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腐已成共识

王全宝

反腐是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一直关注的话题。在担任上一届人大代表的时候，秦希燕关注的具体议题是财产申报制度。他曾建议，以法律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并健全统一的财产申报制度，以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来提升社会各界对该制度的认知，保障该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

今年，秦希燕准备了17条议案或建议，反腐仍是议政的重点。他的议案是“加大国企反腐惩治力度议案，提高‘为亲友牟利罪’罪名刑期”。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份《关于将反腐败中没收的赃款归属社会基金的建议》。

在今年的两会上，像秦希燕一样关注反腐话题的代表和委员不在少数。甚至在有的小组会上，每个代表或委员都会提及反腐话题。

“和往年相比，今年两会谈论反腐的氛围宽松了许多。一位人大代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山西发生的严重腐败问题，不是个案孤立的，它是一坨一坨的。”3月6日，山西省代表团媒体开放日的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如是说。

很快，“一坨一坨”成为了网络热词。

王儒林坦承，“受反腐影响，山西省管干部空缺近300名，如何选人用人是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目前空缺的岗位中有3位市委书记，16位县委书记，13位县长。”

“像省级干部被查处的7人;像市一级，太原三任市委书记、连续三任公安局长被查处;县一级，像高平市连续两任市委书记、四任市长、一名纪委书记被查处;村一级，有个市查处城中村案件时，倒查出几十名党政干部，其中有一名市局级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几十套房产，家财过亿。”王儒林说。

此外，王儒林还分析山西腐败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党务方面没有从严治党;其次是没有从严治吏，权力失控;第三没有拧紧总开关，道德塌方;第四没有从严查处。

“比如省里连续14年没有查处市委书记腐败案件，有一个重灾区的市，从2010年到去年9月，连续5年时间内重处的案件只有4件，移送司法机关仅1人，涉案仅5万元。所以说，现在一查就是一帮，一动就是塌方。”王儒林说。

3月6日，在参加山西代表团的审议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袁纯清主动谈及了山西的腐败：“党中央和中纪委严肃查处山西严重腐败，作为时任省委书记，我是坚决拥护的。山西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侵害了人民利益，败坏了党的声誉，也损害了山西形象。”

袁纯清还表示，“尽管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但作为时任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我自己已经在去年的山西领导干部任免大会上表示过检讨。”

去年9月，袁纯清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职务，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除了山西因“塌方性”腐败受关注外，江西省去年因查出副国级“老虎”也格外受到关注。

3月5日下午，在面对诸多记者提问关于江西反腐问题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强卫表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原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问题主要发生在他主政地方期间，时间长达近10年。他不仅具有其他腐败分子的共性特征，还有一些更为严重的突出表现，比如纵容家人擅权干政、形成家族式腐败，影响十分恶劣。

“江西是一个革命老区，江西广大干部群众一直是以继承和传承红色基因为己任，所以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和素质整体上是很好的。苏荣在江西主政期间，大家对他的违法违纪、所作所为是反感的。当然我们也不容质疑，确实有一些干部受到苏荣的不良影响。”强卫说。

强卫还表示，到目前为止，江西已有4名省级官员、40多名省管干部被查处。“这个现实也正如中央通报当中所指出的，苏荣带坏了干部队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政治生态”。

在各个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中，“反腐”成为各代表团都被问及的话题。山西、江西、广东、四川、上海等省（市）一把手在回答媒体提问时，也都采取不回避的态度，并且都以本地腐败案为例剖析腐败成因。

“腐败问题肯定是两会上大家关注的焦点，为此，我们也做了多种预案，后来大家一致认为，与其被动被提问，不如自己主动检讨，甚至我们都安排了自己的媒体提问反腐相关的话题。”某代表团驻地一位新闻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

3月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加了江西代表团的审议。会议上，代表们谈到江西省2014年狠抓反腐倡廉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而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全线飘红”。对此习近平回应说： “可见，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反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

