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创新思维

杨德春

（邯郸学院中文系，河北 邯郸 056005）

1 生态保护是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战略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石

为保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从2015年8月20日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陆续启动了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停产或限产。其中，河北省内两级控制区停产或限产企业3700余家；北京市内1927家工业企业采取了停产或限产措施，与APEC会议期间相比增加了15倍。在此背景下，2015年8月20日至9月3日15天的时间里，北京市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17.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73.2%，基本上相当于世界发达国家大城市的空气水平，北京终于出现了久违的所谓“阅兵蓝”［1］。

从理论上而言，北京要保持这种久违的所谓“阅兵蓝”，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区市内12255家燃煤锅炉、工业企业及混凝土搅拌站就必须永远停产或限产。即使是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之下，这种久违的所谓“阅兵蓝”也仅仅是空气或环境的表面情况，由于长期的污染，生态环境遭到了长期的重度破坏，其生态环境修复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以所谓的“阅兵蓝”反思京津冀的发展、重新审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从而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战略。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的目的就是让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都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所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任何战略都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在京津冀范围之内或在更大范围之内如何处理近两万家污染企业的问题，其主要包括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工业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工业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是去城市化，而是实现更加高级的城市化。

2 京津冀的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中国煤炭储量丰富，价格便宜，长期看还会是主力。但从资源竞争的角度看，当下的煤炭保护政策已无必要，也许在不久还会被淘汰。煤炭的开发和利用是京津冀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目前国际石油价格低廉的情况下，煤炭产业应该慢慢退出历史舞台,通过科技文化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来实现淘汰劳动力的再就业。

目前，中国钢铁产业正经历着转型阵痛，突围升级面临着巨大挑战：产能过剩矛盾突出，中国环境承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钢铁产业面临史上最严厉的环境治理压力。另外，不少钢铁企业对转型认识不到位。企业改革创新能力不强，多表现为转型目标和方向不明确，缺乏顶层设计，加上传统思维和既有利益的羁绊，转型往往陷于停滞。

石油化工产业和钢铁产业一样，都是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高污染产业，但在治理污染技术没有重大进步的情况下，京津冀必须有战略产业的一席之地。一方面，要保留京津冀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要使此类产业在京津冀不产生污染，这本身就是悖论。当前我国传统大宗石化产品的总产能明显超过国内市场需求，资源环境制约日益突出，依靠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人工成本的外延式、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与此同时，行业进出口多年来整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资源类产品和高端石化产品短缺严重。京津冀的煤炭、钢铁、化工等产业必须努力提升和优化供给能力，千方百计开拓国外市场，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开拓智能化生产模式、淘汰落后产能，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3 关于京津冀淘汰落后产能的问题

2013年11月24日上午，河北省的邯郸市、承德市、唐山市集中爆破拆除8家钢铁生产企业的16座转炉、10座高炉，这些转炉和高炉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炸响了河北省淘汰过剩钢铁产能的第一声［2］。爆破拆除本身不仅仅破坏了生产力，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污染。

为了战胜沙莉，情急之下，我犯了职场大忌。在没真凭实据之下，我就悄悄地告诉同事：“沙莉拿下的几笔大单子，肯定少不了张董的扶持。”同事听后，对此颇有微词：“怪不得，她才来不久就这样出色，原来是有贵人相助呀。人年轻又漂亮，这就是资本呀……”

2013年12月18日，河北省对平山县、鹿泉市18家水泥熟料企业的1条旋窑水泥熟料生产线、396个圆仓、19台磨机进行爆破拆除，实际上就是炸毁。2014年2月17日又对平山县西柏坡、鹿泉市的17家企业的377个料仓和18套水泥粉磨系统进行爆破拆除，两次爆破拆除行动共削减水泥过剩产能1850万吨，约占石家庄市总产能的40%。据介绍，石家庄两次集中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均不在国家淘汰序列、均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鹿泉人均三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的污染现象有望成为历史，但是，此次爆破拆除工作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为10.8亿元，爆破拆除工作减少产值近61亿元，减少财政收入3亿元［3］。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大量失业。

对于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如何淘汰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问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避免对其进行破坏性淘汰。落后产能的落后是相对而言的，过剩产能的过剩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京津冀的落后产能，在印度和非洲就可能是先进的产能。今天的过剩产能明天就可能是稀缺产能，再重新发展和重新建设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可能还要付出更大的生态和环保代价。钢铁、水泥、平板玻璃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材料，钢铁是船舶制造的基本原材料，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船舶制造必须大发展，电解铝是制造大飞机和军用飞机的基本原材料，所谓的产能过剩是虚假的现象，是下游产业发展滞后和发展不充分的表现。

