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法官向当事人“宣誓”

罗书平

写下这个标题后，我就有一种直觉：肯定有人会指责我这里是在危言耸听，不然，为什么要对“宣誓”一词打引号？这不是心虚吗？

但我还是固执己见。请大家先看一份西南地区一个基层法院送达给民事案件被告方的《法官承诺书》影印件。显然，承诺书是法院统一制定的，不过，从最后的签名来看却可以肯定是真的，本案的“承诺人”就是该起健康权纠纷案的主审法官王明天。承诺的内容有四条，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道理”，但关键是最后一句：“如违反以上承诺，你可直接向本院纪检、监察室举报。经纪检监察部门查证属实后，本人愿意接受组织处理。”并留下了“举报监督电话”。

这样的“承诺”，难道不就是一种“宣誓”——就如同当事人和证人在法庭上宣誓，保证不作虚假陈述、不作伪证一样？！

法官的任务是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对具体案件而言，就是审理案件、居中裁判，是审判法庭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为了保证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少国家还规定了“蔑视法庭罪”，对于发生在法官眼皮底下的，诸如法庭上公然辱骂法官、咆哮公堂的行为，法官可以当场对其定罪判刑，而不需要什么公安侦查、检察起诉的环节。我国刑法虽然没有规定“蔑视法庭罪”，但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从法理上讲，对前述行为也是可以囊括其中的。

可是，一旦在开庭前，法官就已经向当事人“宣誓”要公平公正地审理案件，还承诺如果你认为我做不到公正审理的话你还可以去举报，似乎已经心虚了不少。面对绝对不可能做到“胜败皆服”的诉讼案件，面对事实上是难以做到“案结事了”的对立双方，面对咄咄逼人的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法官还能心无旁骛地审理案件，还敢理直气壮地制止辱骂法官、咆哮公堂的行为吗？

我不知道这样的“法官承诺书”是否适用于所有的诉讼案件？特别是不知道对刑事案件的控辩双方是否适用？其实，早在1996年第一次“大修”后的刑事诉讼法，就给法院和法官戴上了一道“紧箍”，在第一审公诉案件审理程序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可由于该法没有对“提出纠正意见”的时间作出界定，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中—度发生争论。

有一个案例很有代表性：某地法院开庭审理—起刑事案件中，公诉人对于辩护律师接二连三的辩护意见似乎有些招架不住了，就一再要求法庭“再次宣读”被告人曾经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审判长则以“已经宣读了三次”为由，拒绝再次宣读，宣布：“要读你自己去读！”公诉人顿时恼羞成怒，厉声宣布：“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在本公诉人开始对法庭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审判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法警！对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依法予以制止！”结果，法庭审判不欢而散。

据说，类似的“公案”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并闹到了京城，两年后，经过“两高”反复协调磋商，最后终于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将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界定为“事后监督”，即“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况，在庭审后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人民法院认为正确的，应当采纳”。这种“和稀泥”的做法，既给法官在法庭上留了一点面子，但也暗示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完全可能发生“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控方“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并非空穴来风。至此，中国司法史上的“当庭监督”才告一段落。

2015年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何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让深化改革成为法官“定心石”》的文章中称，对离职法官群体的调查访谈显示，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压力大、待遇低、保障少，晋升通道狭窄、司法权责不清、职业尊荣感不足。其实，所谓“压力大、待遇低”之类现象由来已久，并不是法官离职的主要原因，而唯独近年来由于“惩治司法腐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之后，导致法官的“职业尊荣感”急剧下降，恐J怕才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现在，发展到有的法官为了迎合社会公众的需要，迫于“惩治司法腐败”的压力，不惜在向诉讼参与人送达起诉状、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一书的时候，还特别送上一份“法官承诺书”。如此一来，坐在审判庭上组织指挥庭审活动的还能叫“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吗？法官还有最起码的职业尊严吗？法官还是正在政法院校深造的莘莘学子向往的职业吗？原本庄严神圣的法庭还开得下去吗？呜呼！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