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学校：为了孩子不再“留守”

刘瑜

被捆绑的户籍+学籍制度

去年，贵州毕节留守儿童兄妹自杀事件发生不久，位于北京市西单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门口坐满了上访的家长，他们高举着“不做留守儿童”“我要上学”等标语来抗议现今的户籍和学籍捆绑制度。这些家长常年在外地打工，为了不让孩子留守家乡，他们多数选择让孩子跟随在身边。然而，现行的户籍学籍制度并不能让他们安心在异地求学。

以北京为例，非京籍的学生很难在北京就学，入学要求家长“五证齐全”，才有接受初审的资格。所谓“五证”，即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即便是达到了严苛的就学要求，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随迁子女被“学籍+户籍”捆绑的政策所困，不得不回到家乡参加高考。然而，陌生的教学方式和教材，成了挡在孩子面前的一道壁垒。

2001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虽明确指出，“坚持以输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但当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很多问题仍然困难重重。

随着地方财政和土地压力增加，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政策很不稳定；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初中后教育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异地高考问题突出。随着特大城市加强对人口规模的控制，从2014年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明显收紧了流动儿童入学政策，高筑门槛，许多适龄儿童被挡在学校门外。

面对种种困难，很多家长不得不放弃奔走，最终还是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一张张被贴上“留守儿童”标签的面孔，一边渴望着与父母相聚，一边又渴望着入校学习。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坐落在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的一个小校园里，教学楼下的橱窗里张贴的一张红色海报显得格外耀眼——喜报：北京昌平临川育人学校（简称“北京临川学校”）迎来首届高考喜讯，我校首届高三毕业生30人，达重点线两人，达本科线以上有11人，占总人数的36.7%，100%的考生超过大专（高职）线以上……这是一份2015年高考的成绩单。

或许，这份“成绩单”对很多学校而言，还远远称不上是“喜报”，但对于没有设立入学门槛，在北京奋斗四年，更换过三次校址刚刚扎下根来的北京临川学校来说，取得如此成绩已经十分不易。当初大多数学生中考连普通高中录取线都达不到，这是他们培养的第一届毕业生给学校带来的最高荣誉。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是著名的“才子之乡”。临川的教育蓬勃发展，是全国第一批“普九达标县”“基础教育先进县”。临川教育成为江西省乃至全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四年前，北京临川学校在北京落地，这所学校是特定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创办，帮助江西籍和其他非北京户籍的家长解决了子女在北京上学难、上优质学校更难和不能“异地高考”带来的后顾之忧，让孩子们告别留守家乡，在北京享受优质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籍在北京经商务工人员超过50万人，他们在北京呈现行业集群化。他们为北京的建设和江西老家的繁荣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对于这些在北京生存发展而又没有北京户籍的江西人来说，他们的孩子就很现实地面临着在北京上学难、在北京高考更是天方夜谭的困局。无奈之际，很多家长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成为留守儿童。这样却又面临一系列困扰：父母不在身边，家庭教育不到位，心理健康受影响，没有父母的照顾随时面临不可预期的危险……

时任江西省抚州市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现任北京临川学校党支部书记的胡雨龙，常常听到周围朋友这样抱怨：“我们在北京打拼、搞企业，也缴纳了税、也缴纳了社保，但是，我们孩子的户口没有办法解决。在北京上学非常难，我们为北京作了贡献，孩子为什么难入学？”

“我们办学的初衷就是为了江西在北京打拼的这个群体。”胡雨龙说，“我搞教育这么多年，知道北京的教育资源是有限的，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这里上学，北京的教育资源满足不了。其次，这个城市的承受能力也承受不了。北京现在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外地人在这里上学很难，如果放开高考北京承受不了，不放开又跟这公平教育不符。放开与不放开都带来很多的问题。”对于现行的政策，胡雨龙表示理解，但同时，他也在找寻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样的矛盾和冲突。

胡雨龙还曾任临川区教育局局长一职，凭着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在北京江西企业商会强有力的支持下，胡雨龙动员在京的几个企业界的成功人士投资，把临川优质的教育资源整合了起来，把流出地的老师、教育品牌、教材、教育理念移植到北京，为流出地孩子服务，最后，他们再回到流出地去参加考试。