美国和苏联对外出口武器装备，对于过时的武器装备均未加以破坏，而是根据不同的出口对象，有针对性的出口，没有破坏和浪费。中国并不富裕，中国人均收入还很低，中国发展生产力是很不容易的，在付出巨大代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点点生产力，绝不应该任意糟蹋和破坏。京津冀协同发展绝不是把北京市的污染企业转移到河北省，把河北省的污染企业炸毁。而是应该在全球视野之下进行历史的、科学的、经济的、生态的考量，尽最大努力保护生产力，做长远的打算。

有经济学家认为产能过剩是房地产业疲软造成的，只要继续发展房地产业就能够消化过剩产能。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和有害的。首先，现在已建成的商品房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十年左右才能够卖完，再继续发展房地产业风险很大。其次，房地产业的发展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等被挤出，后患无穷，无异于饮鸩止渴。再次，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使用落后的和不人道的土地兼并和高地租进行残酷剥削，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等被挤出，从汉代就是二牛抬杠，到新中国成立前还是二牛抬杠，生产技术几乎没有任何改进，导致种田者没饭吃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所以，所谓的过剩产能只能够通过发展输出型的经过升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产业来解决，从而实现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

4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整合

从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大国崛起一般伴随着其货币在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中成为计值货币。英国、美国的崛起均伴随着资本输出，伴随着本币成为国际计值货币。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资本输出，却是以美元为计值货币，结果日本经济逐渐衰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具备与其经济总量、贸易总量相对称的应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排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所以必须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否则将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与人民币国际化进行整合或对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够通过破坏生产力的野蛮而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京津冀地区产能过剩的问题必须也只能够通过国际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解决，即通过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用市场化手段重新调配所谓的京津冀地区的过剩产能。这实际上是产能输出，也就是产业输出，而产业输出必须有资本输出来带动，没有资本输出的产业输出是不可想象的。而一国的资本输出要求其国的本币具有一定的国际地位，所以，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还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一般认为，亚洲一些国家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信建设严重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缘起。金砖国家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的基础设施缺口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缘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基础设施缺口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这是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缘起。解决京津冀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以及船舶五大行业的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的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课题，应该充分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的资金带动落后产能和过剩产能对外输出。

5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整合以及重振中国经济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相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促进中国和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一带一路这两个战略均为当前我国的重大国家战略，均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的战略，均为关系改善民生和中国国家长远利益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战略。

国内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战略，二者没有任何契合点，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也有人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两者差别主要体现为实施主体上和范围上的不同，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国内的部分区域，而一带一路战略涉及国际上的部分区域，二者所涉及的区域没有任何契合点，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是中国资本、技术、标准、产业、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根本出路是也只能是京津冀的资本和产业走出去的问题。所以，一带一路战略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应该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进行整合，这不仅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一带一路战略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带动一带一路战略。从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来看，只有京津冀地区具备比较充分的条件率先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首先，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以重工业为主，对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次，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存在巨大的过剩产能，亟须对外输出，这就决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输出型的战略，要发展输出型的经济，而珠三角、长三角、山东经济区都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输入型经济，不可能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第三，京津冀地区的区位优势十分优越，京津冀地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先导或龙头，不仅仅可以横向带动西部经济圈和东北经济圈，又可以纵向实施和加强南北对接，与南方的轻工业实现互补，缩小南北经济差异和南北经济差距，而且京津冀地区环渤海的区位优势便于国际交流，京津冀地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一部分。第四，北京中关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创新中心，但是，北京中关村地域狭小、房价高昂，极大地限制了北京中关村创新产业的发展，如果北京中关村创新产业能够外迁河北省，不仅可以提升河北省的创新水平，而且可以推进京津冀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输出国外，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同时带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重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发展观念，由引进外资的输入型经济转变为对外进行人民币投资带动的产业输出型经济。现在空谈技术创新经济是不现实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腾飞并不是依靠技术创新而是依靠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现在也不可能超越中国的现实。现在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长期依靠房地产经济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老百姓为买房几代人攒钱而无钱消费导致消费疲软、房价高导致人才、资金、技术、创新力、创新动力等等被挤出，加之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和世界经济危机，外资和外资企业转往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导致中国经济不可能以不断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一步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这个婴儿早产了，必须直面这个现实，依靠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抱着依靠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中国经济的落后思想不放，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本文主张，通过人民币直接对外投资，带动所谓的过剩产能的对外输出，能够盈利则最好，不能够盈利也节约了运输成本和消除了国内污染，生产的原材料运回国内利用改革开放这些年学习和积累的先进技术进行高附加值加工制造，产品出口获利后再购买国际先进技术，滚动扩大生产，将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等等原因产业转出中国而失业的农民工重新招入中国的产业升级的工厂，由中国自身完成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再现中国经济长期以两位数增长的奇迹，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

