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罚怎能“不讲理”？

特约撰稿人 罗书平

一起极为平常的醉酒驾驶案件，为何能引起关于刑事审判中如何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大讨论？

今年10月，浙江省仙居县人民法院判处一起认罪认罚的危险驾驶案，由于一审判决未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被二审法院改判纠正。

此案在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其中一篇题为《一起认罪认罚从宽案，法院无故不采纳量刑建议，检察院抗诉成功》的文章最有代表性，并被铺天盖地转发和评论。几乎是异口同声指责一审法院不采纳“量刑建议”的违法判决，点赞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依法抗诉”，表扬二审法院有错必纠的终审判决。

笔者在发表不同意见之前，按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决定先还原事实本身。

回溯“始末缘由”

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该案一、二审判决书显示：今年4月，蔡某酒后驾驶小型客车与另外一辆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后经鉴定，蔡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94m g/100m l。经事故责任认定，蔡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蔡某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同意县检察院提出的“拘役二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6000元”的量刑建议并在具结书上自愿签字。提起公诉后，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蔡某构成危险驾驶罪，但没有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拘役三个月十日，并处罚金8000元。为此，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无故没有采纳量刑建议，系适用法律错误，提出抗诉。台州市中级法院经二审审理后认为，一审程序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不属于明显不当，根据法律规定，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遂改判蔡某拘役二个月十五日，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

并非“照单全收”

这么一起极为平常的醉酒驾驶案件，就基于一审法院“拘役三个月十天”的判决结果未采纳检察院“拘役二个月十五天”的量刑建议，就引发了案件的法律适用和法检两院应当如何行使司法权的“争论”！

好在这个“争论”延续的时间不长，10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而且在同日出刊的《人民法院报》“大法官讲台”栏目，隆重推出最高人民法院二级大法官胡云腾的署名文章《正确把握认罪认罚从宽 保证严格公正高效司法》。法学界和司法界的视角转到了对胡云腾大法官这篇似乎“有来头”的文章上！甚至不少媒体转发时，在标题上大做文章，如“法院对‘认罪认罚’量刑建议不是‘照单全收’”，云云。

其实，所谓“照单全收”之说，只是沿袭了“标题党”的惯用伎俩——不过其基本事实仍源于文章中关于人民法院“依法审查量刑建议是否适当”的观点。

文章中，胡云腾认为：按最高司法机关办理认罪认罚案件《试点办法》，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量刑建议“除法定情形外，人民法院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这里的“一般应当”体现了对“合意”的尊重，但不是“照单全收”。为此，胡云腾主张“法院对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以及协商过程仍要严格审查，发现量刑建议存在明显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违反类案同判和法律统一适用、悖离司法公正或者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观念、违背一般司法认知等明显不当情形的，要告知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并说明理由，检察机关不调整或者调整后的量刑建议，法院仍感到不适当的，应当依法作出公正判决”。

显然，胡云腾有关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一般应当采纳”但“不是照单全收”的观点，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肯定！并认为这也许是对前述案件引发讨论的一个回应！

胡云腾针对“如何对待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的上诉权”问题，作出了一针见血的论述：个别办案机关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做法，有的以“抗诉”对抗“上诉”，即在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下，因被告人上诉而提出抗诉。还有的以“抗诉”代替“上诉”，即在法院未采纳量刑建议依法作出判决，但被告人未上诉的情况下，提起抗诉。前者反映出个别办案机关不能容忍被告人反悔的心态，后者反映出不能正确对待法院依法判决的心态。无论是哪一种心态，都应当调整，要正确对待被告人的上诉权和法院的依法裁判权，切不能以“乱抗诉”对待被告人的“乱上诉”。

还要“释法说理”

笔者认为，在仙居县案例中，即使二审法院不“改判纠正”，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也并不意味着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和抗诉理由没有道理！更不等于一审法院的判决书就完美无缺——如此近乎“菜刀打豆腐——两面有光”的说法，并非哗众取宠，夺人眼球，而是基于以下理由：

根据一、二审判决书，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仙居县人民法院作出不采纳检察建议的判决，虽然“没有讲理”以致引发抗诉和二审改判，但严格来说，本案的一审判决其实是既有“事实根据”，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一）对被告人从重处罚有事实根据。一方面，本案被告人并非单纯的“醉驾”，还有两个非常重要且足以影响量刑的情节：一是经检测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294mg/100ml，大大超过了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标准（低于200mg/100ml），以至于交警对其进行酒精呼气测试时，“因被告人蔡某无法完成，将带其至仙居县中医院抽血”；二是醉驾后与另一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损坏的交通事故，经事故责任认定，被告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事实均在一审判决书中作了认定）

（二）未采纳检察院量刑建议并不违法。根据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2018年10月26日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新增的条款规定，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除五种“例外情形”外，“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同时，如果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还可协商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但人民检察院不调整量刑建议，或者调整量刑建议后仍然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由此可见，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一般应当采纳”而非“必须无条件采纳”（即不是“照单全收”）。

遗憾的是，仙居县人民法院的这份判决的制作者居然忽略了这些“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忘记了最高人民法院多年来有关制作刑事诉讼文书的样式要求，更是有违一年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的裁判文书要阐明事理、释明法理的要求，在制作裁判文书时仍沿袭“你告你的，我判我的”传统思路，在对被告人所犯危险驾驶罪作出有悖于检察机关“量刑情节”的判决时，除引用了所适用的刑法条款外，未阐述任何理由，更未“释法说理”，甚至连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时，一并提出的“量刑建议”的具体内容也未据实在判决书上表述，以致一审判决后引发抗诉、最终一审判决被二审改判纠正的后果！——可见，在本案中，仙居县人民法院的未采纳量刑建议的一审判决并非适用法律错误，而只是没有“释法说理”！

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这类“不讲理”和“不会讲理”的判决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制作中顽症的严峻现实，“两院三部”才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重申：

人民法院在审理认罪认罚案件中，不采纳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