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地方感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探讨

赵东平

目的地居民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力军，居民地方感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笔者在广东省江门市各个乡村进行旅游调研时发现，目前乡村居民存在对乡村认同感降低、地方依赖性减弱的现象。通过对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地位进行全面定义，提出重塑乡村地方性、培养乡村居民地方情感依恋、强化乡村居民地方功能依赖等措施，探讨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

20世纪70年代，人本主义地理学者段义孚在其代表作Pace and Place：The Perspectives of Experience（《空间与地方》）中，将感觉（Sense）引入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研究中，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地方研范式，地方感（Sense of Place）即成为人文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

国内地方感理论研究始于21世纪初，地方感体现的是人在情感上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深切的连结，是一种经过文化与社会特征改造的特殊的人地关系。从产生的过程看，地方感是人与地方不断互动的产物，是人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主要包括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2个维度，其核心内涵体现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并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中。

以旅游地居民为对象的地方感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初研究内容停留在对居民人地情感连结研究，认为居民地方感是给人一种“家”的感觉，将地方感认为是一种故土情结或家园依恋。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发现，居民与旅游地的这种情感联结会影响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21世纪初，学者利用这种情感连结解决旅游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如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冲突问题。之后对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的研究涌现大量成果，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内容更加细致，如环境保护、旅游参与度、旅游支持度、旅游管理规划等。综上可知，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理论可以从旅游地居民与旅游地的情感联结方面解决旅游发展产生的问题，促使旅游业持续发展。

一、目的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地位

目的地居民是乡村的主人，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主力军，他们或直接作为旅游产品的经营者和旅游服务的提供者，或间接参与旅游经济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利益的主要相关者。目的地居民还是当地乡村文化最活跃的因素、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当地旅游资源的质量和品质，影响旅游者的旅游体验和价值感知。

（一）乡村文化最为活跃的载体

从人地关系角度来看，“人”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主导因素，人类用智慧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创造着文化，推动着人类进步，最和谐的人地关系与最珍贵的旅游资源是“人地合一”。

乡村文化是乡村居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造就的一种特殊而有吸引力的乡土与农耕文化，乡村居民与乡村文化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他们是乡村文化的特殊体现和最为活跃的载體，扮演着文化传承者、保护者和传播者的角色。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体现在居民的日常心理和行为中，也只有乡村居民融入，才能使乡村旅游地更加鲜活，具有动感和活力，才能使旅游地真实地体现当地的本来面貌，所以目的地居民也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

（二）旅游地形象的主要塑造者

旅游地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持有的感知、信念或印象的总和，它是一个认知构念，具有高度主观性的特征，它影响旅游地选择、旅游者行为和来自于假期旅游消费的满意度。

旅游地同时也是目的地居民的生活场所，他们以自己的生活状态营造着乡村旅游的资源景观，居民的精神面貌、风俗习惯，反映出旅游地的文化水准和文明程度，因此，目的地的居民既是旅游者了解和认识乡村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状况的第一窗口，又是旅游者直接的交流、观赏对象，特别是随着泛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人都是旅游环境，当地居民是直接影响目的地旅游形象的关键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文明程度、对外来游客的态度等，都成为旅游者对旅游地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因而，目的地居民的形象是旅游地形象的主要塑造者。

（三）乡村旅游产品硬件质量的保障

我国乡村旅游是以自下而上的内生式发展模式为主，内生式乡村旅游是以乡村意境为核心吸引物的一种自我主导的、农民广泛参与的旅游形式，这种旅游形式能够有效地解决农村衰弱问题，促进农村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

特别是由当地居民直接参与经营的农家乐是我们乡村旅游的初级形式，并在一定阶段主导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屋、看农家景”依然是当今都市人休闲的主要方式。而当地居民是旅游地经济和文化的主导者和掌握者，他们更能够挖掘资源、把握特色、提供更具有价值和吸引力的旅游服务产品。

（四）乡村旅游营销的主力军

主客交互行为是指作为东道主的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和作为旅游主体的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面对面进行接触时引起的各种行为现象与关系的总和。在正面培育和良性社会秩序的前提下，主客交互行为能够发挥积极的社会效应，可以促进文化传播交流、扩展人际关系，包括游客与东道主之间的友好示意、交互行为，甚至包括游客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与目的地居民之间维持的后续行为和关系。

随着旅游方式从游览观光向深度体验过渡，乡村成为逃避都市生活的最佳度假胜地，游客与乡村居民的交互也从商业性接触、日常短暂接触，进入近距离、长时间、深度交流阶段，特别是不带任何商业动机的日常性交互时，乡村居民展现的是最本真的乡土地方文化，游客获得的是最真实的地方体验、最可靠的民间信息来源。乡村居民在不知不觉中担当起目的地营销的“天赋”义务，他们对游客热心、热情、友好的服务或帮助，都会赢得游客的赞誉、信任和对目的地的良好口碑，或者通过自己的行为、作品和服务，展现和传播旅游目的地的文化、景观、物产和风情，真正实现对目的地的直接营销。

