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高利贷疯狂的背后

文/卢雨

民间高利贷疯狂的背后

文/卢雨

温州多米诺“跑路潮”

近期，因资金链断而不断出逃的企业家和高利贷放贷人越来越多，已经在全国不同区域形成了“跑路潮”。其中，浙江中小企业老板“跑路”风似乎越演越烈，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

在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借贷之城”浙江温州，资金链条已异常紧绷。

中秋夜，至少有3家温州企业老板因无力偿债而做了“走佬”：洞头县奥米流体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等高管集体失踪；“泵阀之乡”永嘉县的阿斯泰泵阀公司老板跑路和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现已归案）。

节后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703”中，“老高”（放高利贷的人）跑路、“走佬”都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在此之前，据不完全统计，4月以来温州已见诸报端的涉嫌高利贷的“老高”跑路事件已不下10家：江南皮革董事长黄鹤逃往国外，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均出走，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款潜逃被警方追捕归案。

在温州民间金融史上，如此大规模的“跑路潮”实属罕见。“如果不是走投无路，这些人不会逃的。”浙江人民联合律师事务所主任何延法告诉记者，有的债权人有黑社会后台，债务人一跑人身安全就失去了保障，而温州人乡土观念重、好面子，跑路等于自毁后半生的信用，“一般欠个几千万都不会跑”。

而江南皮革一案，《江南皮革破产清算专项审计报告》显示，截至4月6日，江南皮革公司负债约2.6亿元，其留下的资产总计约为1.7亿元，所有者权益约为-8 741万元，严重资不抵债。

江南皮革欠中国银行、深发展、浙江农合三家银行的短期借款和应付票据分别为6 400多万元、1 400多万元和2 200多万元。而通过银行借款和办理应付票据，从光大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银行借出却又无法确认资金使用情况的，总计达6 315万元，其中光大银行达到3 000万元。另外，截至5月31日，其供应商向龙湾区成立的清算组申报债权整理数为8 231万余元。

“这只是账面上的，最近几个月又有很多债权人登记，没统计在内。”清算组内部人士透露，“还不知道黄鹤私底下跟民间借了多少钱。”他认为，江南皮革倒下引起的恐慌导致了民间借贷的资金挤兑效应，“后面发生一系列事件，或多或少跟它有关”。

担保其实就是高利贷

“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2010年银根收紧之后，企业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缺口拉高了民间金融利率，2008年温州民间借贷向公众吸储的平均月息为8厘，2009年涨到1.5分，2010年上涨至3分（年息36%），逐年翻番。

到2011年5月份，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到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为24.38%，正好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内（6.56%的四倍）。但官方数据显然趋于保守，据记者了解，浙江民间资本的利息率平均水平实际为借款月息3%（年息36%），贷出月息10%（年息120%）。

“什么生意能赶上放贷？卖白粉也没这么高的利润。”温州担保协会一位负责人说。

相形之下，温州企业做实业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已经被挤压至约3%-10%，而其他投资渠道也并无出路——在限购令、限贷令的双重打击之下，温州商品房交易上半年同比下降近九成，土地流标率74%。据估计，至少有220亿热钱撤离温州楼市转战民间信贷市场。在温州当地报纸上，随处可见“吐血抛售”房产的广告，其中相当部分卖家是为了变现投入到民间借贷中。

“房子不让炒了；炒煤矿被国企收编了，山西煤改让温州民间资本在煤矿上损失了900多个亿；收藏品市场可能80%以上都是赝品。”“资本是要逐利的，不去放高利贷，难道把钱放在银行等着CPI吃掉吗？”

资金的流向自然随之发生改变。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对记者说，“温州人以前炒房，后来炒矿、炒煤，现在则是‘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 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上的资金规模高达40%（440亿元）。其结论是，“民间借贷已成为楼市后的首选投资替代品”。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情况表明，资金短缺时代最大的财主银行，也在或明或暗间推波助澜。

不少高利贷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比如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多数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1亿元。

每到月底，江浙很多国有银行内部人为完成“存贷比”指标（该指标直接影响其下一期授信额度），经常性地以高息向企业或担保公司吸储冲量，下季度初再由对方取出存款。作为交换条件，银行内部人会帮忙向对方提供低息贷款。

浙江很多地方公务员可直接向银行贷款50万元，因此公务员中有不少做资金生意，从银行获得低息贷款后投入高利贷行业。在很多民间高利贷公司中，银行职员就是股东，甚至有银行员工自己就是“主角”——温州某银行塘下支行一位信贷员凭一纸假房产证7次从银行共贷出了1 652万元投入到高利贷行业。

还有的放贷者通过与信用卡办卡公司合作，以各种名义从银行申请办理出大量信用卡，然后刷卡购物在黑市变现，获得资金进行放贷。这种操作几乎无任何利息付出，只需按期办理还款即可。

