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

主论

宜对书面形式与合同成立的规范关系设计新构造

合同原则上自成立时生效。合同的成立是决定合同是否及何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性环节。在对“要约—承诺”缔约模式作出具体规定后，我国合同法还为应采取书面形式或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确立了特别的合同成立规则，如“自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及“一方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系统地看，这些特别规则不仅在法学理论、法律逻辑及规范体系上存在明显缺陷，而且在交易实践中引发合同“倒签”、交易机会主义等不良现象。对合同形式自由与形式强制之间的关系、签字或盖章的规范意义、法定书面形式的构成要件及不遵守书面形式的法律后果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解，是形成立法瑕疵的主要原因。民法典合同编有必要对书面形式与合同成立之间的规范关系设计新的构造。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广新

1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误识

我国证明责任研究长期以来聚焦于证明责任在主体间的分配，而忽略了证明责任分配客体的具体指涉，因此常在现实案件中陷入误区。其实，证明责任并非为解决证据短缺导致的生活事实“模糊不清”，生活事实“模糊不清”亦不宜作证明责任裁判。本质上，证明责任针对的是抽象规范对应具体案件事实的法律适用困境。证明责任的对象应从生活事实重新回归定位为法律要件事实。相应地，证明责任的主观含义应从对生活事实的举证证明，转向作为法律适用核心环节的案件事实与规范要件相连接的归属论证。

——南昌大学法学院教授胡学军

2 我国法院建构与运行的基本模式选择

法官个体本位与法院整体本位是法院建构与运行的两种基本模式。我国法院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对法官个体本位模式的趋从，但宪法制度安排、法院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司法的社会生态、对法官的激励与约束条件以及综合统筹运用审判资源的要求等，都决定了我国法院建构应当坚持法院整体本位。学术界从技术化层面论证的“法官独立”以及以此为核心的法官个体本位，都经不起实践逻辑的检验。法院改革的方向，不应是从法院整体本位转向法官个体本位，而应是从以院庭长为主导的法院整体本位转向以法官为主导的法院整体本位。当前法院的综合配套改革亦应在这一理念下进行，满足并完善法院整体本位所要求的基本要素。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顾培东

3协助决定取代成年监护替代决定

承认心智残疾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协助决定制度，与传统民法否认心智残疾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替代决定制度根本不同。协助决定制度作为21世纪的新制度，广泛应用于两大法系的立法和实践中且获得了积极的效果。我国民间和司法实践也较为丰富。借民法典编纂之机，监护应作为一章增设在婚姻家庭编草案收养章之后，区分儿童监护和成年监护，成年监护又区分监护和协助。成年监护之监护一节应增设最后监护原则和最小监护原则，明确监护和协助的适用顺序，从而逐步架空完全监护的适用并为其废除做准备；应赋予残疾人诉权以保障本人的程序参与；应增加“尊重本人自我决定”作为监护人执行职务的标准；应新设特定监护措施。协助一节应对民法总则第33条进行规范续造，增设持续性代理协议和医疗预先指示的规定。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