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刘志迎 朱清钰 龚磊

摘 要：二元创新战略是企业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而企業家是创新活动的核心推动者，如何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实现二元创新平衡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二元性视角，以2012—2021年沪深两市A股化学制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讨论了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均能够促进企业二元创新，但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更大；环境不确定性不仅强化了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二元创新平衡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强化了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可为企业从企业家精神的角度促进二元创新战略实施提供重要启示：第一，弘扬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尤其要重视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的发挥；第二，企业创新应“两条腿”走路，提高探索性创新活动占比；第三，积极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

关键词：企业家精神；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环境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037（2024）1-37-15

DOI：10.19345/j.cxkj.1671-0037.2024.1.4

0 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能力关乎国际竞争力，是大国之争的主阵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我国企业对创新的投入虽然逐年增多，但很难产出高质量的创新成果，创新能力依然薄弱。深究其内在原因，主要是中国企业长期依赖国际分工，习惯于通过仿制和模仿创新获取短期利润；过度的利用性创新导致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掌控权，面临“卡脖子”难题。已有研究表明，单一的探索性创新或利用性创新都会对企业造成消极影响，唯有开展二元创新，着力实现二者的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创新的驱动效应［1］。在此背景下，二元创新战略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之间往往存在资源竞争，如何使企业在做好利用性创新的基础上，增加对探索性创新活动的投入，进而实现二元创新平衡，是当前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企业家精神以创新精神为核心，在企业创新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书记着重肯定了企业家精神的价值，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对于市场活力的重要作用。2017年，国家出台相关意见，正式站在政策高度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在现实中，我国也已涌现出许多践行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企业家。例如，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放弃在国外奋斗多年累积的成就，回国带领团队用近10年时间研发出首个国产“靶向抗癌药”；宋志平在担任国药集团董事长期间，不断推动改革与创新，带动了整个行业的转型发展［2］。他们积极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使得企业的创新水平得到极大提升。在国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背景下，探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

在理论层面，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5］。但现有文献通常将创新视为同质的，更多地探讨企业家精神对整体创新绩效的影响；鲜有学者基于二元性视角对企业创新活动做出区分，更缺乏不同企业家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影响程度的比较研究。因此，关于二者的关系仍须进一步探究。此外，外部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全球经济动荡不定，企业所处环境愈发不稳定，企业创新决策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程度和方向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基于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将深入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二元创新战略实施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本文拓展了企业家精神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并将企业家精神分为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两类，探究了不同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对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影响程度的差异；同时，开发和构建了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指标体系，为企业家精神的测度提供了新思路。

1 文献综述

1.1 企业家精神与创新

由于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广泛而复杂，学术界尚未达成统一共识。但从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中可以发现，创新精神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一直以来都被置于重要位置。本研究借鉴Schumpeter［6］和Drucker［7］关于企业家精神的观点，将企业家精神视为企业家创新精神，并将其分为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两类。在以往研究中，企业家创新精神常被局限于技术性创新精神，即企业家开展科学、技术活动的倾向性，表现为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实际上，企业家的许多非研发行为（如整合资源、变革组织结构等）也体现了其创新精神。因为这些行为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资源保障。而微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测度方法可分为二手数据法和量表法两种。其中，关于量表法的研究已较为成熟，且以Miller和Friesen［8］为代表的从创新、冒险和先动三维度进行测度的方法占据多数，其在国内文献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反之，基于二手数据的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测度指标研究成果则较为零星，至今还未形成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体系。综上，基于二手数据测度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尚不成熟，且未有学者关注到不同类型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测度，因此有必要做进一步研究。

