黑龙江省委的其他领导根本不敢抵抗。群众没怎么费力就早早地把省委省人委打倒了（后来在解放干部的时侯，周总理说，我要调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是调了）。既然省委倒得快，省革委成立得早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后来，中央以《东北的新曙光》为题报道了此事。

但就在省革委成立的1月31日晚上，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造反派们便召开会议，反对此时成立省革委会，有许多师生参加大会。全校只有17个人站出来支持成立省革委。后来人们把他们称为“17个左派。”

省革委把哈工大此次大会称为炮打省革委，定性为“131反革命事件。”在哈工大逮捕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就在此时，我从南方串联回到哈尔滨。看到学校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我的心中感到惶恐不安。

没料到的是哈尔滨的群众并没有因为公安局抓人就偃旗息鼓，炮打省革委的势力反而越弄越大，人数不断增多。哈军工、哈师院、哈一机、哈三中等一些大单位的许多人都参与进来，连省革委会副主任范正美（起初他是省革委会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委派宋任穷做他的工作，逼迫他把主任一职让给了潘复生）也参加了，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人们把这股势力称为炮轰派（以下简称炮派）。另一股相对立的势力就是“捍卫东北的新曙光联合总指挥部”，人称捍卫派（以下简称捍派）。由于有省军区等专政机关的有力支持，哈工大的捍卫派人数也逐渐多了起来总体上炮派稍多一些。

本来我是可以一直当逍遥派的，因为我没有参加所谓的“131反革命事件。”开始我也的确是那么做的。但是经不住炮派同学的游说：“江青同志说了，站队正确还是错误只是认识问题，参加不参加运动就是立场问题了。你这样逍遥下去，运动结束以后怎样给你作结论呢？”一个名叫李素春的女同学还画了一幅大漫画树立在电机楼大厅里，画上一头驴子站在两捆草中间，配上的文字说明是：一头驴子一忽儿想吃左边的草，一忽儿又想吃右边的草，它摇摆不定不作选择，最后竟饿死了，以此劝导人们快快参加运动。公安局抓人打人在我心理上造成的阴影也对我起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我就随了炮派活动。

炮派最大的理由是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有问题。一是历史上可能是叛徒，二是毛主席讲过“潘复生是地方右派”那样的话。所以他不是好人。（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的：1958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说：“萧克是军队右派，潘复生是地方右派。”毛主席讲这话时潘复生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没多久就把他撤了，改由吴芝圃任省委第一书记）。炮派甚至在北京京西宾馆前面的大路上大书几个字：“最高指示：潘复生是地方右派。”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此时把他老人家的话搬出来却什么作用也没有。这年秋季，炮轰运动失败。虽然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派搞联合，但实际上炮派不仅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且还受到清算。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当时中央文革不让我们打倒潘复生是有其道理的。因为一旦把一个省革委打倒，开了这个先例，那么全国各地就会群起仿效，革委会就会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为了保护好费尽心机创造的出来“新生事物”，只好让我们炮派委屈了。在我们毕业分配后不久，没有学生再闹事了，据说上头就悄悄地把潘复生撤了。这是后话。

清理阶级队伍，捍派同学基本上都为搞黑帮专案东奔西跑，忙得不亦乐乎，没时间来看管他们。班里捍派同学认为我在炮派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夏季武斗时我又逃到北京去躲避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还作了检查，于是就派我去民兵排看管黑帮。

我们电机系的黑帮关押在电机楼的地下室。当然，我们也住地下室轮流值班。前前后后大约有40多个黑帮在此关押过。这些黑帮大致有这样几类：一，走资派；二，有历史问题的人；三，有现行问题的人；四，炮派骨干分子。下面就各类黑帮择要介绍一下。

