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对东北抗日救亡活动的暗中支持

高晓华

（黑龙江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7）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可是东北沦陷后，张学良眼看生养自己的土地沦亡于日军铁蹄之下，乡亲们惨遭涂炭，深感切肤之痛。外界舆论的严厉谴责，也使他的负罪之感更加深切。为此张学良时刻希望着以举国之力，对日宣战，收复东北失地。可蒋介石集团顽固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不容许东北军与日军“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对揭竿而起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不仅表示同情，而且也极力予以支持。但他又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对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

一、任用抗日将领主持东三省政府工作

沈阳、长春等地沦陷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军事占领范围的逐步扩大，东北各地政权和军队发生了激烈分化。一些早与日本侵略者有勾结的汉奸亲日派，如熙洽、张景惠、臧式毅、张海鹏、于芷山等，相继投敌叛国，属下军队也有相当部分随主官附逆；一些爱国的官员和将领，则联络同志共兴抗日救亡之举，后来相继投入义勇军抗战的洪流之中；还有很多人处于观望之中。与此同时，日本侵略当局也大肆网络汉奸，拼凑傀儡政权，力图尽快在东北实行其全面的殖民主义统治。1931年9月下旬，辽宁、吉林两省政府已经瓦解，黑龙江省政府也处于瘫态。面对这种形势，受不抵抗政策命令束缚的张学良冲破了各种障碍，以东北当局最高负责人的名义重新调整各地军政大员，他煞费苦心地任用了主张抗日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主持东三省政府工作，为以后抗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9月23 日，张学良通电宣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已不能行使职权，兹有锦州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荣臻代理参谋长、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委托警务处长黄显声代为主持两署的日常工作。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黄显声于10月组织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在辽西一带警戒。在锦州保卫战中，黄显声领导义勇军英勇奋战，给日军很大打击。

1931年11 月12 日，按照张学良电令，吉林省政府在宾县设立。诚允代理省政府主席，诚允按张学良的电令整饬一切。他励精图治，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使全省41个县中的28个县，摆脱了熙洽的伪吉林省政府的控制，为组织吉林省民众的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9 月下旬，日军准备利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充当走狗夺取黑龙江。张学良得到这一情报立即派人带着他的急电，前去劝张海鹏“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利用，致贻后世之机”。但张逆不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并利用日军提供的资金和武器，极力扩充其队伍，准备进犯黑龙江。为了稳住洮南局势，最后争取一下张海鹏，张学良于10月上旬任命张海鹏为蒙边督办。但张海鹏在关东军威胁利诱下，还是决定投降日寇，动员军队，准备大举进犯黑龙江。为此，张学良任命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又电令马占山，除原驻黑省军队统归其指挥外，所有驻哈尔滨之吉林省军队及洮索路各军、东北屯垦军及前由邹作华统帅之炮兵，均归马占山统一指挥。这样，黑龙江省驻军3万余人大部分被张学良调到前线抵抗日伪军进犯。10月24日，张学良又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费用。在张学良的精心部署和大力支持下，马占山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

二、暗中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支援战斗在抗日前线的部队，东北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抗日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就是其中较大的一个，张学良对救国会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1931年9 月，王化一等人到北平协和医院与张学良研究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张学良答应一定暗中给予保护和支持。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那天，张学良命令北平市公安局派出许多便衣警察在会场外警戒，保证了大会顺利进行。抗日救国会组织学生和群众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全面抗战，张学良即通知北平警察局出动警察沿街保护。张学良发给救国会常委每人一支手枪自卫，并拨武器弹药，还为救国会配备了警卫班。

当时救国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大多数没有固定收入，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张学良决定成立一个“东北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车向忱、王卓然等救国会领导人为委员，每月发给他们生活费。对其他在救国会工作的人员也以各种名目发给生活费，多则每月一二百元，少则几十元。

在救国会活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张学良支持和批准，由边业银行经理韦梦令出面，在北平市发行了爱国奖券，每次张学良都带头认购，在他的影响下，东北军政人员、各界爱国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都积极认购，仅此一项，每月即可解决经费2万余元。

