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标本会说话

蒋珂 李家堂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分别是脊椎动物“从水到陆”和“成功登陆”演化过程的代表，在生物进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研究进化生物学的重要类群。标本可以留住它们生前的特征，便于开展研究让它们“活”过来。让我们一起去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看看吧！

滇螈标本：

留在世上稀有的实体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两栖动物包括蛙类、蟾蜍、大鲵、蝾螈等，爬行动物包括蛇类、龟类、蜥蜴、鳄类等。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两栖爬行动物标本馆（以下简称为标本馆）是专门保藏两栖爬行动物标本，并且开展两栖爬行动物学研究的机构，馆藏两栖爬行动物标本约12万号，位居中国第一、亚洲第二，标本涵盖两栖爬行类物种800余种，占中国已知两栖爬行类物种总数量80%以上。

 標本馆的库区

在标本馆内，有很多珍贵的或者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馆藏标本。例如，标本馆保藏有70余号滇螈（Cynops wolterstorffi）标本，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采自云南昆明的滇池内。滇池及周边湖泊的静水水域曾经是滇螈的主要栖息地，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其种群数量还较多。但随着生境（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被破坏，20世纪80年代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现过滇螈的“身影”。现在，滇螈已被评估为灭绝物种，它也是中国现生两栖动物中唯一被评估为灭绝的物种。因此，馆藏滇螈标本就显得弥足珍贵，是滇螈留在世上稀有的实体。

钊琴湍蛙标本：

致敬科学前辈的方式

标本馆内还保藏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主要奠基人刘承钊（1900—1976）及其夫人胡淑琴（1914—1992）在20世纪30～40年代采集的标本。这些标本见证了老一辈科学家克服千难万险，仍然坚持开展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艰苦岁月。其中，刘承钊和胡淑琴于1938-1940年间，在四川采到“崇安湍蛙”标本并开展研究，并于1941年发表了其生活史研究论文，研究中涉及的标本至今仍然保藏完好。

近80年后，通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四川的“崇安湍蛙”其实不是真正的崇安湍蛙，而是一个新的物种。于是决定用刘承钊和胡淑琴的名字来命名这个新种，我们取他们英文名字（Cheng-Chao Liu和Shu-Chin Hu）的最后一个字“chao”和“chin”合并为新种名称——钊琴湍蛙（Amolops chaochin），以此纪念两位前辈，致敬他们为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所作的奠基性贡献，也让两位前辈以这种形式再次“同框”。

 刘承钊在1939年的标本采集记录（供图/蒋珂）

泛黄的标本记录本

在智能手机和电脑普及之前，研究人员都会用笔和记录本，将标本采集信息详细地记录下来，例如，采集时间、采集地点、海拔高度、气温、水温、生境特点等。标本馆既然拥有近12万号标本，那么标本记录本的数量也相当可观。标本馆保存了20世纪30年代至2000年左右的野外记录本100余册，时间跨度近70年。这些记录本不仅是标本信息的载体，也是了解当时环境、气候、物种种群数量等信息的重要参考。

手绘图：记录两栖爬行动物之美

两栖爬行动物活着的时候大多色彩艳丽，但经过酒精或福尔马林溶液浸泡后则会逐渐褪色，最终趋于呈灰白色。然而，色彩是两栖爬行动物的重要特征。现在，大家用数码相机或者手机，可以轻松拍照，但是在几十年前，要如何存留两栖爬行动物的色彩呢？

标本馆保存了很多两栖爬行动物的手绘图。在没有数码相机，甚至连胶片相机都还是奢侈品的时候，就得靠绘图员的生物绘图技艺来展现两栖爬行动物的美丽色彩。

 宝兴齿蟾成体的点绘图和彩绘图（绘图/王宜生 供图/蒋珂）

两栖爬行动物的手绘图主要为黑白的点绘图以及彩绘图。前者主要是体现某些结构特征，后者则更多是体现色彩特征。例如，有一套由老一辈绘图员王宜生先生（1916-1996年）绘制的宝兴齿蟾（Orelalax popei）手绘图，其中包括有在野外记录的速写草图，主要是快速而准确地记录下宝兴齿蟾活体时各部位的颜色，为后期精绘提供参考;在室内参照标本和野外速写来精绘的蝌蚪、成体的点绘图和彩绘图。

 宝兴齿蟾的野外速写草图，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只绘局部（绘图/王宜生 供图/蒋珂）

手绘图是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但随着相机的普及，加之手绘图技术难度较高等各种原因，如今从事手绘图的人员日益稀缺，手绘图在两栖爬行动物研究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少，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宝兴齿蟾蝌蚪的点绘图和彩绘图（绘图/王宜生 供图/蒋珂）

通过两栖爬行动物标本，我们实现了与死去或者已灭绝动物的“对话”，它们仿佛在告诫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