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尼布尔

吴晗 汪峰

（上海师范大学 世界史 上海 200234）

“近代史学中第一个有权威的人物是尼布尔；他把处于从属地位的史学提高为一门尊严的独立科学；他的崇高人格后来成为一代伟大历史家的典范或鼓舞力量。”这是古奇在《尼布尔》这一章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对尼布尔的学术和人格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尼布尔最大的成就是证明德国新人文主义史学的工作，可以将古希腊、罗马遗留下来的文献和文物作为研究对象，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原始资料进行敏锐的批判，并利用合理的想象力重构、结合。尼布尔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深刻地影响了随后的历史发展，蒙森、兰克、萨维尼等人皆以尼布尔为治学榜样。蒙森颂扬“能够担当得起历史学家这个头衔的人全都是尼布尔的学生”。学者们公认尼布尔是史学的先锋，将他树立为新德国国家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唤起了耶拿战败后废墟中的德国，指引德国在政治和文化战线上战胜法国的欧洲霸权和启蒙运动。

威廉·冯·洪堡评价尼布尔是“学者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学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首先就有必要了解尼布尔所生存的时代。1806年8月，神圣罗马帝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德意志被拿破仑划分为四个部分即普鲁士、奥地利，“莱茵同盟”以及莱茵河左岸被法国占领的地区。同年10月耶拿战役中,普军全线溃败,法军占领柏林。根据1807年7月的《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人口减少一半多，军队被裁减到4万，对法赔款未付清之前领土由法军驻扎。拿破仑在法占区排斥德意志文化，推行法语，残酷地镇压宣传爱国思想的德意志人。拿破仑宣称“普鲁士已经完蛋了，它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但是出乎拿破仑意料之外的是普鲁士却因此获得一次重生的机会。普鲁士位于德意志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南部各邦在文化上依然是一个未开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在19世纪前普鲁士还是分裂德意志最大的一股力量。普鲁士所培养起来的学者、艺术家、文化名人不多，但随着拿破仑铁蹄的东进，全德各邦的大批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军事家蜂拥普鲁士。伟大的德国学术复兴开始于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说“国家必须用学术力量补偿在物质力量上收到的损失”。柏林一下子成为了德意志文化的中心，成为民族统一的象征和希望。

时代是特殊的，尼布尔也是独一无二的。尼布尔的父亲是大旅行家卡斯顿·尼布尔（1733-1815），从小就由其父亲传授地理、历史、英文、法文、拉丁文和数学等多门知识。尼布尔在18岁时就已经懂得18种欧洲语言，此外还有希伯来、波斯和阿拉伯等语。他还曾写到“我想，我还必须学习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全部历史知识，精通德语和法语；尽量学些罗马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欧洲各国宪法以及古迹的深入研究等等。”尼布尔以其学识之渊博而为时人所敬仰。大学毕业后，尼布尔任职于丹麦政府，参与丹麦的财政和商业政策。在拿破仑肢解神圣罗马帝国之时，强烈的爱国心驱使尼布尔于1806年前往柏林担任财政顾问，致力于复兴普鲁士的财政。1810年在朋友的劝说下尼布尔进入柏林大学授课，此时他既不是一名历史学家也不是任何领域的专业学者，那么作为一名政府工作者要在大学的课堂上讲授什么呢？

尼布尔主张通过学习历史使“让青年一代生气勃勃，使他们能够肩负起德意志的重任，并为他们提供古代的光荣榜样”。于是尼布尔选中了罗马。“罗马展现给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它起源时小得像一颗谷粒那样，但是起初极少的人口迅速地增长，将它的特征传递给成千上万的人，并且成为太阳升起到落下所有国家的统治者。整个西欧采用了罗马的语言，它的居民称自己为‘罗马人’。罗马的法律和制度是如此的强大、持久，即使在今天它们任然影响着我们。这种发展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这颗明星之前，所有的国家都褪色、消失了。”“古代罗马是一面遥远的镜子，可以适用于他自己的祖国，陷于困境和内部重组时期的普鲁士”。尼布尔多年的政府工作经验使他能够以过去历史学家不一样的角度来研究罗马史，他想要借此回答的是18世纪一个最基本的政治问题：国家如何建立起自由、稳定、高效的政治。作为罗马共和国的崇拜者和一名爱国者，尼布尔甚至将普鲁士视为一个现代的罗马，并为德意志的统一事业而呐喊。那么该如何切入罗马史这一话题呢？

