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为你修复创伤

本社记者 王涵

>>视觉中国供图

五月的北京，迎来了第一个高温预警，早晨九点多气温已经逼近30摄氏度。

一大早，记者就来到了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差不多八十平方米的空间里，坐着十几位中心的工作人员。狭小的空间里摆满了绿植，一侧的陈列柜里摆着数不清的奖章、奖杯和荣誉证书。

中心由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于1993年共同创办，是全市第一家具有法人资格、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开展专业研究、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专业培训、承办委托、编辑专业刊物为主要工作自负盈亏的社会团体。中心下设综合办公室、“宗老师”工作室、青少部、高校部、心理咨询部五个部门，为全市青少年的权益保护和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敲开涉诉未成年人的心门

2016年开始，北京市开展社会建设专项基金支持项目——“涉诉未成年人心理援助‘心希望’计划”，在北京市高法、团市委等部门的推动下，中心开始为涉诉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其实早在2012年，中心已经自发对涉诉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咨询，此项工作早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涉诉未成年人的心理咨询不同于正常的心理咨询，不同之处在于正常的心理咨询发生在相对封闭的私密空间内，而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咨询一般都发生在法院心理咨询室内，甚至法庭内、看守所内，有的未成年人可能还戴着手铐。中心的心理咨询部主任艾梦瑶对在这样的环境中如何让这些未成年人放下防御，很有自己的一套。

“如果单纯跟孩子聊天的话，这些孩子会有一些阻抗，心理抵触和防御比较重，我会先跟他们介绍自己的身份，撇清自己和案件的关系，从心理的角度帮他们分析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再一步一步引导他们来表达自己。”

据艾梦瑶介绍，在咨询的过程中，有的孩子愿意主动表达自己，有的孩子则不然，咨询师们就会引入心理咨询的手段和技术，比如家庭结构图、意象对话等，最后大多数孩子都能对咨询室敞开心扉。

艾梦瑶遇到过很多涉案的未成年人尤其是被害人，经常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跟家人朋友见面、交谈，甚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几个月不出门。

“这样的孩子真的很让人心疼，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都在尽力帮助他们。”在一次咨询中，艾梦瑶遇到了一个女孩儿，校园欺凌带来的阴影已经伴随她好几个月，她把自己关在黑黢黢的屋子里，不愿意跟外界多接触。艾梦瑶用专业能力和真诚，尝试着和她沟通。

“当我讲到跟她有同样经历的孩子的那种无助、不安和恐惧的时候，女孩儿的眼泪不停地流，甚至泣不成声。之后又跟她说了我们一行人都很关心她，同事们也都纷纷开始跟她讲话，夸奖她。她慢慢开始放松，接纳我们。”从开始的眼神交流，到后来有了言语上的交流，艾梦瑶打开了这个受害少女的心扉。

用有限的时间达到无限的效果

>>“中心”编写的北京市法制副校长培训教材 王涵摄

记者曾经从海淀法院少年庭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多年前，16岁的张某因涉嫌盗窃被起诉到海淀法院。尚秀云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很疑惑，张某在学校成绩名列前茅，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按理说也不缺钱，怎么好好一个孩子忽然就成了盗窃犯呢？通过庭前调查，尚秀云了解到，原来因为父母亲工作忙，疏于监管，张某进入青春期后，开始迷恋武侠小说，崇拜“神偷”“义盗”。于是，就带着三个同学去大学校园里偷东西，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全部分给了家庭困难的同学。原来张某苦于自己的英雄情结无处释放，便模仿电视剧里一个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飞贼，把偷来的东西都分给别人，觉得自己的行为特别英雄。

常言说：“问题孩子是问题家庭的产物。”据中心主任许建农介绍，他们接触过的未成年被告人中，高达98%以上都存在家庭教育缺失的问题，家庭离异或家庭不和睦更是占绝大多数，这些孩子的人生缺乏别人对他们的积极关注和鼓励。遇到问题没有人帮他们解答，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其实每个孩子内心都是善良的，各种外部因素导致了他们的错误行为。我们都是尽所能在有限的时间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鼓励。”艾梦瑶在多年的工作中，深有体会。她也曾遇到过盗窃成瘾被起诉的孩子，父母都外出打工，他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由于长相不好看，经常被人笑话，导致他极度自卑，甚至连抬头看人都不敢。十几岁的他由于没有生存技能，又不能打工，便加入了一个盗窃团伙。没想到，盗窃让他“上瘾”，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

“因为盗窃的过程中没人去看他，盗窃成功后团伙里的人又都在夸他，他从这件事上获得了认同，这是他平时正常生活中所得不到的。”据艾梦瑶介绍，在一两个小时的交谈中，都是由孩子主诉，他们主要聆听，然后帮助他去分析。针对不同的情况，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比如采用意象对话的方式让未成年人跟去世的妈妈对话，通过对话，打开他的心结，把内心的想法和后悔懊恼说给妈妈听；再比如采用空椅子互换的方式，让他们多角色变化，学会换位思考，这些方法都能处理他们的负面情绪，有效地进行正确引导。