先说走资派。系里共有五个领导，四个关押在民兵排。只有一个站在捍派立场的系副主任没有进来。

总支书记战汝树，男，老哈工大附中的学生。东北新政权成立后，他参加了土改运动，后来成为哈工大的干部。他在运动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所以他既不是炮派也不是捍派。据说他在反右运动中狠捞了一把政治资本。这次，他不仅成了走资派，而且还沾上了特务嫌疑。据说，日伪统治时期有许多哈工大的学生被日伪政权招去当了特务。战汝树是日伪时期哈工大附中的学生，完全有可能被日伪政府发展成特务然后又潜伏下来。于是有一天，专案组一位姓庞的同学叫我和他一起去哈尔滨市公安局查旧档案（庞同学是中共党员，查档案至少要一名党员才行，这条规定即使文革时期也没有破除），寻找战汝树的特务线索。因为战汝树当年只是一介中学生，档案里根本就没有他的任何资料。最后他的潜伏特务无法落实。

系总支副书记蔡桂芬，女，曾参加志愿军任文工团员。她本人历史清白，家庭出身无问题，她的“问题”就是因为站在炮派一边。我对她极为同情，我和她本来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如今她成了黑帮，我这“战友”成了看管她的牢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次，我押着她去专案组接受审问，路上，我很想安慰她几句，但终究胆小，没敢开口。

系副主任王耀臣，男，他也是站在炮派一边的。他的俄语很棒，在苏联留学时期担任过中国留苏学生会主席。回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国妇女访苏代表团和中国政府访苏代表团的俄语翻译。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团长正是刘少奇。于是就说他是苏修特务并把他往刘少奇线上扯。1984年大力提倡四化时，我从报纸上看到，他以哈工大科研处处长的身份当选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

有历史问题的人举两例：

竺培训，男，浙江省嘉兴人，矮矮墩墩的个子。他家有一个纺织厂。50年代初东北人民政府到南方来大肆招揽人材，他报名来到东北，任哈工大电机专业教授，电机教研室副主任（没有主任）。是我国电机界的权威学者之一。据他讲，公私合营后他把分得的红利全部捐给抗美援朝买飞机了。他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反动资本家之外，还有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据他“交待”，这顶帽子是这样得来的：哈工大电机教研室最早开展双水内冷发电机研究，但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这项工作后来由浙江大学完成。为此，系里派竺培训带几个人去浙江大学取经。回来后系里让他在教研室向老师们介绍取经情况。当时在场的苏联专家听了后建议说能不能给他一份材料，竺培训不敢作主，把这一情况向某系副主任反映（就是后来站在捍派一边的那位副主任），得到同意后，竺培训就整理了一份材料交给那位专家。不久专家就回国了。没料到的是，在我国向全世界宣布试制成功双水内冷发电机不久，苏联也宣布试制成功双水内冷发电机。显然，这不是巧合，而是我国泄密了。批准把资料交给苏联专家的那位领导由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躲过一劫，罪责全部落到竺培训头上。专案组拼命施压，要他交待是如何里通外国的。他不承认，于是就从郊区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弄来压他，妻子跟他闹离婚，又让他的女儿跟他断绝父女关系。他受此打击，精神彻底崩溃。一天早晨，一位矮个子女民兵押着他去地面上倒垃圾。当他们上到地面时，他丢下垃圾篓，沿着旋转楼梯就往上跑，跑到三楼，他纵身一跳。

我在民兵排里精神上总处在受煎熬状态，时间一长，弄成了失眠。这天，我彻夜未眠。天蒙蒙亮时忽听得女民兵惊慌地喊叫，我赶紧爬起来穿上衣服，来不及穿袜子戴帽子就跑上去。看见竺培训俯卧在一楼水泥地面上，双手张开，脑袋傍边一滩血。我顾不上寒冷就往校医院跑。跑到医院敲开门，值班女医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人。有一次，我因为扁桃体发炎就医，女医生给我喷雾治疗，当时的喷雾不象现在这样先进，是用喷雾器直直地往嗓子里喷射药液。我受不了，哇的一下吐了出来。女医生在我正面操作，那些脏东西吐她一身。我难为情极了。女医生却宽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此时，我好象看到了救星，急急地向她报告说有一个人跳楼了，请她去看一下。她问是黑帮吧，我说是的，她的脸登时沉了下来。返身进了房间，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同一位男医生来到现场。一检查，已经没救了。话说回来，即使女医生动作麻利地来到现场，也不可能挽救竺培训的生命。我这里只是忠实地记录下当时的情况罢了。