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在温州担保协会的大门上方的液晶屏上，有一行滚动播出的“温馨提示”：“担保公司不允许从事放贷、吸储等业务”，但该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无奈地表示，这句话只对协会下属47家融资性担保公司有约束力。据他介绍，“正规”的担保公司是为银行信贷安全服务的中介公司，从国家财政领取补贴，60%的资金必须存银行，自身只收取客户0.3%的年息，属于高风险、低盈利行业。

但在温州民间，市区人民路、锦绣路、龟湖路、百里东路等地段毗邻而设遍地开花的担保公司、寄售行、典当行和投资服务公司等，实际上从事的都是借贷业务。高速公路收费站口的液晶屏上，也公然打着投资公司“提供过桥贷款、短期借款”的广告。

上述协会负责人估计，温州大概有寄售行400多家，担保公司近1 000家，“永强那么小的地方就有几十家担保公司”。

担保公司是这两年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他们的钱大部分借自民间——普通家庭把钱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借给担保公司，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一家担保公司的老板跑路后，很可能让成百上千户普通家庭的借款血本无归。比如非法集资15亿元的王晓东案，据说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王晓东目前已解除拘禁，在家筹钱还款。

在温州，很多担保公司的老板同时也做实业，“自己有资产，别人借钱给他更放心。”一位温州担保公司老板许达（化名）说。放贷的老板们大都爱炫富，比如宝康的老板吴保忠开着价值500万元的劳斯莱斯；百乐家电郑珠菊一家豪车有十来辆，这往往是有意为之，“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觉得你不可能还不上钱。”

那么，担保公司等集聚的大量高利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业内人士介绍，近一半资金会在民间借贷市场来回拆借“空转”，其余则通常会流入一些投机性行业，或者赌博业。

但在目前的光景下，这几个出口都是违约风险极大的高危地带。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可以负担50%以上的利息率，暂时的拆东墙补西墙对于借贷双方来说，都是在“饮鸩止渴”。

一位担保业内人士说:“一旦恐慌袭来，债权人一挤兑，引发连锁反应，金字塔就会坍塌。”

可怕的是，多米诺骨牌还在倒下。除了不断的跑路事件外，温州涉及民间追债的突发性诉讼正大幅增加。多位温州本地人士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跑路潮会愈演愈烈。如果不处理好，温州经济会有地震。

监管“黑洞”

一边是汹涌着寻找出口的巨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苦盼望着资金的中小企业，两群饥渴的人一起催生了担保公司的突然繁荣。

“现在投资担保公司多少都有点地下钱庄的血统，”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说，“几乎所有的民营担保公司都是违规操作，因为拿担保中介费太少了。”

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房地产公司把担保公司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的地产开发项目。

事实上，新一轮监管仍然未能触碰灰色地带，担保行业规避法律监管的手段依然是圈子里公开的秘密。

了解当地担保行业的人士告诉记者，有一些投资担保公司会注册一些看上去没有关联的公司或委托一些并不需要贷款的企业，包装一些财务报表、流水项目，从银行拿钱。“他们这些做资本生意的，账面上现金流是很好做的，对账单打出来很漂亮。注册资本金1个亿，贷出来5个亿，再次以高利贷的形式贷出去。”

该业内人士还透露，担保行业有资本金要求，此前多家公司通过联合交易蒙混过关。“比如4 000万存到银行，好多公司没那么多钱，要验收的时候，好几家公司凑到一块儿。看你的时候凑你的，看我的时候凑我的。”

担保公司规避高利贷监管亦手法娴熟。根据现有法律，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事实上，民间出资人大多被高于“四倍”的利息吸引。为规避监管，不论实际约定利息多高，民间出资人跟担保公司、借款方所签合同显示的月息均为1.5%，剩下的利息会直接在账面上流转。

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告诉记者，很多担保公司还存在多重担保的违规现象。“当担保公司让你以每年20%-30%的利息把钱存到他那里的时候，告诉你会用房子做担保，但是这个房子它可以担保给几十个人，也就是说，如果它真的违约了，几十个人分一套房款，你基本分不到什么。”

而最为严重的监管黑洞，则是房地产公司与担保公司的关联交易。

多个消息源均证实，多家担保公司由房地产公司实际控制，但从注册信息上看不出任何关联。记者以理财投资者身份咨询某投资担保公司，该公司业务员透露，担保业内关联交易公司占到两成。

这些担保公司将吸收到的民间资金直接用于关联房地产公司的地产开发项目。

“融了10亿，贷出去1个亿，剩下9亿在自己项目上。因为经营过程中出现资不抵债，投出去收不回来，投的一些项目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理财人要钱的时候周转不动，他一看大事不妙，基本上采取跑路的方式。”一位不愿具名的消息源告诉记者。

