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中彼得·海斯勒的多重身份研究

李颖聪

摘 要：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美国密苏里州人，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96年，海斯勒跟随美国“和平队”以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当时还隶属于四川的涪陵，在涪陵师专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时间长达两年。在结束志愿工作回到美国后，海斯勒根据自己在涪陵期间的亲身经历写作《江城》一书，作品一经出版，便大受好评。

关键词：江城 彼得·海斯勒 多重身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6（b）-0202-02

在涪陵，一方面，海斯勒是一个观察者，他以外国人的视角审视周围的人和事，透过细节去探寻事件的本质，从中看到中国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融入者，两年的涪陵生活让他已经把这座长江边的小城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与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同时，他还是一个思考者，他不断从自己的经历中反思中外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及原因。该文主要分三章就《江城》中彼得·海斯勒所扮演的多重身份展开论述。

1 观察者——以外国人的视角观察中国社会

涪陵——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缩影。“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1]”20世纪90年代末，改革开放掀起的巨大潮流早已席卷中国各地，涪陵——这座坐落于长江边，人口约有20万的小城市也不例外。城市里的部分人抓住时机，先富了起来，口袋里的钱多了，生活水平自然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群体，他们是新时代造就的幸运儿，他们应该感谢时代为他们创造出的良好环境，让他们有机会追寻财富，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他们也应该感谢自己，如果不是拥有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以及把握时机的果断，他们绝不会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在涪陵，少数人群抓住机会过上了较为优越的生活，他们摇身一变，从原来的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构成了这座城市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市民群体。而金字塔的下层基础，是占城市总人口比重最大，数量最多的农民群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社会的印记依然很重，重农轻商的观念还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然而，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改变。涪陵就是这样一座处在变化边缘的城市，一方面固守着旧有的传统和文化，另一方面又接受着外部世界带来的新鲜事物，二者相互抗衡，相互交融。

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农村的城市化或城镇化，尤其是农村小城镇的迅速发展，其原因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割和政策上的限制。工业化的进程充分地体现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集贸市场的兴起上，这加速了农村小城镇发展的步伐[2]。涪陵是中国内陆地区无数个农村小城镇自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城市化的缩影。它是普通的，因为它和其他无数小城镇一样，都在经历着由农村到城市的变革；但它又是特别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涪陵地处长江边，历经数千年的发展，江河已与这座城市融为一体，互不分离。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得涪陵成为了最为独特的江城，三峡工程即将在这里动工修建，涪陵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涪陵的城市化與其他中国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各种商铺遍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货物琳琅满目，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路上没有交通信号灯，也就谈不上交通秩序，司机鸣笛的频率很高，一浪盖过一浪。在涪陵，没有自行车，因为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城市里布满石阶，石阶上有商铺、食店，有补鞋匠、剃头匠，有算命先生、牙科医生。还有很多帮人搬运东西的劳工，俗称为“棒棒军”，因他们手拿一根系有绳子的长木棒而得名。“棒棒军”大多是农民，在涪陵周围的山乡里有土地。他们把老婆或兄弟留在家里操持农活，自己来到码头上碰碰挣钱的运气。涪陵的建筑物千篇一律，除了一小片老城区，毫无历史感。这些建筑由于受到工业企业排放的废气污染，外壳十分肮脏，外形一致，毫无特色。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在涪陵十分严重，这是城市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涪陵，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2 融入者——以中国人的方式融入中国生活

从恐惧到随性的进城之旅。最初刚到涪陵的一段时间，海斯勒对于进城感到异常恐惧。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普通话并不好，更何况大部分涪陵人使用四川方言交谈；另一方面，由于涪陵之前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大多数人对外国人十分好奇，每当海斯勒进城，他们总是朝着他大喊大叫，集体围观，尽管这并无恶意，却依然让海斯勒感到苦恼。