另一位有历史问题的人姓胡（恕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又黑又瘦又矮小，是电器专业的教师。胡老师有一个很不一般的家庭。据他“交待，”他的父亲叫胡静筠（电视剧《潘汉年》中此人名叫胡静波，不知哪个准确），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他后来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日伪时期，他又成为日伪特务。光复后，他又重新成为国民党特务。但他当特务时曾经帮助过共产党。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协助潘汉年把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安全地送出日伪统治区回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向共产党提供情报。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帆把他和一批旧时期的公安人员留用。胡老师的母亲叫赵尚云，是抗日名将赵尚志的亲妹妹。电视剧《潘汉年》中有她的一些正面镜头。据胡老师“交待”，他的母亲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机要秘书。至于后来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估计未能成正果。胡老师是保送进哈工大的，读书期间享受高干子弟待遇。1955年潘汉年—杨帆事件出来后，他的高干子弟待遇被取消，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毕业后不便分配，只得留校任教，公安局把他作为内控人员使用。

专案组把他作为一条大鱼来抓，逼迫他交待参加特务的经过。他“交待”说，我确实没有参加特务组织，只是在读中学时，在苏州的家里，父亲让我帮助他做实验。父亲让我手握一个东西贴在耳朵上，他自己拿一个东西放在嘴巴上，站在远远的地方喊：“听到没有？”试验很多次以后，我终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就回答说：“听到了。”胡老师写道：“这大概就是特务父亲在搞电台试验吧。我无意中参与了特务活动，罪该万死。”专案组不满意这样的交待，就去秦城监狱提审他的父亲，但监狱方面说，没有周总理的条子谁也不准提审胡静筠。专案组不死心，就去周总理那儿弄条子，当然是空手而归。

民兵排一个同学告诉我说，他曾经到胡老师家里抄家。胡家只住一间平房，没有暖气，没有单独的厨房。房间里摆了一张大床，床底下塞满了书。胡老师未婚，母亲赵尚云与他一起生活，母子俩就睡这张大床。那位同学说，赵尚云白白胖胖，不显老，言下之意是：风韵犹存。

接下来说说现行的：

麻晓岚，女，63级学生。她是因“联动”思潮被揪出来的。她曾经说过，陈伯达要人家的孩子去冲冲杀杀造反，把自己的孩子关起来不让出去，结果人家的孩子犯了错误，他又要把人家的孩子抓起来。后来她又主动交待说：“一天夜里做梦，梦见自己在沈阳看见一幅毛主席像掉进井里，有人喊，赶快捞起来，我说，我才不捞呢。”她这一交待又给自己添加上了一项新罪行。麻晓岚“交待”，她的父亲麻志胜是装甲兵学院党委书记，装甲部队党委委员。因为她是高干子女，又总是跟高干子弟搞在一起，所以具有“联动”思潮。班上的同学她只看得起一个大连籍的男生。我私下估计，她可能是高傲，目中无人，被班上同学抓住把柄，然后使劲整。当时的哈工大是一个工农子弟占绝对多数的地方。

麻晓岚的父亲曾经给她来过两封信。黑帮来信都要经过民兵排的人看过，认为没有问题了才会交到他们手里。她父亲的信上无非是讲自己参加了游行，很兴奋之类的话。但麻晓岚一封也没有回，她不敢把自己落魄的处境告诉家里。