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创新的原动力［7］。目前，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创新绩效、商业模式创新、创新投入等方面。①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创新绩效。学者们普遍认同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Cheng和Tseng［9］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水平较高的企业家往往会取得较好的创新绩效。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分别基于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5，10］。②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表现为企业为保持核心竞争力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Bohnsack等［11］指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家个人特质有极大关系；王立夏等［12］将商业模式创新分为二元式，验证了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的情景条件下分别对二者产生促进作用。③关于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投入。潘健平等［5］从个体层面出发探究了企业家精神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其有利于增强研发强度，但此关系只有在非国有企业才成立；宋玉禄和陈欣［13］通过研究企业家精神在企业价值中的作用路径，得出企业家精神会明显提高单位时间的研发投入产出比。除上述研究外，还有部分学者尝试从战略导向及创业领域出发，探究企业家导向、创业导向等企业家精神相近变量与二元创新的关系［14-15］。但未有研究从企业家创新精神这一核心内涵出发，深入探究其对二元创新的影响。

总结已有研究可知，关于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创新的研究通常將创新视作同质的，更多是探讨企业家精神对整体创新绩效的影响；而鲜有学者对创新活动进行区分，且未关注到不同类型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影响程度的差异。基于此，本文将在丰富企业家精神测量指标的基础上，探究企业家精神与二元创新的关系，深化相关理论研究。

1.2 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

组织内任何活动都与外部因素息息相关，创新活动更是如此。在以往研究中，有学者直接将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解释变量，研究其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在这类研究中，学术界存在3种互斥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有正向影响。高度的环境不确定性会使企业面临较大的外部压力，激发具有冒险倾向的管理者积极面对挑战，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抢占发展先机［16］。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可能会使组织的融资成本上升［17］，增强企业外部危机感，促使管理者更趋向于回避风险，最终体现为企业对创新投入的减少。另有部分学者认为，二者间呈倒U形关系。这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存在一个临界点。当其未超出这个临界点而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不确定性可以给组织带来紧迫感，倒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但一旦超出该临界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规避效应将占上风，不利于企业创新［18］。

而另一些学者则将环境不确定性视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在其他自变量与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Bao等［19］在研究组织学习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时，将环境不确定性划分为两个维度，发现技术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二者间的关系，竞争不确定性负向调节二者间的关系。翟淑萍和毕晓方［20］提出，环境不确定性会强化管理层自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李竹梅等［21］提出，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CEO权力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作用；原因在于外部动荡性激发了管理者的冒险精神，同时管理者权力越大意味着其决策话语权越高，这样有利于抓住市场机遇进行创新投入。特别地，还有学者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在差异化战略、管理层能力、知识型员工冗余、家族涉入等变量与二元创新间的调节效应。

总结已有研究可知，关于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文献较为丰富，但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在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其在其他变量与二元创新间的作用，但鲜有学者就其在企业家精神与二元创新间发挥的作用展开研究。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企业家精神与二元创新

根据上文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界定，本研究将其分为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两类，并分别从二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

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一般拥有强烈的创新意愿，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并增加企业创新投入。Schumpeter［6］提出，激励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动机有几类，其中一种就是创造的快乐。他们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这种高层次的价值取向无形中强化了企业家对自身角色和引领企业创新的责任的认同感［22］，推动着他们持续不断地在组织内进行技术创新，并采取有效的创新战略［23］。二元创新作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有效创新战略，符合企业家对创新的倾向性。在面对高风险的创新决策时，出于兼顾现有竞争优势的理性考虑，他们不会放弃对已有技术和产品的迭代创新，即通过利用性创新活动更新现有产品、拓展现有市场，以获取短期利润［14］。但与普通企业家基于自身“职业忧虑”的短视逐利行为不同，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具战略眼光和风险承担能力，倾向于谋求企业长远发展，拥有高屋建瓴的胸怀和格局［24］。他们致力于超越现有技术和实践，并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之外冒险［25］，因此更强调塑造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探索性创新活动。综上，技术性创新精神能够显著促进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其中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通过推动企业内部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活动的同时开展，技术性创新精神有利于实现二元创新平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有正向影响。

