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汉字新词的环流看中日文化互动

摘  要：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历史上两国以汉字作为媒介，在文化上形成了密切的联系。时至近代，中日两国为了获取西方文明，创制出了一大批表述新概念、新技术的汉字新词，这些汉字新词在两国语言中互相渗透，形成一股环流，对丰富和发展现代汉字系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汉字文化圈  近代汉字新词  环流  中日文化互动

中图分类号：H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9）04（b）-0216-02

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时至近代，中日两国为了获取西方文明，创制出了一大批表述新概念、新技术的汉字新词，这些汉字新词在两国语言中互相渗透，形成一股环流，对丰富和发展现代汉字系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  早期汉字新词在中国的创制

西方近代术语传人中国，始于明末清初。此时正逢西方海外贸易活动日渐频繁之际，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中国寻求利益，西方传教士为打破对“西方蛮夷”的传统歧视，努力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技成果。他们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原有的汉语词汇不足以涵盖西方文明新概念或是根本没有对应的词汇。所幸，相当一部分来华传教士对汉学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在早期的汉字新词翻译活动中的作用不容低估。鸦片战争以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等人进入中国，用汉语翻译出版《圣经》，出版了第一部英汉词典《华英字典》，在此过程中创造了许多西学汉字新词。利玛窦、庞迪我、艾儒略、龙华民、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西学派知识分子徐光启、李之藻、王微等，在共同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过程中，创制了一大批西学术语的汉语译词，如“热带”“半岛”“几何”“三角形”“化学”等地理用语和科学用语。随着西方近代学术文化在中国的广范围普及，“新术语”便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此外，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为汉字新词的创制與传播付出了艰苦努力。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为代表的经世官员和经世学者开始意识到借鉴西方科技优势来自保的必要性。他们借鉴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技文明以及参照中国的历代史志，编译出版了大量书刊。1839年，林则徐为了了解更多西方舆情以便同英国进行禁烟谈判，在广东组建了第一个官方翻译团队，翻译了如《澳门杂录》《澳门新闻本录》《澳门月报》等一批澳门出版的西方刊物。团队还翻译出版了英国地理学家慕瑞（Mugh Murray） 所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名定为《四洲志》，这是中国首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地理全志。此后，魏源参考《四洲志》及历代史志，并借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美理哥国志略》等书，于1842年完成《海国图志》。1848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问世。在这些系统地梳理介绍西方国家的地理、科技、历史文化、社会舆情的书刊中，大量使用了汉字新词，如铁路（railway）、新闻纸（newspaper）、文学（literature）、公司（company）等。鸦片战争之后，王韬、李善兰等一批中国学者加入西方传教士们成立的墨海书馆，帮助传教士们翻译了大量关于介绍西方物质文明和科学文化等知识的西学书籍，在翻译过程中将自身的汉学功底与翻译技巧精妙结合，从而大幅增强了传教士译述的可读性。尽管这些翻译过来的新词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出现了分化，有些被逐渐发展替代，但它们却促进了一大批汉字新词在中国的普及，为研究探讨近代汉字新词的创制与演变提供了珍贵的语料依据。

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传教士经过艰苦的努力和不懈的尝试，耗费大量精力所创制的汉字新词，不仅促进了人们对近代西方社会的了解，而且在经历对日传播之后，为近代意义上的进一步词汇交融奠定了基础。

2  日本对近代汉字新词在的吸收和再创造

日本自19世纪中叶被“胁迫开国”起，引进和吸收外来科技文化的方向逐渐由中国向欧美转变。为了加快摄取西洋文明的进程，日本吸纳了一系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成果。若要快速普及那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大量涌入的新概念、新事物，日本新知识界的当务之急便是要解决如何表述才能为普罗大众所接受的问题。面对这项重要任务，逐一重建单词的努力似乎无能为力。明治维新时期的翻译家们发现，中国先行翻译完成的大量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书籍，对日本颇具借鉴和参考价值，这便为早期中国创制的汉字新词在日本传播普及提供了契机。1866年，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根据他逗留欧洲的见闻写成《西洋事情》，其中贸易、世界、国政等大量词汇，都引自《智环启蒙塾课初步》等在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此外，清末自中国传入日本的英华辞书汗牛充栋，它们可以称为日本英和字典的原型。在当时的日本，学习和研究西方文化，英华词典这类工具书非常受欢迎。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传教士罗存德的《英华字典》。日本编撰出版的《英日字典》《附音插图英日字汇》《英华和译字典》《增订英华字典》等辞书中，大量吸收了《英华字典》中适合日本的译词。这些字典中所记录的汉字新词，有的在日本被沿用至今。在进入明治时期以后，由江户时代的兰学家所创制的一些译语，也逐渐被汉译洋书中所出现的汉字新词所淘汰，如“舍密”被“化学”、“植学”被“植物学”、“消极”被“阴极”、“积极”被“阳极”、“越历”被“电气”所替代。