转机发生在作者在涪陵生活的第二年。他带的第一批学生毕业离校，迎来了新一届学生，由于有了头一年的上课笔记，他的教学压力小了很多。此外，通过一年的汉语学习，海斯勒的中文能力提高很快，已经能够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日常交流。海斯勒的进城之旅十分有规律，时间行程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上午去南门山，坐在花园里看着这座城市一点点变得活跃起来；周二下午找一位摄影师交谈，然后去公园；周一晚上沿着中山路走上一阵；周日去教堂找李神甫聊天，然后在老城区闲逛一番，到河边看铁匠的劳动过程；最后再去茶馆点一杯茶，和那里的人谈天说地。

仅仅用了一年时间，海斯勒便融入了涪陵的日常生活，对于进城，他从恐惧不安变为随性愉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的改变——他的中文水平有所长进，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即使有时候进城难免遭到种种骚扰，但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在减少。江城很小，人们已经习惯并且乐于看到这个外国人在城市里带着笑容，随处穿梭。再说，海斯勒接受到的善意也早已超过了遇到的麻烦。中国人对外国人可能有些过于苛刻，但他们在急于知道你来自何处时表现出来的耐心、豪爽和好奇又令人难以置信。海斯勒用头一年的时间忍受着中国人对他的苛刻好奇，现在则开始享受起其中的种种乐趣。

3 思考者——从涪陵的经历中反思中外差异

谨言慎行与展示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要有个规范，那就是谨言慎行。无论做事、说话，交往中都不要轻举妄动，头脑不要冲动，要三思而行。饮食起居、穿衣戴帽、坐立姿态以及与人交往处事都要有规范[3]。中国人向来谨言慎行，这似乎成了我们的座右铭，引导着我们如何做人处事。海斯勒在涪陵结交的朋友之一——面馆老板黄小强，在他的身上很能体现这一点。黄小强平时极少谈论政治，他不关心政治，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在中國依旧是个敏感话题，不能随意讨论，否则会带来麻烦。他认为现在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感谢新时代创造的良好环境，无意间使用了“地主”一词来比喻自己的富足生活，可他很快就意识到了用词不当，立马作了一番解释，唯恐祸从口出。海斯勒的中文老师——廖老师，她的身上则有着中国女人的执著和坚韧。廖老师已有身孕，仍然坚持爬上高楼，来到海斯勒的办公室为他辅导中文课程。海斯勒为了方便廖老师出行，提议上课改在廖老师家中进行。然而他的提议遭到廖老师一口回绝，她怕别人说闲话——一个怀孕女人和一个单身男子在家里实在不妥。另外，上课就该在合适的地方进行，不能随意更换地点。因此，哪怕忍受腹痛，忍受爬楼的劳累，她也坚持按时到点上课。廖老师谨言慎行的品质给海斯勒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斯勒更注重自我感受，直来直往是他的性格。在中文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廖老师让他总结一下在涪陵的经历，谈谈体会。海斯勒直言不讳，和老师做了坦诚直接的交流：他谈了自己喜欢涪陵的哪些人和事，喜欢学校的哪些地方，但也明确指出了他不喜欢管理层的某些干部对他另眼相看，不喜欢街上的行人对着他大喊大叫，不喜欢日益严重的城市污染现象。这一次，廖老师没有再与他争论，她知道海斯勒说的是实情，但也没有明显表现出认同，或许她心里是认可的，但她永远不会表现出来，因为她是中国人，而海斯勒只是一个暂时在当地生活迟早将要离开的外国人。

实际上，中国人的谨言慎行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海斯勒的行为方式。在涪陵生活的两年时间，很多东西已经潜移默化地进入了海斯勒的头脑，进而把他变得更像是一个“中国化的外国人”。海斯勒学会了中国人身上的谨言慎行，同时把外国人乐于展示自我的优点进行结合，使他能够自如地穿梭在中外差异之间而不越界。

参考文献

[1] 彼得·海斯勒.江城[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2] 孙颖杰，王姝，邱柳.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特征研究[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09（3）：220-224.

[3] 丁琳.谨言慎行 三思而行[J].老同志之友，2013（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