H1b：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有正向影响。

H1c：技术性创新精神对二元创新平衡有正向影响。

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主要基于企业经营层面，表现为企业家有能力通过整合资源、变革组织结构等行为保障创新活动的实施。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允许企业将组织资源协调和重新部署到探索性和利用性创新中，对促进二元创新具有显著影响［26］。一方面，企业家会积极从外部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源和知识。创新需要大量持续性的资金支持，仅依靠内源融资很难满足创新投资的需求［27］。具备非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积极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手段，满足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对资金的需求。此外，企业家还会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得外部知识，以助力二元创新活动；更重要的是，借助并购目标企业获取所需的新技术，从而在短期内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28］。另一方面，企业家对内通过资源配置和变革组织机构等行为，支撑企业创新活动。创新不仅需要财力资源支持，还需要物力资源投入。企业家通过投资活动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二元创新提供硬件设施保障。同时，通过对组织管理的革新最大限度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为二元创新活动扫清制度障碍。综上，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而且由于探索性创新对资源和异质性知识的需求更大，非技术性创新精神能够更好地满足其需要，因此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更强，进而对二元创新平衡也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有正向影响。

H2b：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有正向影响。

H2c：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二元创新平衡有正向影响。

2.2 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组织内的活动与外部因素息息相关，因此不确定性是企业家要面对的基本问题。环境不确定性是指对未来外部发展难以准确预测的程度，其涵盖了环境变化的动荡性和复杂性［29］。

信息基础理论认为，在不确定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家对环境信息的全面了解存在困难，导致从外部获取相关信息和资源时出现缺乏、延迟和不准确等情况［30］。在无法准确估计未来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决策，会使得任务和决策效果之间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在这种高不确定性和高模糊性并存的环境中，企业从外部获取的信息或资源的价值降低，企业家将更加依赖行为偏好进行裁定，即在企业决策上的管理自主权更强［31］。随着管理自主权的增强，企业家能够充分尊重自身意愿开展行动，因此对企业活动和结果的影响也就更大，这有利于促进技术性创新精神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反之，在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中，企业家进行战略决策时可以更多地利用稳定可靠的信息，而对自身行为倾向的诉求较少，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就会被削弱。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为保持竞争优势，企业会通过优化和重组资源的方式应对环境变化。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技术和市场环境都较不稳定，企业需要加强对产品的研发和改良，来响应未来新的客户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竞争地位和市场份额的担忧会催生企业家的冒险行为，促使企业开展新产品的开发活动［32］。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拥有更大胆的决策风格，更加倾向于开展探索性创新活动，加大对异质性技术和知识的搜索识别力度。而当外部环境发生渐进式变化时，利用性创新活动就可以满足企业需求。企业通过调整、更新资源获取动态能力［33］，不必完全推翻原有的产品线。通过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企业便可改善资源不足导致的对利用性创新活动的偏向性，进而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保障二元创新平衡。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技术性创新精神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H3b：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技术性创新精神与利用性创新的关系。

H3c：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的关系。

H4a：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探索性创新的关系。

H4b：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利用性创新的关系。

H4c：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調节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的关系。

综合上述假设，提出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两市A股化学制药企业为研究样本。选择化学制药企业的原因在于：其一，化学制药行业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我国制药行业的仿制药占比过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存在利用性创新有余而探索性创新不足的问题，这与我国大多数企业面临的创新困境一致。其二，化学制药企业的二元创新数据具有可得性。该类企业的新药研发可被视作典型的二元创新活动，可以通过不同药物的申请量来衡量化学制药企业的二元创新情况。参考申万行业分类标准筛选出所有的化学制药企业，之后按照以往的研究实践和本文的需要，进一步对样本进行过滤：①剔除ST或?ST的企业；②剔除销售收入数据不足5年的企业；③剔除财务信息严重不全的企业。最终获得2012—2021年化学制药行业企业为期10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共计567个有效观测值，覆盖82家企业。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分位缩尾处理。新药申请数据源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财务信息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中获取，企业家精神部分指标数据通过整理上市公司年报进行人工搜集。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创新，即探索性创新（Exr）和利用性创新（Exi）。考虑到二手数据的客观性，本文参考Schramm和Hu［34］的研究，使用不同类型新药申请量来衡量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其中，“创新药”是全新的创新，体现了企业对新技术领域的探索；“改良药”和“仿制药”是基于已有药物进行的较小幅度的创新，体现了企业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优化。因此，用创新药申请量衡量探索性创新，用改良药和仿制药申请量衡量利用性创新。同时，参考Acharya和Xu［35］的研究，分别对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做加1取自然对数处理。