“长期高利率借贷，没有产业能做这么高利润。”相关人士说。

“一般每个月都给你结一次利息，显得非常有诚信，但是他们多数是挖东墙，补西墙，一旦资金链断了，他们会马上消失无踪，而且因为他们是有限责任公司，就算他们跑了，地产公司也不会给你任何补偿。”一位熟悉担保行业的投资人说，“除了关联交易，担保公司多数是给房地产提供资金，目前只有房地产、煤炭和水电的年收益能够超过30%。但是，你要明白，房子最终还是卖给老百姓的，所以你把钱借给担保公司，等于借给房地产公司来祸害自己。”

两头收紧，中小企业更惨

“民间放贷如果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会更多。”

一边是缺乏投资渠道的大量民间资金，一边是苦于无法从银行借贷的中小企业。汹涌的资本一拍即合，催生了井喷式的担保业市场。即便严厉整肃在即，担保公司也难以抵挡资本逐利的诱惑。

据担保业内人士介绍，来担保公司做理财投资的客户所提供的资金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其中包括不少投资无门的工薪阶层。

“人民币贬值，股票低迷，基金不透明，房地产调控，银行理财产品效益不好。民间资本缺少出口，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缺乏对接。”担保人士说。而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大量资金周转需求直接推高了担保公司的贷款利率。担保公司并不担心，因为再高的利率都会有企业愿意接盘。

某银行在当地路边广告牌上打出的口号是“小企业融资专家”。不愿具名的该银行管理层人士告诉记者，银行上报给国家的中小企业贷款比例达到50%，“但实际怎么可能那么多？”

他透露，该银行今年贷款指标总共六七十个亿。银行上报贷款比例是按贷款额统计而非借贷企业大小。如果大企业贷款额在1 000万以下，就要占用中小企业指标，“大家都是这么操作的”。

“国家收紧信贷政策，可贷资金少。比如这个月就给你10个亿指标，账上100个亿，也只给你10个亿，不让你放多。再加上社会金融环境不好，通胀严重，原材料上涨，企业利润率下降，先死的就是小企业。小企业风险大，银行不愿意放贷给小企业。”该银行管理层人士解释，“还有抵押物加速贬值。银行看房价会下降，房产贬值，贷出来的款就会打折。另外，贷款额有限制，那部分资金没有收益，这部分有限资金收益就要提高，也会反制于企业利润率。”

崔元之（化名）是一家新能源设备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注册资本6 000万元。崔元之的公司因为难以从银行贷到足够金额的周转货款，他曾经向担保公司短期拆借资金，月利息6分，相当于年利率72%。

崔听说记者要做有关担保公司的报道，非常着急：“你这么一说，政府肯定要严，民间放贷被限制，银行的钱又借不出来，跳楼的人更多。”

堵不如疏高利贷如可怕的堰塞湖

全民高利贷狂欢，这是中国最可怕的金融风险。

著名金融评论家叶檀认为，目前的高利贷市场大致存在两种状况：一是风险较小的短期资金头寸调动，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高利贷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高利贷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贷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缺乏预见。

高利贷盛行说明资金链出现断裂，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所作的实体投资已经无法获得金融支撑，宏观调控时紧时松让企业在无所适从之下走上高利贷的绝路。高利贷盛行同样说明社会资金在通胀背景下，不愿意进入实体投资领域，转向通过“玩钱”的方式赚取暴利。高利贷如此盛行，更说明目前的管理体制出现极大的失衡，有关方面只关注正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对近在眼前的民间金融火山却视而不见。考虑到中国财富生成之地50%以上的人从事高利贷，风险不容忽视，中国的高利贷是影响金融稳定的可怕“堰塞湖”。

对此，叶檀认为，堵不如疏。中国的民间金融从来没有因为围追堵截而消失，相反，却能在野蛮生长中无序壮大。善用民间金融，首先要把民间金融纳入监管体系，而后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发展，放开利率上下限区间，使小型金融机构获得合理的利润。民间金融兴，则中小企业兴；民间金融衰，则中小企业衰。一旦民间金融崩溃，中小企业将遭遇一场浩劫。

叶檀说，中国的高利贷风险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番话的背景是，民间高利贷融资接近疯狂。有报道称，投机盛行的鄂尔多斯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会找民间资本借钱，一般是40%到50%的资金来自民间资本，甚至有些楼盘的所有资金都来自民间资本。在有些地方，连4分、5分的利都没法吸引借贷者把钱拿出来。利率越高，刀口舔血以求一逞的人越多。没有一个传统制造产业可以支撑30%以上的利率，更不必说百分之百的年利率。一些实体企业或者房地产企业不惜饮鸩止渴，原因在于病急乱投医。这些企业并非不懂常识，而是在进行一场豪赌。