6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京津冀生态保护、资金、资源、人才、教育等等一体化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的生态保护、资金、资源、人才、教育等必须实行一体化，否则，京津冀的生态保护、资金、资源、人才、教育等无法各自为政、独立发展下去。

第一，关于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一体化问题，现在京津冀的生态保护没有实现一体化，首先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标准就没有实现一体化，冀是为京津的生态保护服务的。为保护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的水质，仅张家口市就先后关停了上千家企业，连畜牧业都不可以搞。首都钢铁公司外迁曹妃甸，把重污染企业外迁至河北省。这种小聪明式的决策是极为有害的，首都钢铁公司在北京，污染空气还可以靠风吹出北京，在北京周边污染，风一吹可能吹到北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必须实现一体化，首先京津冀的生态保护的目标和标准要实现一体化。

第二，京津冀的资金、资源要实现一体化，绝不能再继续资金、资源向北京集中，形成所谓的“环京津贫困带”，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冀的资金、资源要统筹兼顾、合理配置、平等分配，从而实现京津冀的资金、资源一体化，只有如此，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可能，京津冀一体化才有可能。

第三，关于京津冀的人才一体化的问题。所谓的“翻过一座山，工资翻三番”，北京市的工资高于河北省数倍，导致河北省的人才大量流入北京，形成所谓的“虹吸效应”和“马太效应”，没有人才，如何发展经济？必然导致“环北京贫困带”。京津冀的人才必须实现一体化，首先，河北省要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要达到北京的工资水平。其次，必须实现京津冀户口一体化。

第四，关于京津冀的教育一体化的问题。不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教育都是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北京，而教育应该是全民的教育，教育是典型的非首都功能，理应将首都的教育资源在京津冀范围内重新配置，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

7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中国智库的崛起

邓小平南行讲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这是强调领导干部去试和闯。邓小平南行讲话，提出上海没有列入经济特区是一个失误，引起浦东大开发。邓小平南行讲话：“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5］。”这说明当时改革开放有失误。如何解决改革开放的盲目性和失误，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领导干部的知识毕竟有限，就算领导干部是真正的智者，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由领导干部以外的知识分子辅助决策是绝对必需的。知识分子辅助官员决策在中国绝不新鲜。但是，在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之中，食客、师爷之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均完全依附于君主和政府官员。这种主从依附关系，使得知识分子基本上不可能在辅助决策时提出客观的、独立的、纠错性的建议。

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进入21世纪，但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智库所起的作用不大。在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智库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但是，客观的、独立的、纠错性的智库对于科学决策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未来的决策之中必须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而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中国智库的崛起创造了条件。领导干部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想法，经过中国智库的研究，逐渐丰满起来，一些错误得到了纠正，模糊不清之处得到了澄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必然伴随着中国智库的崛起。

8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使中国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继设立经济特区、南行讲话后掀起的改革大潮之后掀起的第三次改革大潮的历史机遇。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在下降，世界经济危机也波及中国，中国正在面临多种巨大的挑战，经济发展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挑战之一。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接受和利用外资到资本输出，从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建立劳动密集型的三资企业到产业输出，这是经济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中国的产业转型提供了历史机遇，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京津冀地区的领导干部要积极进取，抢抓机遇，要像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省的领导干部那样不等不靠、积极进取、抢抓机遇、先行先试，而且京津冀地区的知识分子也应该为了京津冀地区的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积极献言献策，纠正领导干部的错误，指导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这是京津冀地区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历史机遇面前的历史责任。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的继续，同时又是新起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还要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解决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是有重大缺憾的，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没有解决生态问题，是高污染发展，是牺牲环境的发展，长三角的发展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之上，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主要是承接海外的产业转移，没有解决资本输出，智力输出、产业输出的问题，长三角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实现资本输出，智力输出、产业输出，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再次，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得到了历史性的发展，但是，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没有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农民工绝大部分不能实现与其打工地的居民在户口、工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上的一体化，长三角也一样。而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实现资源、人才、教育等一体化，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之一，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1］谢瑶.北京“阅兵蓝”炼成原因公布：七省市企业停限产［N］.京华时报，2015-09-07.

［2］河北化解过剩产能三地爆破拆高炉［N］.人民日报，2013-11-25.

［3］河北淘汰落后产能“壮士断腕”还需“接骨重生”［EB/OL］.新华网，2014-04-29.

［4］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