在尼布尔的时代，德国思想家们历史研究有这样一个假设：社会发展的自发性结构构建了历史可能性的总体框架，它产生了每一个发展阶段里类似的但并不相同的精神状态，因此对比分析的推理是一个基本的研究工具，客观的气候、地理和政治经济结构会将这种精神指引向某一方向发展，并且在民族诗歌里也展现出人们规范或非规范性的特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或相互对立决定了民族独特的成就。尼布尔同样将这种对比分析的方法引入了罗马史研究，他将文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完全的诗歌时期，诗歌表达一种神话和宗教的世界观；神话历史时期，在历史想象曲解的基础上，出现了神话和历史界限模糊的诗歌；历史时期，诗歌记录了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尼布尔研究罗马诗歌的传说，并且用其解释古老罗马的历史。尼布尔认为语言反映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经历，词语、想象、隐喻，即使是语言的结构也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环境。语言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宝库，学者可以通过语言去了解特定民族的发展。尼布尔确信在古罗马的诗歌中流传下了古罗马的历史，他的工作就是以严谨的态度、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行政经验在这活生生的历史里去粗存精，在虚构里提炼出真实的东西，将古老的历史以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现出来。他说；“我就像解剖家解剖尸体那样解剖文字；我设法把远古化石从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异物中分离出来。”通过这些工作尼布尔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尼布尔首先使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以现代的历史视角来研究古代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他的分析也是对现实政治的思考——后拿破仑时代德国和法国的社会问题。早期罗马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导致了长久的政治斗争，而尼布尔最终揭开了罗马土地改革的真实面貌，罗马共和国时期土地改革的目标不在于重新分配私人的土地，而仅仅关注处理和使用公共土地的方式。

这是尼布尔对于古老光辉历史的思考，那么作为一个政治家，尼布尔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尼布尔对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充满了畏惧，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下层民众的竭斯底里，各种力量阵营的殊死搏斗，这是颂扬理性却理性缺失的社会恐怖。人们的热情、自由受到压抑，人性被扭曲、肢解，因此浪漫主义的思潮呼之而出，人们开始怀念过去，探索民族未来，思考自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法国如何统治这个世界。这不是我们应该看到的结局，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是理智的堕落，是精神、自由、自由情操的灭绝，邪恶、纵欲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政治家）看着他（拿破仑）从一个胜利迈向另一个胜利，轻轻一击便可屈服欧洲最有声望的王国，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附庸于他的旗帜之下，即使通过外交手段也能比剑更能扩张他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也同样恐惧）的是在所有事件光辉的外表之下，或早或晚，一些因素不可避免会约束征服的浪潮，不可抵挡的狂热会将法国击退。他们也没有看见拿破仑的战争会彻底地耗尽人口、商业和农业。这些战争必须马上结束”。“我是一个根本上的反革命者，我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思想……他们思考如此肤浅，即使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幻想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必须思考，我们要远离罪恶，而不是打开地狱之门……我知道贵族思想会使我们误入歧途，但是在混乱中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都被剥夺，我有权利愤怒。”“唯一的解决方法是谨慎、美德和爱，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我们才能真正的达到目标，也能更好、更正直、更满意。”尼布尔热爱自由，他激烈地反对狂热的社会政治变革，他不相信在公共道德缺失、堕落的情况下制度能够保障自由，当人们没有敬意和谨慎时，自由是不可能的，突然爆发的民主只会毁灭旧的秩序，而虚幻的民主却又不能承当起社会的责任。

不要革命那么怎么办？尼布尔关注普鲁士的农奴解放问题，他支持农奴的解放，但他警告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内在的危险：打破中世纪式的庄园经济，将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农民暴露向了土地的自由市场，他们如何生存？尼布尔意识到了贵族和农民的尖锐对立，但他是保守的，他不希望消灭贵族制度，他希望贵族制度能够自我完善、拯救。但是结果是令尼布尔绝望的。“特别是在德国，我确信我们迅速向野蛮堕落，甚至还不如法国。我们有被毁灭的威胁，就如两百年前那样（三十年战争），我很遗憾地说，我很清楚故事的结果将会是这样，全世界毁灭了，专制得到崇拜……我们认为一个有多等级的贵族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在没有一个尚过得去的贵族制度存在，他们陷入幻象，以为所有致命的敌人都消失了……只有政府认识到统治的使命时，被统治者才会服从……由于现在畸形的统治思想，导致了完全糟透了的革命，这只会带来罪恶”。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尼布尔对时局深深的忧虑，他从来不放弃自己和谐世界的思想，努力想把人们从非理性罗曼蒂克的迷雾里拉出来，但他的悲观随着时间不停地累积。1830年欧洲再次响起革命隆隆的炮声，五十五岁的尼布尔带着对人类深切的爱，对自由真诚的渴望，对历史无限的崇敬，对现实无法自拔的悲哀，于1831年1月1日离开了人间。尼采总结尼布尔时说“the historian begins by looking backward and ends by living backward”。

[1][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Gordon A.Craig,“Barthold Georg Niebuhr als Politiker und Historiker:Zeitgeschen und Zeitgeist in de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5,No.1(Oct.,1969)

[4]The Life and Lettersof Barthold George Niebuhr.With Essayson his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by the Chevalier Bunsen,etc.etc.2 vols.8vo.London:1852,Edinburgh Review,(1852:July)

[5]Renate Bridenthal,“Was There a Roman Homer?Niebuhr's Thesis and Its Critics”,History and Theory,Vol.11,No.2(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