“这个是放开和不放开之间的第三条路。”胡雨龙解释，“这样跟北京是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不花政府的一分钱，又给政府分忧解难，又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就是我们用一个实践来解决这个冲突。”在北京这样的异地办校模式，胡雨龙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在探索中前行

四年前，带着很多家长的质疑，临川学校开始了在北京的第一次招生。“孩子能不能参加高考？”“学校的教育水平到底如何？”“如果学校关门了我们的孩子要去哪里？”……质疑声不绝于耳，但除了质疑，家长们更多的还是希望。因为，这所以“非京籍与京籍孩子共同成长的摇篮”为宣传标语的学校，终于让他们的孩子终结了“留守儿童”这个称号。一些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家长，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来上学，多少年父爱母爱的缺失终于得到填补。

而今，胡雨龙告诉记者，2016年的高中毕业生整体水平比去年要高出很多，家长和社会的满意度有了整体的提高，学生对学校的需求量也在逐步增加，生源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去年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顺利参加了江西省高考，他们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了学校。这样的成绩，就像为家长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今年的高考就要来临，学校和家长对孩子们有了更多的期待。

“第一届学生是我们最费心的。”魏媛媛校长提起他们带过的第一届毕业生满是感慨，“第一届学生都是刚办学那年家长从老家接过来的，刚上高一，又换了环境，有的学生很不适应。而且他们很多人在老家做留守儿童时的学习状态很差，基本不读书不上课。”魏媛嫒介绍，刚过来的新生性格迥异，学习成绩参差不齐，有些孩子上课坐不住，总想往外跑。校长和老师们想了很多办法，才把他们的状态调整过来。

“小班化”“军事化”“个性化”“多样化”……很难想象这样的特色教学，会出现在一个民办性质的“异地办学”校园里。学校虽然只有400多名学生，但是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把孩子们的兴趣充分地激发出来。从刚入校只抱着手机不放，到现在能用各种兴趣班填充自己。学生们的改变，让魏媛媛无比欣慰。

“如果没有这所学校，我们就要放弃在北京的事业了。就算赚得再多，我的孩子没法上学，接受不到好的教育，也白费了。有了这所学校，女儿也不用回老家上学了。”江西新余的廖老板在北京做物流生意，近几年生意越做越大，但女儿上学的事情却总是令他头疼。北京临川学校的建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事业还可以继续，女儿也不用留守老家。”廖老板感慨北京临川学校给他解决了大问题。

四年里，北京临川学校得到了江西和北京两地的支持。2014年年底，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朱虹一行莅临北京临川学校考察调研，为学校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研究决定老家来北京临川学校任教的公办教师允许保留编制以及高中生回原籍参加会考等问题；昌平区教委也给北京临川学校提供了很多参加当地教育交流活动的信息和机会，给义务教育阶段的非京籍学生每人每年补助1000元。京赣两地教育部门的支持，让校领导们格外感激。

“假设我们这个模式成功了，这样既不触动当地人的根本利益，也不至于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可以跟随父母上学，这是第三条路，一举多得的。”谈起未来，胡雨龙充满信心，他相信这样的模式可以扎根并发展。“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每一个省市都有不少的孩子跟随父母‘漂泊在北京，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教育品牌。如果能整合过来办学的话，流出地、流入地都将受益。我们这个模式有可能成为解决异地求学、异地高考可供参考的方案之一，至少目前阶段可以成为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一个缓冲地带和过渡措施。”

四年的努力和探索，让北京临川学校的办学之路渐入佳境，方向明朗但前路漫漫，还有更多的事情考验着这个新生力量。国家教育部门对这种“异地办校”的模式莫衷一是，流出地的教育资源+流入地的接纳和支持，放开还是收紧，这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北京临川学校作为一个“先行部队”正在北京试水。

采访当日，胡雨龙还透露了一个好消息。现在的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江西临川，因为，一所为“留守儿童”开办的学校在临川成立。他们正在申请四万平方米的土地，从小学到高中将全部涵盖。一所在北京，是为了“流动儿童”；一所在临川，是为了“留守儿童”。这样的教学理念让人感慨，不管以怎样的形式，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