为了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1931年11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请愿团，齐集北平东车站，准备赴南京请愿。南京方面听到消息，打电话令张学良劝阻，张学良只是表面上去应付了一下。后来北京辅仁大学等9校2000余名学生准备赴南京情愿，由于铁路方面执行了蒋介石的“宁可停车，不许通行”的命令，学生与铁路方面发生了争执。张学良“乃转知北宁路局为学生挂车”。使“两千学生遂由平南下”。他对学生表示：“国难当前，诸位激于义愤，种种爱国举动，昭著世界，非惟学良衷心钦佩，全国青年亦必闻风兴起。”

东北各地义勇军刚兴起时，良莠不齐，缺乏统一领导，救国会派遣大批优秀干部潜出关外，筹建、指导和协调分散于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以及策动伪军反正。因为张学良是东北军政界最高领导人，各方面都很尊重他，听从他的指挥，所以救国会派出的人员，大多拿着张学良亲笔“手谕”，并加盖公章和私章。当时黄宇宙就拿着张学良的“手谕”三次秘密出关，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车向忱、宋黎等也携带过张学良的“密令”和抗日救国会的慰问信，到吉林、黑龙江及辽宁一带组织和联络各地义勇军。车向忱穿林海、过草地，千里迢迢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在苇河会见了邢占清，在珠河会见了李杜，又到黑河会见了马占山，向他们转交了“密令”和慰问信。他们为张学良和救国会的热情关怀以及车向忱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的抗日精神所感动，表示“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服”。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1931年9月成立到1933年8月在国民党的摧残下解散，这期间进行了多方面的抗日活动，对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这同张学良的暗中支持是分不开的。

三、秘密组织义勇军抗日

张学良除利用救国会名义建立和支持义勇军外，还亲自出面组织义勇军。“九一八”事变不久，张学良在北平邀见曾任东北军事委员会的少将高文彬，任命其为蒙边宣抚专员。1931年末，高改编包善一、韩色旺等蒙古军队，同时收编一些绿林武装，组成义勇军第五军团。1932年春，高部义勇军在开鲁县的一次阻击战中，曾消灭蒙奸甘珠尔扎布组织的伪蒙古自治军500余人，击毙该伪军顾问日人松井大佐。

为了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武装斗争，张学良通过救国会多次向义勇军提供武器弹药，被服等军需物品。1932年10月，辽宁义勇军副总指挥李纯华等来到北平，张学良设法拨给他一批军械物资，其中有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弹药、电台、被服等。李纯华从海路把这批物资运到辽东枣儿沟，随后用大车运往岫岩山区根据地。李纯华还拨一部分弹药送给转战于辽东三角地一带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从而增加了辽东抗日武装力量。

同年2月至10月末，救国会还把张学良拨来的大批武器弹药发给各地义勇军，其中10月末转送冯占海部数量较多。这不仅使抗日义勇军物资得到补充，同时在精神上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为了解义勇军情况和指导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从1932年2月至年末，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分批接见义勇军领导及代表几十人。为了便于保密，接见往往都安排在深夜，例如1932年2月25日晚9点以后，张学良一次就接见了义勇军司令钱宝昌、郑桂林、于明甲、陈勃然、张一吼、徐柏林、艾中华、赵大中等8人。每次接见张学良除了鼓励外，还批给一部分现款、衣物、武器弹药等。

黄显声部义勇军镇压汉奸凌印清后，张学良除发现洋5万元奖励有功人员之外，还在北平德国饭店亲自召见擒凌的义勇军第一路军司令项青山，并以所带之怀表相赠，以资鼓励。张学良之堂弟张学成因叛国伏诛后，张学良奖励参加平叛有功人员现洋5万元，并盛赞平叛将领熊飞“又正义、又公平”，而赐名“正平”。此后熊飞改名为熊正平。

由于张学良运筹帷幄，抗日救国会密切配合，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数量最多时发展到几十万人，使日本侵略者到处遭到打击，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为了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唤起全民族一致起来抗日，由张学良提供经费，救国会办起了《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后改为日报）和《东北通讯》。这些刊物专登东北敌伪活动和义勇军抗战消息，激励军民的抗敌斗志。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抗日问题上的处境，连有些日本人也以为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除非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开决裂，否则就必须按照不抵抗的命令作节节退让。但是，尽管如此，张学良在顾全“大局”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持抗日的工作，实行了“不抵抗”中的暗中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