“咨询结束时，我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老师我非常感谢你，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说话。’”艾梦瑶说到这里时有点哽咽，“作为心理咨询师，不是要给这些孩子判定他们的做法是错是对。因为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或多或少的伤痛。作为心理咨询工作者，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解开那些心里的结，让他们从伤痛中走出来，避免以后再次陷入到坏情绪里，甚至到不良的发泄途径当中去。”

目前中心进行的涉诉未成年人心理咨询都是通过检察院、法院等执法机关向中心购买服务的方式，对未成年人进行单次心理咨询。虽然很多未成年人呈现出的心理问题较严重，需要进行多次咨询，但项目限制，只能对他们进行一次服务，艾梦瑶对这样的现状很惋惜。

“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帮助孩子接纳他们犯罪的事实，并且帮他们分析自己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同时，会给他们树立一个新的目标。事情已经发生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尤其对未成年人来讲，希望通过这次咨询，能让他们挖掘自身，找到自身的优点和亮点，帮他们重塑信心，甚至找到未来重新生活的起点和目标，这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更有意义，也能对预防再次犯罪起到重要作用。”艾梦瑶解释。

将伤害减少到最小

近几年，未成年性侵案件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这类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长更需要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辅导。

据艾梦瑶介绍，中心也曾经给这样的受害者做过多次咨询。第一次见面时，孩子呈现出的状态跟咨询师想象的完全不同，由于女孩儿母亲去世，咨询师原本以为女孩儿提起母亲会痛苦大哭，她反倒是很冷淡，而且表现得比同龄孩子都懂事一些。一开始，女孩儿也拒绝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吐露给咨询师。咨询师通过沙盘等道具，一次次跟她进行沟通，慢慢地女孩儿和咨询师之间建立起了信任。这是咨询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当关系建立好之后，女孩儿开始吐露自己的想法，除了用言语表达，还掺杂情绪的表达，比如提到母亲会哭泣，咨询师会根据孩子所表达的东西，进行解读和引导。第二阶段一般会持续比较久，占全部咨询次数的一半以上。最后几次咨询，咨询师会尝试抽离，让孩子接受结束咨询关系，教她将来如何去独立生活和思考。

艾梦瑶说：“近些年的性侵案件，被害者年纪普遍偏小，部分可能有智力障碍。对这类案件的咨询，最常用的方法是‘绘画心理’。咨询师拿着画笔，让孩子们通过简单的绘画，来探究事件对孩子的影响。”

艾梦瑶发现，年纪小的孩子，普遍对性侵没有认知，案件本身对他们的影响远远低于大人的想象，可能事件对大人的影响比对孩子的大得多。

“心理咨询就是通过不同个体去呈现，不能单听他们的父母说，父母本身更在意这件事情。其实孩子对性侵伤害没有认知，但是他们从父母的情绪、言语中能感受出来。有些父母一再地跟孩子去讲述事情的始末，让他们回忆，甚至跟被告人一家起冲突，或者事情被邻里知道后所要承受的舆论压力，这些都是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这些间接伤害，可能才是导致这些年纪偏小的受害人心理创伤的因素。所以从某个角度说，不仅被害人需要接受心理咨询，家长同样需要。”艾梦瑶讲述自己的观点。

和性侵案件一样，发案率呈上升趋势的校园暴力案件，也给许多受欺凌的孩子造成了身心上的伤害，有的甚至无法走出欺凌的阴影。孩子是不成熟的，在形成人格的重要时期，独自面对这样的压力和伤害，都可能让他们变得抑郁封闭，甚至有结束生命的念头。

据许建农介绍，现在北京的少年司法工作中，已经将无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的心理咨询都当作一项常规工作，跟他们建立联系的北京市法院、检察院一有涉未成年人案件，就会找中心帮忙，这也是中心多年来扎实、高质量工作打下的基础，是司法机关对中心工作的认可。

“中心”办公室成列的奖杯奖章 王涵摄

中心多年来除了对涉诉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咨询，还开展了一系列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项活动。比如进入社区和学校，开展以校园欺凌、暴力砍杀学生等为主题的法制培训；针对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毒品艾滋病问题，在高校开展蓝色盾牌活动；在职高开展蓝色征途活动、在中小学开展蓝精灵活动，形成纯蓝系列的禁毒志愿者队伍。对涉诉未成年人、留守儿童、特困家庭孩子等特殊群体，在寒暑假开展绘画、心理减压游戏和法制安全的培训。值得一提的是，中心针对不同阶段的青少年易出现的违法犯罪问题，用了半年的时间，编写出了一套规范化、专业化培训教材，供北京市1000多名法治副校长使用。

对涉案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保护工作一直处在探索阶段，因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有的可能因为家庭，有的可能因为学校，有的可能因为社会，有的可能是几者的共同作用，仅仅实施帮教，是远远不够的，可能会忽视涉案背后的复杂性。如今，对涉案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已经慢慢延伸到了心理辅导治疗，如果不能还给孩子一个纯净的环境，我们希望能通过心理治疗修补他们曾经受伤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