日本人在借用吸收中国传入的汉字新词的同时，也创制了大量“和制”汉字词汇，例如“哲学”“形而上学”“进化”等学术用语便是由西周、井上哲次郎、加藤弘之等人创制。但在译介西方先进科技、思想的过程中，日本精英却曾在汉字和拉丁化之间出现过摇摆。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人一边批评汉字和儒学、主张“汉字拉丁化”，一边则不断创造出被称为“和制汉语”的汉字新词，为日本汉字新词增添着活力，这也是当时日本翻译运动中的有趣现象。出现这种情况，主要还是源于汉字的强大生命力。日本翻译家大都保有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浓厚的汉学传统，自幼便浸淫于良好的汉学教育氛围中。汉字本身是具有音、形、义三要素的单音节文字，单字贮藏信息量大、造词灵活性强，具有抽象性与兼容性的特点，翻译时表意能力远超拉丁化文字，便于迅速理解。当时日本发明的“和制汉语”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从中国古典文献中挑选旧词，冠注新的词义，如“文化”“法律”“革命”“自由”“权利”“阶级”“共和”等。另一种则是利用汉字和汉字构词法将汉字加以重新构建，如“物质”“美学”“哲学”“抽象”“代表”等新创的词汇。此外，还有一部分无法采用造词或借词法来翻译的名词，则采用了音译法，如club被翻译成“俱乐部”、gas被翻译成“瓦斯”等。

在中国创制的汉字新词，通过汉译洋书以及英华字典等系列典籍，在日本普及、定格，并与日本学者所创制的汉字译词共同流传下来。这些翻译出来的汉字新词，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初，伴随着一股空前的学习日语、赴日留学的热潮，被大量中国留学生重新带回中国，并在中国获得新生。

3  “和制”汉字新词在中国的传播

明治维新使日本走上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道路，日本成为中国“摄取西洋文化的走廊”。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量日本翻译的西方书籍和日本所著新书被译为中文传入中国。通过对这些书籍加以译介以研究西方形成一股热潮，导致用于译介西学术语的日本“和制”汉字新词大举入华。在吸收日本近代化经验的同时，梁启超、王国维等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从日本学西方，可以事半功倍，对明治时代日本学者翻译西方新语汇、新概念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肯定，并积极推动“和制”汉字新词在华普及。王国维于1905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从中国学术传统角度对“和制”汉字新词入华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他指出：“近来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学语之输入是也”。“周秦之言语，至推译佛典时代，而苦其不足”，于是就有晋、唐时大量外来词语的输人，而现在“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新学语的输入。这实际上是对包括“和制”汉字新词在内的新名词在中国的传播，给予了历史主义的肯定。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日语人才匮乏，引进的日本汉学家毕竟无法做到像严复等人那样“一名之立，旬月踯躅”，因此译介过程中将日文中的汉字语词照搬硬套、滥用外来语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一定冲击。导致张之洞、辜鸿铭、严复、林纾、章太炎等一批中国学者对“和制”新词产生反感、抵制情绪。其实在“和制”汉字新词入华的同时，中国学人也在从事创制译介西学术语新词汇的工作。以张之洞为例，1903年张之洞在京参与制定“癸卯学制”，對来自日本的学科名称进行了彻底改换。将“经济学”改称“理财学”、“法理学”改称“法律原理学”、“铁冶金学”改称“铸铁学”、“法医学”改称“检验医学”、“古文书学”改称“金石文字学”、“理科大学”改称“格致科大学”等，实际上是得其实而弃其名。张之洞虽对“和制”汉字新词颇为反感，但实则其所排拒的日本名词，主要是就“官私文牍”中的“通用名词”而言，而“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主张仍可因其需要“创为新字”。可见，文字的传播与接受， 是一种反复选择的过程。张之洞等“白首老臣”抵拒日本名词之“旧”，也蕴藏着近代国族本位意识觉醒之“新”。其苦心调和新旧、分别名实、兼顾改革诉求与文化本位的精神值得学界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解读。

历经了接受—排斥—创新—再接受的历程，承载着新知识的“和制”汉字新词在中国大量产生并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为近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4  结语

中日两国借助汉字这一工具，不仅共同完成了对西方近代新知识体系的容受，而且还给汉字这一古老的语言本身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推动了东亚文化的进一步繁荣，这一交互影响至今仍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冯天瑜.新语探源[M].上海：中华书局，2005.

[2] 刘凡夫.以汉字为媒介的新词传播——近代中日间词汇交流的研究[M].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①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受容与新生：中日近代汉字新词传播的历史成因解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G037）。

作者简介：龙绚丽（1979—），女，湖北武汉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