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教育伦理的思想与实践

杨敏敏

摘要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朱熹在教育的宗旨、功能、途径、教学方法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教育伦理思想。朱熹的教育伦理主张与实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教育伦理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亦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朱熹教育伦理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1 朱熹的教育实践活动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道德实践。朱熹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的学术思想是通过教育活动得以贯彻和推广的。《宋史·道学传》载:“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他的一生直接从事教育活动达40余年。从政的近十年中,每到一处,兴办书院教育,并亲自讲学。南宋书院的发达和理学的盛行与朱熹的贡献密不可分。朱熹将学术与教育相结合,通过从事学校和书院教育活动来传播理学思想。朱熹一生勤勉于兴办书院、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会友辩学、订立学规、编定教材,其丰富的教育实践体现了他教育伦理思想的“知”与“行”。

1.1兴办书院,传道授业

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亲手创建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并亲自升堂讲学。朱熹于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主持兴复白鹿洞书院。通过修建书院房屋、筹措院田、征求图书、聘师执教、招生等,使白鹿洞书院初具规模。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朱熹知潭州后,便在岳麓书院原来的基础上修建、增广学舍至百余间,还亲手书“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于堂,岳麓书院经朱熹修复,大有发展,来学者曾达千人之众。朱熹亲自创办的书院有三所,分别是乾道六年春在建阳寒泉坞其母墓旁修建的寒泉精舍;于淳熙十年在崇安武夷山建的武夷精舍;及于绍熙五年在建阳考亭创建的竹林精舍。竹林精舍后钦命将其改为竹林书院,并由理宗皇帝御书提写。名地学者从游朱熹者甚多,朱熹弟子“得及门者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一共四百八十八人”。豍朱熹不仅重视书院建设,还亲自升堂讲学,传道授业。《朱子年谱》曾这样记述:“先生穷日之力,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已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前来听讲者极众,座不能容”,可见朱熹当时讲学之盛况。

1.2订立学规,编定教材

朱熹在兴复白鹿洞书院后,在总结前人办学规条经验基础上,订立《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提出教养、求学、修身、处事、接物之道。并把讲明义理,道德修身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朱熹也很重视教材的编订,并亲自编写教学用书,注释儒家典籍作为教材。他挑选出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部书作为书院的基本教材,并对这四部书作了简明扼要的注释,即《四书集注》,以后历朝各代都以此书作为官定的教科书。朱熹还曾与吕祖谦合编《近思录》,共辑周敦颐、张载、二程等人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之言,是后世阅读《五经》的必要的阶梯。此外,《诗集注》、《楚辞集注》、《通鉴纲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等,对后世影响也极其巨大。

1.3会友辩学,学术争鸣

南宋与朱熹同时期的理学大师,有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在思想上,他们虽有许多不同观点,但这并不影响他们频繁的学术交往,在私下他们是志同道和的好友。他们在学术上相互批评,相互吸收,曾多次在书院进行学术争辩,首创书院的“讲会”制度。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亲自访问主教岳麓的张栻,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及察识持养之序等问题展开讨论。彼此见解不同,讨论十分热烈,史称“三日夜而不能合”。通过话难相辩,朱熹对张栻“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点亦表赞同,曾叹道:“荷敬夫(张栻)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至幸,至幸!”豎朱张会讲开启湖湘学派与闽学派的交流,对两学派的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朱熹和陆九渊同为南宋哲学界巨匠。朱熹奉行理学,二陆奉行心学,意见有所不合。如在教育学生的观点上,朱熹认为指导学生读书首先要“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陆九渊不同意,认为应该“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淳熙二年(1175),应“东南三贤”之一的理学家吕祖谦之约,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会于鹅湖,就“为学之方”展开激烈辩论。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朱熹邀请不同学派的人在书院集会讲学,促进了古代书院“讲会”制度的形成,开创了我国学术界和谐争鸣之先河。