在此基础上，本文借鉴Uotila等［36］的研究，用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来衡量二元创新平衡（Exp），计算方法为“探索性创新/（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以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来表征二元创新平衡，能够检验企业家精神对两类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大小。若企业家精神对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的影响显著，即可证明企业家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作用更大，更有利于实现二元创新平衡。

3.2.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企业家精神，包括技术性创新精神（Ent1）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Ent2），且以《奥斯陆手册》为依据对企业家精神进行衡量。结合本文的研究需要，用研发强度衡量技术性创新精神（Ent1），而研发强度以研发投入占期末总资产比重来衡量。对于非技术性创新精神（Ent2），采用以下3个指标衡量：①投资行为。以3年内企业是否开展过对内投资活动来衡量，是则取1，反之取0。②融资行为。以3年内企业在资本市场是否有过增发、配股和发行可转换债券等行为来衡量，是则取1，反之取0。③并购行为。以3年内企业是否发生过兼并或收购其他企业进而合并组成一家公司的行为来衡量，是则取1，反之取0。最后，采取熵权法对上述3个指标进行赋权并计算总分，以此衡量非技术性创新精神（Ent2）。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企业家的非技术性创新精神越强。具体指标体系见表1。

3.2.3 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为环境不确定性（EU）。参考申慧慧等［37］的研究，企业收入主要由两方面组成：一是企业产品和服务等带来的正常销售收入，二是外界环境变化带来的非正常销售收入。因此，本研究将使用下面的模型计算出环境不确定性引起的非正常销售收入。

[Sale=α0+α1Year+ε] （1）

式（1）中：Sale为销售收入；Year为年份，若观测值是当前年度的，则Year取值为5，往前每递推1年则Year的取值就减去1；ε为非正常销售收入。用过去5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除以销售收入的均值，得到一个初步值，经行业调整后即可得到本文所需的环境不确定性（EU）。

3.2.4 控制变量

为保证研究的规范性，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本文选择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成长性（Growth）、固定资产比率（PPE）、董事会规模（Board）和产权性质（SOE）等为控制变量。

所有变量的定义见表2。

3.3 模型构建

为消除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加之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作用发挥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本文对解释变量做滞后一期处理。关于模型的选取，经检验最终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为检验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和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2）—（4）：

[Exri，t=α+β1Ent1i，t-1+γControls+ε]     （2）

[Exii，t=α+β1Ent1i，t-1+γControls+ε]     （3）

[Expi，t=α+β1Ent1i，t-1+γControls+ε]     （4）

为检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和二元创新平衡的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5）—（7）：