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受到代表和委员们关注。反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也是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谈及较多的话题。

3月6日上午，黑龙江代表团举行了团组开放活动。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表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让社会和经济更有秩序，可以促进黑龙江全省经济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反腐与经济发展是一种“正向”关系，反腐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使中国经济步入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轨道。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副院长赖钟雄也认为，反腐有助于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化，降低创业的成本，激发群众创业的活力，吸引更多投资。通过刮骨疗毒的反腐手术，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投资环境健康，人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活力就可以激发出来。

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李稻葵则表示，腐败是威胁经济增长的癌症，腐败分子就是癌细胞。反腐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但是反腐的过程就像治病一样，可能会带来短期疼痛，比如一些企业家一开始会感觉不太适应。这是反腐所必须付出的短期代价。

自中共十八大后开始强力反腐以来，坊间一直有人传着“反腐影响经济发展”的说法。

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宋璇涛曾撰文反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观点，他认为持这种论调的人，“有的是一些既得利益者，故意混淆是非，试图让紧绷的弦松一松，让不停敲击的铁锤停一停，以达到逃脱惩治，甚至继续进行钱权交易、以权谋私的目的;有的则是源于思想认识不到位，片面地看问题。”

“孤立地看问题，只看到经济增长放缓与反腐败高压态势相伴随，却没有看到经济增长放缓是国家适应转型需要，主动转方式、调结构、挤泡沫的结果;静止地看问题，只看到一些地方因权钱交易，突破环保、产业、规划等政策规定形成的短期畸形繁荣，却没有看到这些行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宋璇涛说。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人大代表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认为，“习近平对于反腐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表态，表明中央打击腐败会一直持续下去。”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赵洪祝在参加福建团审议时就反腐谈了三点体会：力度前所未有，形势严峻复杂，任务艰巨繁重。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涉案金额越来越大，不仅有个人的腐败，还有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和塌方式腐败。”赵洪祝说。他还表示，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要突出问责，加大追责力度。对于不抓不管导致顶风违纪或者出现区域性、系统性腐败案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既要严肃查处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又要追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还要严肃追究领导责任。

2014年中共中央的反腐工作不仅维持高压态势，在制度建设方面也有所建树，比如将原有的制度落实到位，细化了制度规定，完善了禁止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禁止公款吃喝等制度

此外，中央纪委通过机构改革，将原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合并成立国际合作局，其重要职能就是海外追赃;改善中央巡视组的巡视方式，从常规巡视发展到专项巡视等。

去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但反腐制度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制度的“弹性”问题引起参会代表委员们的担忧。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看来，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制度之间的关系，否则，如果遇到问题，制度的执行就会出现弹性大的缺点。

王长江分析认为，解决制度反腐的困境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顶层设计需要加强。“权力本身是有强大的腐蚀力的，只有加强顶层设计才能管住权力，否则就会按下葫芦起来瓢”;二是国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只是使得制度运行不流畅，更重要的是还会使既得利益沉淀和固化，进而阻碍制度的执行”;三是约束的主体应该更加多元化，“不是光靠一个部门来约束。应该让社会更多参与进来。”

除反腐制度建设外，代表和委员还关注今后反腐败走势，“估计会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一位代表分析说。

3月8日下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表示，将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修订行政监察法。

此前，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从中央层面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不久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提出，将积极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时，检察机关将围绕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积极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对于反腐败国家立法，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周光权看来，“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已具备。”

今年，周光权特意准备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议案”，以四千多字的篇幅来进行详细的立法分析。

周光权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这份议案不是针对某一部法律，而是针对反腐败的配套立法，也即制定一个法律群。“反腐败的国家立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有一整套的立法。比如说会涉及财产申报、领导干部重要事项报告，还涉及到处罚和教育挽救等等一系列的法律。”

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像周光权这样的代表和委员，呼吁尽快进行反腐败国家立法。“法治反腐已成为社会共识，应以法治方式加强和推进反腐败各项工作。”周光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