2 朱熹的教育伦理主张

朱熹的教育伦理思想是在他长期从事教育事业的实践形成的。其丰富的教育实践,一方面是他作为理学大师,传播学术,践行自己道德理想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他不断地形成和完善其理学教育思想的过程。朱熹的教育伦理思想是系统而深刻的。他在教育宗旨、教育功能、教育阶段,修养方法和教学方法上提出的理论,揭示了他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并展示了他的理学伦理观。

2.1“明人伦”的教育宗旨

朱熹的理学,与传统儒学一样,是教人做人的学问。“明人伦”是其教育的根本宗旨。“修己治人”、“内圣外王”的圣贤人格,是其教育的理想人格与目标。

朱熹之所以强调“明人伦”的教育宗旨,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教育制度的腐朽。朱熹认为,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成了科举的附庸,官学培养的是一批为求功名利禄的士子。诚如朱熹所批评,“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豏。朱熹认为这样的教育使得学生们一味追求“记诵、训古、文辞之间”豐,完全违背“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宗旨,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精神人格。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朱熹提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可见,朱熹认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讲明义理”、“明人伦”。

朱熹所强调的“以明人伦为本”的教育宗旨,体现在教育目标上,就是要培养出能够自觉修身养性、遵循道德“天理”的“圣贤”、“醇儒”。他要求所有的求学者:“今之朋友,固有乐闻圣贤之学,而终不能无能去世俗之陋者,无他,只是志不立尔。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豑朱熹肯定,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圣人,有所作为的学者都应尽早立志,成为道德典范的圣人。如何能修成“圣人”呢?朱熹认为圣人并是远离世俗事物的,相反,“圣贤,只是做得人当为底事尽。”豒所以要教人天理伦常,朱熹所推崇的“天理”“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规范,均是教育的内容。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学者学此而已。”豓朱熹将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理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道德作为教育的内容,实质上仍是为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和统治秩序服务的,他宣扬的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教育。

2.2教育的功能在于“复性”

为什么要有教育?因为人性本善,于气禀不齐,以致性不能全,所以需要有教育。朱熹说,“为学乃变化气质耳”豔,他认为教育作用就在于改变人的气质。

在人性论方面,朱熹主张“复性”说,“人性皆善,而其类有善恶之殊者,习气染也。故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豖。他认为宇宙的本体是理—气。人类万物都由于理气的结合而生产,所以各有性,各有气质;性即是理,气质即是气,前者是天地之性,后者是气质之性。人生来就是“心具众理”,一切人所普遍具有的人性,都是天理的赋予。人性本来就是善的,但是气质则有清浊偏全的不同,后天的物欲和私欲蔽障了人心。所以要靠教育和修养来改变人的气质,以至于能够恢复本性,明白天理。所以,人只要能够按“理”行事,遵循“天理”做到“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使自己本有的善性得到正常的培植发展,不受内在气质之欲和外在环境的影响,就可以成就这一完善的人格。按照朱熹的复性说,一切人只要通过道德教育、道德修养均可修成圣贤。所以,教育是恢复人性、提高素质的根本途径。朱熹的“复性”说认为,教育的功能就在于:“革人欲,复天理”。“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豗

2.3“居敬”“穷理”的修养方法

朱熹认为达到“复性”的教育目标的两大途径是居敬和穷理,“学者功夫,唯在居敬二事。”豘唯有通过“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才能达到圣人境界。

朱熹认为,敬是为学修养的立脚处,是圣人第一之要法,是通贯致知、力行、涵养、省察等种种道德修养方法的最基本的修养功夫。“大凡学者,须先领会敬字。敬是立脚处。”豙“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依据。”所谓居敬,就是要求人们保持一种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做到“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整齐严肃”,豛就是正心、诚意、存养收敛的功夫。朱熹说:“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豜居敬,还要求人们心中守住“义理”,对天理要保持内心的敬畏和绝对的服从。

所谓穷理,就是要“穷极事物之理”。“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豝朱熹认为,要能够穷得事物之理,认识天理,就要“格物致知”。即通过对一个个具体事物的认识和研究,来明白天理。穷理要求人们通过道德践履体验和把握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以此作为衡量、区分事物的道德上的是与非、当与不当。换句话说,穷理就是要“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能世故”豞,对封建伦理纲常“推寻究竟的道理”,从本体的高度来提高主体的道德自觉。至于穷理的具体方法,朱熹认为必须以读书为主要手段。“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豟朱熹以为“天下之物莫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简而易知,约而易守,则莫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篇也。”豠要了解是百善恶的标准,要掌握道德行为的具体规范,读圣贤书乃是一条最为便近的道路。