[Exri，t=α+β1Ent2i，t-1+γControls+ε]     （5）

[Exii，t=α+β1Ent2i，t-1+γControls+ε]     （6）

[Expi，t=α+β1Ent2i，t-1+γControls+ε]     （7）

为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8）—（10）：

[Exri，t=α+β1Ent1i，t-1+β2EUi，t-1+β3Ent1i，t-1×EUi，t-1+γControls+ε] （8）

[Exii，t=α+β1Ent1i，t-1+β2EUi，t-1+β3Ent1i，t-1×EUi，t-1+γControls+ε] （9）

[Expi，t=α+β1Ent1i，t-1+β2EUi，t-1+β3Ent1i，t-1×EUi，t-1+γControls+ε] （10）

為检验环境不确定性在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11）—（13）：

[Exri，t=α+β1Ent2i，t-1+β2EUi，t-1+β3Ent2i，t-1×EUi，t-1+γControls+ε] （11）

[Exii，t=α+β1Ent2i，t-1+β2EUi，t-1+β3Ent2i，t-1×EUi，t-1+γControls+ε] （12）

[Expi，t=α+β1Ent2i，t-1+β2EUi，t-1+β3Ent2i，t-1×EUi，t-1+γControls+ε]（13）

4 实证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具体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探索性创新的均值为0.168，利用性创新的均值为0.780。整体上看，样本企业实施探索性创新活动的数量少于利用性创新，企业更偏向于从事投入更少和风险更低的利用性创新活动，这也符合化学制药企业一直以来的创新模式。二元创新平衡的均值为0.069，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可知样本企业的二元创新平衡程度整体偏低，个体差异也较大。由相关性分析和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可知，变量间的相关性系数均低于0.8，且所有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表明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4.2 主效应检验

表4给出了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回归结果。列（1）中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回归系数为8.10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a得到验证。列（2）中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回归系数为6.991，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b得到验证。列（3）中技术性创新精神对二元创新平衡的回归系数为2.72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知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即技术性创新精神有利于强化企业的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实现二元创新平衡，假设H1c得到验证。

列（4）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17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家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a得到验证。列（5）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回归系数为0.45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家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b得到验证。列（6）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二元创新平衡的回归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0.038，P＞0.1），可知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较小。即非技术性创新精神无法充分激发企业的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其对二元创新平衡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假设H2c未得到验证。

4.3 调节效应检验

为检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基于前文的主回归模型，加入环境不确定性变量及其与自变量的交互项，结果如表5所示。

列（1）中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3.295，P＜0.05），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技术性创新精神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H3a得到验证。列（2）中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1.569，P＞0.1），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技术性创新精神与利用性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3b未得到验证。列（3）中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1.213，P＜0.1），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的关系，假设H3c得到验证。

列（4）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139，P＜0.1），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探索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H4a得到验证。列（5）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0.304，P＜0.05），表明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假设H4b得到验证。列（6）中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0.048，P＞0.1），表明环境不确定性对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4c未得到验证。

4.4 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采用模型替换法、标准化系数法和内生性检验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

4.4.1 模型替换法

首先，对模型进行检验。引入混合OLS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将其与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且由于同时存在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需要对二者进行固定。

4.4.2 标准化系数法

通过上述回归分析可初步得出，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更大。为验证该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参考Flannery和Rangan［38］的研究，采用标准化系数法，再次对假设H1a、H1b和H2a、H2b进行检验，使不同变量的系数更加具有可比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11，大于利用性创新的系数0.257，表明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66，小于利用性创新的系数0.125，表明非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更大。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4.4.3 内生性检验法

为消除数据间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重新检验。参考白俊等［39］的研究，选取同年度、同行业其他公司的企业家精神均值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工具变量。一方面，二者间无直接影响关系，符合外生性要求；另一方面，又因行业相同，满足相关性要求。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7—8所示。可以看到，在控制内生性后，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此外，根据弱工具变量检验发现，F值大于10，表明没有弱工具变量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两市A股化学制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讨论了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二者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技术性创新精神能够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且对探索性创新的影响更大，有利于激发企业的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进而实现二元创新平衡。由于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拥有强烈的创新意愿，因此他们会积极地开展创新活动，并采取相应的创新战略。二元创新能够同时满足企业短期和长期发展需求，符合企业家对创新的倾向性。在面临创新决策时，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将会站在企业总体高度进行权衡。出于兼顾现有竞争优势的理性考虑，他们不会放松对利用性创新的投入以获取短期利润；同时，他们倾向于谋求企业长远发展，因此更强调能够塑造持续竞争优势的探索性创新。通过推动在组织内同时开展两种类型的创新活动，技术性创新精神将促进企业的二元创新平衡。