周本虎，男，64级学生。他有一个名叫陈明颖的63级女同乡，他们来往比较频繁。文革初期，陈明颖班上的同学不知为什么要搜查她的东西。她就把自己的东西悄悄地转移到周本虎那儿，班上同学得知消息就去周本虎那儿搜查。搜查中他们发现周本虎的一本笔记本上写着这样几个字：“伴君如伴虎。”这下不不得了了，周本虎以恶攻罪被揪了出来。其实这句话是古人说的，周本虎只是抄录一下而已。当然，他把它抄在笔记本上估计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1970年毕业的时侯，掌握分配大权的工宣队把他分配在湖北一家军工企业，与我同一个厂子。可见，在工宣队眼里，周本虎的政审是合格的。后来，他和陈明颖结了婚。还把分配在地方工作的陈明颖调到我们厂里来。

最有意思的是系清查办主任。他是一位中年教师，坚定的捍派，所以才把清查办这样重要的岗位交到他手上。他经常来地下室给黑帮训话。一天上午，他又到地下室给黑帮训了一通话。下午，系里头头脑脑开会，该主任一边听会一边用钢笔在一张报纸上写写画画。会后，有人发现他涂鸦的那张报纸的反面有一幅毛主席像，他的笔画就落在毛主席像的背面，印过来主席像上就有一条条的痕迹。这一下，得！丢了清查办主任不算，还戴上了现行的帽子。考虑到他是坚定的左派，没有把他放到地下室与黑帮为伍，而是交由群众专政。

被关押的炮派头头有前面提到的李素春，还有冯宝义等，这里就不赘述了。

下面说说民兵排的情况。

民兵排由各班抽来的人员组成，共有男女18人。其中排长1人，副长2人，炮派的人略多于捍派。排长是63级的，任职一段时间就毕业走了，我现在连他的姓名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件事，有一天，我奉命骑着从王耀臣家里缴来的自行车去道里办事，那车子是王耀臣从苏联带回来的脚闸式。我是南方人，没有使用过脚闸式自行车。当骑到道里齐虹桥一过的那段长长的下坡路时，我不知道如何刹车，车子越走越快，疯狂地冲了下去。我跌了个稀里哗啦，自行车摔坏了。幸好是冬天，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身体零件才免于散架。回来后我惴惴不安地向排长报告这一不幸事件。排长问：“你受伤没有？”我说：“没有。”排长爽快地说：“车子摔坏没关系，只要人没受伤就好。”我这才把心放下来。排长想跟王副排长谈恋爱，但没有成功。毕业后他还回来几次看望她。

排长走后没有再设置排长，由王副排长主持工作。王副排长是位有着古代仕女般容貌的漂亮女生，她性格温和，有涵养。就我所见，她没有打过黑帮。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处在她那样的位子，能够做到这点难能可贵。而另一位姓龚的副排长就是一个相反的角色了。跟着他逞凶的有两男一女。可悲的是，他们三人都是炮派的人。可见反戈一击更厉害更要命。其中有一个女生，她是中共预备党员，文革来了，预备党员一律停止转正。她害怕会取消她的预备党员资格，于是就起劲地表现自己，将功赎罪。那两个男生的行为就只能用不可理喻来解释了。有的黑帮被逼迫得受不了就自杀。除了前面提到的竺培训，还有一个姓常的女系副主任也自杀过。为了防止他们自杀，每天晚上集体背诵完最高指示临睡觉的时侯，要他们把腰上的皮带以及钢笔、刮胡子刀片等都一律放到走廊上。龚副排长和王副排长两人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不过幸好是王副排长主持工作，否则的话，黑帮们有更大的苦吃了。

我们专业65级两个班各来了一个人，除我之外，另一个班来的人名叫吴玉琢。我们俩人性格相似，寡言少语，都是炮派，都没打过黑邦，也看不惯别人打人。我们内心都很苦闷。我们常常在一起值班。他的字写得好，画也画得不错，是个人才。毕业后他分配在抚顺。不久有人传来消息，说他自杀了，我听了痛惜不已。他选择自杀，是否跟民兵排的那段经历有关呢？不得而知。我想，如果再这样下去，连我自己如何下场都难说。因为我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了。

1968年春，被关押了半年多的黑帮全部释放。民兵排也随之解散。当初说得遍地是特务，弄到后来，一个特务也没抓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