二、基于居民地方感理论的乡村旅游发展路径

乡村旅游在国内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起源于政府的乡村脱贫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优化乡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乡村居民就业等意义重大。然而，当笔者在广东省江门市各个乡村进行旅游调研时发现，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当地居民与乡村的情感关系有淡化的倾向，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所降低，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提升居民地方感，探索乡村旅游发展的有效路径。endprint

（一）重建乡村物质空间，重塑乡村地方性

随着旅游的发展与城市化的推进，乡村的地方性逐渐淡化，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与经营趋于同质化，部分城市居民的乡村记忆正在被抹去，而新一代乡村居民所感知的乡村印象缺乏地方性与特色，因此，重塑乡村地方性、重建当地居民地方身份迫在眉睫。

地方感是由地方产生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而地方感培育的基础和前提是“地方性”，乡村的地方性首先体现在其物质空间，如乡村的田野、道路、景观、建筑、人等。我们可以通过记忆和想象重建“地方感”，依据乡村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历史印痕，恢复乡村原貌进行场景再造，重构地方特色；通过重建物质化的乡村地方标志，强化地方感要素，或是一棵树、一口井、一座塔……这些看似普通的景观不仅为人们提供庇护和资源，也承载着人们的思想和记忆，由于曾经发生的独特事件和历史，赋予其独有的地方性，因此它饱含意义和价值，能够强化居民的乡村认同，唤醒城市游客的地方记忆。

（二）还民“权”与“利”，增强乡村居民地方依赖

地方依赖是地方感很重要的一个构成纬度，特别是功能性依赖。地方内部以及外部的权力关系会影响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的建构形式。地方内部存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与权力关系，而权力以多样化的形式通过社会关系的作用扩散渗透，不断影响与重构基于地方的身份认同。著名旅游社会影响分析专家Murphy指出，社区居民参与至少应体现在决策过程和旅游开发受益两方面，然而在目前的旅游开发中，居民的权利并未得到体现。长期以来，乡村居民在旅游发展中的“权”“利”不到保障，其参与的积极性受损，纷纷选择逃离居住地，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几近消失。

因此，政府应鼓励乡村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包括参与乡村旅游市场调研、乡村旅游产品营销、旅游服务监督、旅游资源环境保护、相关旅游知识的宣传教育等，培养乡村居民参与决策的能力，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责任感、自豪感与认同感；同时，政府还要大力扶持乡村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鼓励创办旅游企業，进行旅游开发，而旅游开发商也应优先使用乡村居民转让或出租的土地、房屋，优先录用乡村居民参与旅游服务，使乡村居民成为旅游业经济增长的受益者，参与利益分享，强化其地方性功能依赖。

（三）挖掘地方文化，强化乡村居民地方认同

从文化的角度看，乡村旅游是一种依赖于乡村资源并感受和体验乡村文化的旅游活动，其“聚焦点”就在于乡村区别于城市的文化特性和本真属性。而地方文化是乡村旅游产品特色的内涵表达，是乡村旅游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驱动力，同时也是塑造乡村地方感的核心，地方文化的融入可以增强乡村居民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地方文化是精神化的地方标志，通过地方文化的追溯和重构，展现乡村地方文化的深层内涵，进而使地方居民重塑自我、重建民族文化身份，培育居民地方感，解决乡村居民归属感和特异性较低的问题。如广东江门市的主要文化特色是“侨乡文化”，它是西方元素和中国传统的高度融合，其背后蕴含着丰富动人的华侨故事、激奋人心的华侨精神等特殊旅游资源，在乡村旅游产品设计和情景打造时融入侨乡文化，可以提升旅游资源品质、内涵和艺术价值，加强乡村旅游的文化传承，以乡情、乡音、追忆为纽带的产品塑造激发居民与游客的情感认同和忠诚度。

（四）培育地方情感，增进乡村居民地方依恋

乡村居民作为人的社会属性，需要一些赖以养育、支撑并感到亲切的地方，如家、亲属、邻居和社区。社区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同质性较强的人口基于自然意愿，以传统的血缘、地缘、文化等自然连接纽带而联结成的社会形式。滕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共同的文化意识和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社区成员的归属感是社区的灵魂，没有居民的认同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鼓励沟通与交流，建设和谐邻里关系，筑起亲密关系的纽带，营造精神依恋的氛围，增强乡村居民的信任感和幸福感，培育乡村居民的地方情感，增进其地方依恋。加强乡村治安管理，为居民提供安全平静的生活环境，增强居民安全感。如，在“创建平安广东，创造幸福生活”的政策引导下，江门市发起“创建平安江门，构建和谐社会”的活动，200多个社区成功创建为“广东省‘六好平安和谐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普遍较高。另外，鼓励居民参与集体活动，通过特定历史事件、风俗习惯、节庆活动等，培养居民场合感，强化共同的经历、记忆与情感，增强乡村居民凝聚力和地方依恋。

（作者单位：江门职业技术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