朱熹认为“居敬”和“穷理”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穷。”豣“居敬是穷理之本,穷得明理又是养心之力。”豤“居敬”和“穷理”都是道德修养功夫,“居敬”是正心诚意的道德态度,“穷理”是格物致知,推究事物的道理,并在实践中践履道德规范。可见,只有先摆正“居敬”的学习态度,才能有助于求得更多的新理;因为穷得了新理,才会使居敬的态度日益精密,两者是相互辅佐,不可分割的,只有通过这样的道德修养才能恢复人的本性,明人伦,知天理,修成圣人。

2.4“大学”“小学”的教育阶段划分

朱熹认为整个学校教育应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他说:“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豥。这一分段是以年龄为准而考虑的,他认为8岁至15岁是小学阶段,15岁以后进入大学阶段,“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豦朱熹认为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目标和内容是一致的。他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浅、先后、缓急之殊。”豧还说:“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豨也就是在小学阶段要“学其事”,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上“明其理”。即按照《大学》一书中规定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由此可见,朱熹把教育划分为“学其事”的小学和“明其理”的大学,认为教育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理与事是一贯的,大学所学的即是小学所学的事的理,因而“明其理”是教育的真正目的,这也是他由事至理的教育主张。

2.5“学、问、思、辨、行”的教学方法

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朱熹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方法,并将此定为书院教育的“为学之序”。具体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豩朱熹认为,教育过程的这五个环节,缺一不可,“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豬这五个环节又可分为“知”与“行”即“穷理”与“笃行”两大阶段,其中前四个环节,学、问、思、辨可归为“学而知”的穷理过程。这几个环节是一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由事及理学习过程。博学,是教学的首要步骤,就是要求学者广泛地汲取知识;审问,就是要求学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发现问题,深入学习;所谓慎思,就是要求学者对发现的问题做进一步慎重思考,从而能解决疑难;所谓明辨,就更进一步,是要学者在博学、审问、慎思之后能够分辨真伪,获得正确的认识,这四环是学者“穷理”的过程。而穷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到“行”之中,所以“笃行”是最终,也是重要的一环,朱熹认为,“致知”与“力行”相比,虽然“致知”为先,“力行”为后,但是“力行”要比“致知”更重要。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可见,朱熹非常注重实践,他认为践行道德规范是道德认识、道德修养的最终目的。

3 朱熹教育伦理思想的现代意义

朱熹以理学为主导,通过长达四十余年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丰富且系统的教育伦理思想。虽然有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理论,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是他的道德修养论、教学方法以及注重德育等教育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有着现实启迪作用。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也在不断侵蚀着现代人的心灵。尤其是青年学生在充满诱惑、物质充盈、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倘若缺乏正确引导,极易被金钱奴役,精神空虚,迷失方向,走上歧路。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更有必要加强德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高度重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在教授学生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教育者也要吸取朱熹教育伦理思想中注重“知行同一”的观点,引导学生不但要认识道德,更要在现实生活中履行道德规范,自觉提升自我、完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全面地发展。

朱熹的教育伦理思想与实践,尤为突出的是他注重践行的风格,他以卓绝的教育实践,落实了其教育理念,并培养了一大批传承理学教育主张的传人,形成了理学教育伦理重陶下有“圣贤气象”的儒学群体,成为后世学人景仰和追慕的风范,由此影响了后世的学风、士风乃至民风。朱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治学精神及其淡泊名利、诲人不倦的教育职业精神尤其值得当今教育者的借鉴与学习。教育者的人格和作风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人格才能培养人格,只有灵魂才能塑造灵魂。作为教育者,要像朱熹那样,努力去研究寻找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精神、道德精神,把道德学问落实到修身正己、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上,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敬业奉献,积极自觉地为教育事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