第二，非技术性创新精神能够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且对利用性创新的影响更大，对二元创新平衡没有显著作用。一方面，具备非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有能力通过整合资源、变革组织结构等行为保障创新活动的实施。他们会积极从外部获取创新所需的资金、知识和技术，同时对内通过资源配置和变革组织机构等行为，将组织资源协调和重新部署到二元创新活动中，进而推动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另一方面，具备非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更关注企业经营层面的活动。相较于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来说，他们采取的行为风险性更小、对资源的依赖性更低、创新成果见效更快；在面临多重压力的情形下，更倾向于通过利用性创新获取短期竞争优势，迅速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因此，非技术性创新精神虽然也能够促进企业探索性创新，但对其影响要小于利用性創新，无法充分激发企业的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对二元创新平衡的正向作用也就无法体现出来。

第三，环境不确定性强化了技术性创新精神对探索性创新、二元创新平衡的正向影响，但在技术性创新精神与利用性创新之间起到的正向调节效应不显著；同时，环境不确定性也强化了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在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之间没有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一方面，具备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愿意承担较高的风险并增加企业创新投入，致力于超越现有技术和实践，并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之外冒险。而环境不确定性强化了企业家进行战略选择时的管理自主权［32］，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作用，积极从事风险更高的探索性创新活动，从而更好地促进企业二元创新平衡。同时，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对未来竞争地位和市场份额的担忧，也会促进企业家对未来竞争优势的长远考量，而获取短期竞争优势的利用性创新并不是企业家的最佳选择。因此，技术性创新精神对利用性创新的正向作用不能体现出来。另一方面，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主要基于企业经营活动，具备非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更加关注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对风险较为敏感。在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下，企业家无法准确预估未来的变化，企业冒险和试错的成本更高。出于稳定经营的理性考虑，具备非技术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会采取相对保守的创新策略。其虽然也会继续加大对探索性创新的研发力度，但相比之下还是更加注重利用性创新，从而挤占了探索性创新活动在总体创新活动中的份额，导致环境不确定性在非技术性创新精神与二元创新平衡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5.2 管理启示

第一，弘扬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尤其要重视企业家技术性创新精神的发挥。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完善鼓励发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法规，如产权保护制度、破产保护制度等，以正式制度确保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此外，应大力营造支持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通过优秀企业家的示范作用，引导广大企业家群体抓住机遇、主动求变、追求卓越，以非正式制度提高企业家的技术创新意愿。其次，重视组织内部的推动作用。企业应建立和完善高效透明的管理体系，确保企业内部权责分明，使企业家能够更专注于研发活动。最后，企业家应注重自我提升，培育和增强企业家精神。Drucker［7］提出，企业家精神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一次次观察和练习逐渐形成的。一方面，企业家要注重修身养性，提高个人自信心，培养“利他”价值取向和长远眼光；另一方面，企业家应强化自身能力，关注科技前沿知识，认识到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以做出更科学的创新决策。

第二，企业创新应“两条腿”走路，提高探索性创新活动占比。二元创新理论认为，过度追求利用性创新或探索性创新对企业而言都是不利的。过去，中国企业长期通过仿制和模仿创新获取短期利润，缺乏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思考和研发实践。诺基亚作为深陷利用性创新陷阱而失败的极端案例，告诫着其他企业保证二元创新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不仅需要发展改进现有技术和产品的利用性创新，还需要发展面向未来市场的探索性创新。企业要提高对探索性创新的重视程度，强化相对探索性创新导向，增加探索性创新活动在总体创新活动中的占比。同时，企业还应充分考虑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创新策略，合理分配创新能力和资源，把握好两类创新活动投入的“度”，避免资源分配的极端现象出现。

