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小确幸”一代的困惑

“啊，我完全承认我老了。”八月午后，和陈文茜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台北巷弄咖啡馆，聊她的新书《树，不在了》，我冷不防地冲着她问了这句话，“你怎么面对老？”她一听，立刻笑开了。

会问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

距离当年书写《文茜半生缘》转眼十五年过去，十五年来，我看着她从政党发言人、“立法委员”到媒体人，在这么长时间中，除非生病，她的容颜几乎是可以停驻于时间之外。然而，她的政治处境乃至心境，都有不算小的起伏，对比台湾十五年的变化，起伏当属正常吧。

我们所经历的台湾，是曾经那么贫穷但却充满希望和机会的台湾，一群菁英迁台，毕生悲欣全用以浇灌这块他们不熟悉的土地，然后，养出了丰硕的经济果实。

我们所经历的台湾，是政治形势大开放，街头运动蓬勃却并未遏止经济成长动能，相反的，就像街头抗争的风风火火，连股市都几乎飙上两万点。爱国奖券还没废，六合彩签赌正风行，这是一个三天一抗议两天一游行的年代，是“台湾钱淹脚目”的年代，是林强高唱“向前行”的年代，也是《时代》杂志称为“贪婪之岛”的年代。

“我们当时太年轻，不知道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标好了价格。”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逼迫台湾进口美国农产品，台币升值，接上全球化浪潮第一棒的台湾，幸也不幸。幸运的是这些街头抗争的人进了立院当立委，步入政坛成英雄；不幸的是，其实农民的处境并未改变太多。文茜述说的正是时代反差下的喟叹，当年不明所以也站上了浪头的一辈；此刻年轻人望时代之巨浪而无能为力。

这个世代的年轻人以日本语汇创造自己的“小确幸”，文茜深不以为然反问，“小确幸，怎么是现在年轻人拥有的呢？错了，是我们那个年代才可能拥有的。”那个年代，“文字好可能成为龙应台，现在只能成为台应龙！”年轻人努不努力是一回事，但是，任何年代都该给年轻人一个希望和可能。文茜在新书中写了一个月薪四万台币的年轻女孩，不要说买房子，她连几年后能加薪到五万都不敢奢想，遑论其他22K的年轻人。

时代到底能给年轻人多少希望？二十七年前进入社会，不到十年，我已是方面主管，薪水岂止三级跳；二十七年后，我的儿子都要进入社会了，薪水与我当年相距不远，十年后他能否达到自己企求的成就？谁都不敢说，只能安慰孩子，无论如何得咬牙拚过来。

有孩子的我未敢多言，避免给孩子太大压力，没有孩子的文茜，却如此疼惜且急切地与年轻人对话，隐匿在她心底最重要的潜台词却是，“我们的时代，以愤怒为名。我们改变不了全球化的轨迹，各国政府皆俯首称臣；愈愤怒的，反而愈走不远。不如面对这场‘物竞天择的规律，找回强壮自己的肩膀吧。”

文茜这段话讲得真好，“全球化或许留给许多国家的政治地层巨大的裂痕，甚至移动，但寻找答案的方法是把自己从单一一個小点中抽离出来，尝试从历史脉络中理解发生于我们当代的现象，并正确的提出改革方案。”

结论如何？可想而知，“可悲的是，多数国家反而出现回头拥抱‘旧政治的现象，尤其拥抱排他性的‘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并以民粹性质的社会运动煽动渲染，同时敌视外来移民，或攻击其他崛起的经济体……这种愤怒，在我们的时代只会形成更大的灰白与空茫。”

她没有点名，但是，我们身处之地，正在第二波以大陆崛起为主旋律的全球化浪潮中，进退两难，甚至很可能失去了方向。更可怕的是，我们正用着彼此仇恨的“旧政治”手法，既失去方向还加深彼此的伤害。

“这个世界只有一刀切的猪肉，没有一刀切的议题。”陈文茜说的是“青年胡适”与“老年胡适”。青年胡适一刀划向时代，历史从而出现转折；老年胡适主张“多说问题少谈主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时代再回不去了。

此刻，台湾仿佛又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老辈想不清楚也罢，终究是享受过好处，年轻人则不然，“愤怒、抗争、咆哮，或许是一种对全球化不公平的抗议姿态，但若不想清楚时代的意义、时代的趋势，面对的不仅仅是整体论述无能的台湾，而可能是他将失自己未来的一生。”

一声喟叹一本书，陈文茜捐出所有的版税给公益平台，“我们这一辈享受过了，我们都该弯下腰、低下头，把拥有过的彩虹放在山的一角。”她用一本书说一个时代的故事，说的是你我“临老一辈人”的小小心愿：“年轻人，请你听我说一句：即使愤怒也不能停止思考，更不能丧失迈开脚步的勇气。”

夏珍

（曾任《中国时报》总编辑，时报周刊社长，现任风传媒总主笔；曾出版《宋楚瑜中兴纪事》等13本著作）