高利贷泛滥源于融资市场双轨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过去两年中，中国新开工的计划投资规模已经累计高达经济总量的1.2倍，他们对银行信贷有需求刚性，银行依靠向资金紧张的借款人发放新贷款，以防止原有贷款变成不良贷款，这是体制使然。

中国的资金分配体制存在问题，只要政府的经济活动扩张强劲，私人部门在正规金融部门受到挤压的程度就越强烈。中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紧张的时候高达20%-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

决策层的量化紧缩在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虽然有效地抑制了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扩张，但也带来高利贷泛滥的问题，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

在体制内的国有经济不仅享受廉价资金带来的好处，丝毫感觉不受信贷紧缩的影响，甚至还可以将多余的廉价资金让渡给第三方，坐收高利差，变身为影子银行。

据国际媒体报道，差不多有90%的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地参与了高利贷业务，有些国有上市公司几乎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资本收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完成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体制内和体制外企业在融资成本上仍有巨大差别。

高利贷泛滥何时了

中国决策层为了抑制通胀，将银行体系20万亿元左右的资金锁定。私人部门在正规金融部门受到挤压的程度越来越强烈。

中国融资市场一直处于双轨制状态，体制外的企业融资成本一直很高，低的时候百分之十几，紧张的时候高达20%-30%；而体制内的企业一直享受的基准政策利率的融资成本。长期存在着体制内部门向体制外部门的资金“漏损效应”，即金融资源从享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流向受到信贷歧视的私人部门的过程，这完全是一种体制制造套利。

拥有大量现金的体制内企业摇身一变成为准金融机构，凸显出中国经济扭曲的现状。许多中央企业都有各自的金融子公司，如中石油旗下有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商业银行等，他们成了资金的掮客。

决策层的量化紧缩在融资市场的双轨制下，不仅未能显著抑制全社会信用总量的扩张，而且逐步演变成高利贷泛滥成灾，抬高了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和通胀压力。不过，这一状态或已经接近尾声，资金利率的拐点快要出现了。

在主动和被动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政府投资降速已成加剧态势。2011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幅下降几成定局，由于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地方政府城市基建支出的主要资金来源，可以预期新增的地方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大幅放缓不可避免。

中国宏观政策的核心是财政，不是货币，而货币是从属财政的。因为中国货币创生主体是政府经济活动，关键是财政扩张态势有所收敛转向中性，货币和通胀压力才会减轻。

随着政府经济活动逐步弱化，即便现行锁定资金的政策不松动，企业部门融资高度紧张状态也会出现相对松弛。

如果坚定既有方向，抑制资金流向政府经济活动，若更主动一点，高企的存准率开始下调，自然地逐步释放资金供给和需求，那么经济将更可能导向软着陆。因为随着成本下行，企业部门投资意愿的恢复上行，将逐步平滑政府投资减速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影响。而改善私人部门的资金供给，提高效率增加供给，是治理通胀的正向经济逻辑。

民间借贷乱象倒逼中国金融改革

眼下，民间借贷、地下金融等所谓非正规金融的种种乱象，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面对金融市场分割、民间高利贷以及货币政策困局，中国的金融改革又到了关键路口。

与发达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不同的是，中国转型经济中存在着二元金融结构，即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分割。近10年来，由于正规融资渠道的利率和信贷管制，大量资金游离于正式的金融体制之外，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传导较为复杂，并且常常遇到“梗阻”，导致金融信号失真，这不仅损害了总体资金的分配效率，也不利于控制流动性的宏观规模和投向。

利率管制实际上是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压低实际利率，使得整个市场金融资源配置形成了低效率短板效应。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国有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社会金融资源，大量资金被配置到效益较低的项目中去。

不仅如此，商业银行贷款低利率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转换为国有投资的冲动，进而转换为大规模投资。根据世行测算，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年均9.8%的增长率，除了有2至4个百分点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外，其余6至8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几乎都是来自于投资的贡献。大规模的投资而国内需求不足，就会造成过剩的产能，当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市场找不到实际有效需求就会促使企业加大出口，形成出口导向和资本密集导向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凸显粗放型特征，形成恶性循环。

2011年以来央行三次加息，市场流动性开始吃紧，但市场融资需求旺盛，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饥渴导致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资金供需加速失衡。于是，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形成了位差，民间金融更有了填平其资金“水位”的机会，造成民间利率奇高。

根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监测口径显示，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同样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苏，民间借贷利率年息甚至高达60%以上，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6.56%的近10倍，过高的资金成本已经使很多小企业脱离实体。地下金融不仅吞噬了产业利润，也架空了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

因此，抬高整个社会的资金成本并不能真正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地下金融繁衍生殖的根源在于金融市场的二元分割，只有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市场的分割程度，才可能改善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和资金配置低效的局面。消弭二元分割的落脚点应该将其置于推动金融改革、优化全社会融资结构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大视野中加以通盘考虑，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由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各种利率水平的市场利率体系，才是促进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