第三，积极应对不确定的环境，将竞争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目前，企业发展面临较大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进行创新活动更要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以制药企业为例，随着“三医”联动改革新政的推行，以及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实施，整个制药行业处于一种不确定性常态化的变局之中。但是，不确定性也意味着可能存在更多的机会。因此，一方面，企业在进行创新活动时，应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环境变化保持敏感，用“创造性破坏”的方式为企业赢得先机并获取尽可能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企业还应注重加强资本和技术的积累，提高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家的“后顾之忧”，从而更好地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并进一步激发其组织开展探索性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增加探索性创新活动在总体创新活动中的占比，促进企业二元创新平衡。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在样本选择上，本文只选取了化学制药行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虽然此举考虑到了化学制药行业企业的研发现状及数据可得性，十分契合研究需求，且能够提高研究的针对性，但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行业还有待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增加行业类别，扩充研究样本，以增强研究结果的适用性。

第二，在情境因素选取上，本研究仅考虑了企业外部因素的调节效应，采用环境不确定性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在企业家精神与二元创新之间的作用，未考虑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充分考虑企业内、外部环境，同时考察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竞争环境的调节作用。

第三，本研究主要考察了企业家精神與二元创新的直接关系，但企业家精神对二元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中介机制，本研究尚未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将研发效率等作为中介变量，以更全面地掌握企业家精神与二元创新的关系机理。

参考文献：

［1］ JANSEN J，VAN D，VOLBERDA H W. Exploratory innovation，exploitative innovation，and performance：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and environmental moderators［J］. 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1）：1661-1674.

［2］ 胡亚飞，苏勇.中国情境下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以宋志平的管理实践之道为例［J］.管理学报，2020，17（3）：317-327.

［3］ 彭花，贺正楚，张雪琳.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J］.中国软科学，2022（3）：112-123.

［4］ AHMED U，SHAH S A，QURESHI M A，et al. Nurtur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the moderation of employee engagement［J］. Studies in Business and Economics，2018，13（2）：20-30.

［5］ 潘健平，王铭榕，吴沛雯.企业家精神、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15（12）：104-110.

［6］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

［7］ DRUCKER 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M］.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5.

［8］ MILLER D，FRIESEN P H. Strategy-making and environment：the third link［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3，4（3）：221-235.

［9］ CHENG T，TSENG C C.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as 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intern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2019，13（1）：108-120.

［10］ 甘罗娜，彭剑锋，许正权，等.员工企业家精神对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调节焦点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24）：134-141.

［11］ BOHNSACK R，PINKSE J，KOLK A. Business models for sustainable technologies：exploring business model evolution in the case of electric vehicles［J］. Research Policy，2014，43（2）：284-300.

［12］ 王立夏，刘焱，尹翔雨.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商业模式创新双案例研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视角［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1，14（2）：178-191.

［13］ 宋玉禄，陈欣.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与企业价值：基于战略决策和创新效率提升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20，34（4）：108-119.

［14］ 冯文娜，刘如月.非家族CEO企业家导向、家族涉入与企业二元式创新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4）：90-103.

［15］ 段梦，周颖，吕巍，等.创业导向、双元创新与企业竞争优势［J］.工业工程与管理，2018，23（1）：110-114，121.

［16］ 肖婷，李垣.风险承担与环境不确定对新产品开发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0，28（7）：1077-1081.

［17］ 马勇，石甘霖，刘云涛.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43（1）：2-8.

［18］ 成琼文，陆思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管制与绿色创新［J］.华东经济管理，2022，36（11）：44-53.

［19］ BAO Y，CHEN X，ZHOU K Z. External learning，market dynamics，and radical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Chinas high-tech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2，65（8）：1226-1233.

［20］ 翟淑萍，毕晓方.环境不确定性、管理层自信与企业双元创新投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5）：91-100，159.

［21］ 李竹梅，邵艳荣，和红伟.环境不确定性、CEO权力与企业创新投入［J］.会计之友，2017（3）：62-66.

［22］ FLETCHER C M. The art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J］. Australian Veterinary Journal，2010，27（2）：127-128.

［23］ TALKE K，SALOMO S，KOCK A. Top management team diversity and strategic innovation orientation：the relationship and consequences for innovativeness and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1，28（6）：819-832.

［24］ STEIN J. Takeover threats and managerial myopi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8，96（1）：61-80.

［25］ DESS G G，LUMPKIN G T.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in stimulating effectiv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5，19（1）：147-156.

［26］ ZHANG J A，EDGAR F，GEARE A，et al.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capability-based HRM on firm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J］. Industrial Marketing Management，2016，59（11）：131-143.

［27］ 岳怡廷，張西征.异质性企业创新投入资金来源差异及其变迁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7，35（1）：125-138，160.

［28］ 于开乐，王铁民.基于并购的开放式创新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南汽并购罗孚经验及一般启示［J］.管理世界，2008（4）：150-159，166.

［29］ TEECE D，PETERAF M，LEIH S.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organizational agility［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6，58（4）：13-35.

［30］ GERWIN D. Coordinat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in strategic allia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4，29（2）：241-257.

［31］ 唐翌，劉昱.自负型CEO一定有损企业可持续能力吗［J］.清华管理评论，2016（3）：66-71.

［32］ 朱丽娜，贺小刚，贾植涵.“穷困”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环境不确定性与产权保护力度的调节效应［J］.经济管理，2017，39（11）：67-84.

［33］ TEECE D J，PISANO G，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5，18（7）：509-533.

［34］ SCHRAMM M E，HU M Y. Perspective：the evolution of R&D conduct in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13，30（1）：203-213.

［35］ ACHARYA V，XU Z.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innovation：the case of public versus private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7，124（2）：223-243.

［36］ UOTILA J，MAULA M，KEIL T，et al.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analysis of S&P 500 corpo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9，30（2）：221-231.

［37］ 申慧慧，于鹏，吴联生.国有股权、环境不确定性与投资效率［J］.经济研究，2012，47（7）：113-126.

［38］ FLANNERY M J，RANGAN K P. Partial adjustment toward target capital structur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79（3）：469-506.

［39］ 白俊，陈师雯，李闯.企业社会责任对高杠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软科学，2022，36（1）：58-63.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Firms'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Liu Zhiying1， Zhu Qingyu1， Gong Lei2，1

（1.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2.School of Alibaba Busines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tensified global competition， Chinese firms' long-term reliance on imitation innovation for short-term profits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Excessiv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has led to a lack of control over core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firms， which has led to the neck-sticking problem. In this context，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strategy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inese firms. Entrepreneurship takes innovation spirit as the cor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actice of firm innovation. At present， innovation is usually regarded as homogeneous in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few scholars distinguish between firm innov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ambidexterity， let alone stud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trepreneurship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Based on China's policy guidance of vastly advoc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ha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study takes the listed firms in the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from 2012 to 2021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o thoroughly test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on firms'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further tes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and the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can promote th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but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the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has a greater impact on the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reinfor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on the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the ambidexterity of exploratory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s， and reinforce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how firms can promote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strateg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ntrepreneurship： Firstly， we should promote and cultivate entrepreneurship， an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spirit of entrepreneurs. Secondly， firm innovation should walk on two legs and increase the proportion of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irdly， firms should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uncertain environment and turn competitive pressure into driving forces for innovation.

This study extends the related research on the outcome variables of entrepreneurship， divides entrepreneurship into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non-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entrepreneurship o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impact on exploratory innovation and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A micro-level entrepreneurship indicator system is also developed and constructed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ntrepreneurship.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innova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shortcomings： The sample firms involved in a relatively single industry; This study only consider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firms and does not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firms' characteristics; Possible intermediation mechanisms have not been considered.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exploratory innovation; exploitative innovation;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

收稿日期：2023-12-15

基金項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二元创新战略下资源配置与开放获取整合机制研究”（7207216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机理与突破路径研究”（22&ZD094）。

作者简介：刘志迎（1964—），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新管理、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朱清钰（1998—），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创新管理；龚磊（1995—），男，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管理。本文通信作者为龚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